1917年我在彼得格勒初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当时我刚从“圆形”监狱——敖德萨的政治犯监狱——被释放出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跟我们谈了第二国际的垮台，谈到国际无产阶级力量团结的条件已经成熟，进行一场伟大的斗争即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那时候，俄国境内有二百五十多万战俘——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达尔马戚亚人、波斯尼亚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奥地利人、波兰人、德国人、土耳其人、中国人[1]。各国战俘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一致希望释放，因此彼此关系密切。其中大部分都站到布尔什维克的红旗底下。我们问列宁同志：“您对战俘的革命斗争是什么看法？”列宁的观点便是党的观点，而党正在争取俄国境内的各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反映在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2月17日颁布的法令中。这个法令解放了战俘。俄国境内的外国工人、农民取得了他们阶级弟兄——俄国工人和农民——斗争得来的相同的权利。他们有言论和集会的自由，有进行宣传和文化活动的场所，有出版报纸的条件。我们战俘比之于我们祖国的“自由”的兄弟，享有更多的自由；他们处在统治阶级的压迫之下，苦难深重。
　　有革命思想的战俘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和起义。他们成立了国际纵队，战斗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我也曾转战南北，遍历伏尔加河流域、库兹涅茨克地区、乌拉尔、辛比尔斯克附近、奥伦堡等地。我受战俘联合会的委派，常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有一次，我是同季波尔·萨穆利[2]一起去见他的。
　　在我的记忆中，列宁是个朴实得出奇的人。他在谈话中，总是用字简单明了。谈话时，他微微低下头，似乎望着远处，实际上却是仔细地听着对方的每一句话，聚精会神地眯缝着眼睛，掂量着对方所说的每一个字。他一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飞快地做着记录。列宁在谈话中常常站起来，两手插在裤袋里，在房间里快步踱来踱去。
　　列宁很喜欢在他的讲话里穿插一些玩笑。局势越是艰难困苦，他的玩笑越多，劲头越足。他以此来鼓舞他的听众的信心。我们深信：既然列宁的情绪很好，我们就没有必要提心吊胆，我们只要学他的样，象他那样坚定沉着。但是，如果谈到党和工人阶级的敌人，他就变得很严肃，虽然他在这种场合也爱说些讽刺挖苦的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极其关心普通人的疾苦，不厌其烦。所有的申请他都要看，每一个来访的人他都接见，每一桩申诉他都要听。我们匈牙利人也知道列宁关心一切人。所以，凡是我们自己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统统都要找他，信任他。列宁也总是给我们切实的帮助。
　　1918年我出席了一个会议，列宁同志和斯维尔德洛夫[3]同志也参加了。前战俘的问题主要是由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负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往往征求他的意见，不过也常常要了解我们的看法。他听罢便给我们出主意，这个或那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比较好。他循循善诱，启发我们作出正确的决定，结果看起来好象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列宁在任何问题上都从来不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子，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而是善于说服对方，启发开导。他培养人们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能力。谁一旦同他谈过话，便永远忘不了他。时至今日，列宁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眼前，栩栩如生。同他历次见面时得到的难忘的印象帮助了我，而且也不仅是我，坚持度过了最艰苦的时刻。列宁的形象现在和将来永远活在一切革命者的心中。
　　1918年夏，苏维埃俄国遭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胁。外国干涉军切断了海口，切断了粮食、煤炭、石油的供应。国内伤寒蔓延，饥馑遍野。有二十三个地方掀起了反革命叛乱。8月30日，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列宁号召工人和农民献出全部力量支援前线。“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不是胜利，就是灭亡！”[4]他这样说道。这次群众大会结束后，一个女社会革命党人丧心病狂地谋刺列宁。列宁身负重伤。
　　这次谋刺列宁的滔天罪行发生后，李波尔·萨穆利在俄共（布）匈牙利小组机关报《里阿多报》（《警报》）上发出了战斗的号召。萨穆利号召匈牙利战俘拿起武器，帮助解除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的威胁。萨穆利在号召书中写道：“不是达到既定目标，便是与俄国革命一同灭亡。我们与俄国革命生死与共，休戚相关，我们的一切前途与它联在一起！”
　　当时我们正在红军国际纵队的建制内，在伏尔加河流域同白卫军官匪帮作战。敌人丧心病狂地谋刺列宁的消息传来，使我们心神不宁。我们决心打到最后一颗子弹，打到最后一息，无论如何也要消灭白匪军，推翻伏尔加河流域的社会革命党“政府”。我们想到身负重伤的列宁，下定决心立即解放他的故乡辛比尔斯克市。那时我们部队正离它不远。列宁被刺后十天，我们击溃了卡彼里[5]将军的部队；9月12日，经过激烈的战斗攻克了辛比尔斯克。当天我们给列宁同志发去了这样一个电报：“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复您的故乡，是对您所受的一处伤的回答，为了回答您所受的另一处伤，我们要收复萨马拉！”
　　目今，这份电报收藏在莫斯科列宁博物馆第十室。
　　当天，列宁给第一集团军政委瓦·弗·古比雪夫[6]同志打来了复电：“我的故乡辛比尔斯克的收复，是包扎我的伤口的一条最有效的最好的绷带。我顿时觉得精神极好，力量骤增。我祝贺红军战士的胜利，并代表全体劳动者对他们付出的一切牺牲表示感谢。”[7]
　　列宁的电文曾在彼得格勒红军战士和工人大会上宣读。几天后，列宁病情公报说道：“体温正常，脉搏良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获准办公。”[8]我们得知列宁正在康复，感到无限幸福。
　　我们战斗在伏尔加河流域的红军指战员，记着对列宁许下的诺言，粉碎了卡彼里将军部队疯狂的反攻。匈牙利连一百五十名战士奋战四天四夜，击退了一千五百名白匪的进攻，保住了辛比尔斯克。不久红军部队跟敌人算了账，为了替列宁的第二处伤口报仇，解放了萨马拉。在萨马拉前哨战中，我们国际营同神勇的夏伯阳[9]战士并肩作战。被我们包围的社会革命党部队和白匪部队丧魂落魄地逃进城里。社会革命党“政府”成员已经上了火车，可是没有逃成：被击溃的部队急着逃往西伯利亚，把他们连行李一起统统扔出车厢。社会革命党的“部长”们不得不各想各的法了，或是步行，或是骑自行车逃命。城里的工人也起义了，不久他们便同进攻的红军部队会师。
　　社会革命党恶棍阴险毒辣的枪弹在列宁身上造成的第二处伤口，红军便是这样回答的。这一对白军的打击，冲破了敌人想扼死苏俄的饥饿包围圈。

　　1955年于布达佩斯
　　载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匈牙利国际主义者》1959年莫斯科军事书籍出版社第266—26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