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斯德哥尔摩遇见了几个老同志和旧相识：沃罗夫斯基[2]、阿克雪里罗德[3]老头等人。我常常因公出差到柏林，便替瓦·瓦·沃罗夫斯基帮了些小忙；他通过我同斯巴达克分子（梯什卡[4]）取得联系。
1917年底布列斯特谈判期间，我被派往战俘交换委员会以及米尔巴赫[5]伯爵（后任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的经济事务委员会。我的任务是专门同布尔什维克政府谈判南俄自岸放行粮食和煤油以输往业遭饥荒的保加利亚。我离开斯德哥尔摩时，沃罗夫斯基交给我一项任务：会见当时是斯巴达克分子的爱德华·富克斯[6]，并告诉他，我正要到彼得格勒去。富克斯先让我同若干斯巴达克分子见面，然后又安排我同梯什卡及梅林[7]会晤。他们俩，我早在1910年就已经认识了。这次见面，梅林很审慎，只托我向“俄国同志”问候。梯什卡却相反，向我大谈特谈德国“国际主义者”的斗争有困难，俄国的溃败[8]促使德国的好战情绪大大增长。他要我把这种情况转告列宁。
记得我在斯莫尔尼宫初次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面时，我谈的同梯什卡和梅林碰头的情形，使他相当不愉快。他甚至不愿相信，再三问我：“是这样说的：‘国际主义者’的斗争有困难？”
我记不清是不是梅林劝我同考茨基见面的，反正我动身赴彼得格勒前，同“独立派”碰过几回头。有一次是在哈阿兹[9]的寓所，他们的中央委员全体到场。考茨基当时坚持要我告诉列宁，叫他别指望德国会有什么革命的援助。“德国人民不是革命的人民。国内局势不会比目前更糟了，然而人民还是赞成战争，充当好战的统治阶级的尾巴。请俄国人自力更生吧，别幻想德国会有什么援助。”在这次“独立派”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并且托我转告“俄国同志们”。“独立派”还建议俄国人不要同德国媾和，认为德俄两国媾和会更加强德国的黩武主义。
在彼得格勒，我从英国饭店同弗·伊·列宁通了电话。他从斯莫尔尼宫派了一辆车来接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对德国的局势万分关心；问题连珠炮似的接二连三而来。列宁什么都想知道，连细枝末节都要打听。当我代“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问好、尤其是把考茨基的警告转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他一阵冷笑。他把考茨基叫做“老驴子”，把独立派叫做看不到也明白不了德国当前状况的老胆小鬼。我的意见和他不同。我认为德军和中欧联军中发生起义或哗变似乎为期尚远，因为据我的观察，德军的下级士官大量是仕会民主党人，他们自觉自愿地赞成继续战争，并在士兵中鼓舞士气，以免后者丧失对最后胜利的信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极大的说服力答复了我的意见。他说我同考茨基及“独立派”一样是色盲，也看不到德国人民内在的变化。
“德国的革命、军队的起义和人民的饥饿就在他们眼前，而他们这些老脓包老懦夫却诽谤德国人民，说德国人民没有能力进行革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再说道。
列宁这样说，使我十分难为情。我引用了梯什卡的话，想以这个来开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了极为生气。他说，“这个”完全是另一码事，因为“斗争有困难”绝不意味着“不能或者不需要斗争”，今天“有困难”，明天也可能“容易”，十月革命表明了这一点。列宁接着说，如果梯什卡也不相信德国最近会爆发革命，那说明斯巴达克分子同群众没有联系，也看不到民情，也就是看不到德国正处在革命事变的前夕。
因为谈到这些问题，我告诉弗·伊·列宁，德国军界上层中已有许多人不相信战争会胜利结束。我向他举了一个亨奇[10]上校的看法。这个亨奇上校是我在布加勒斯特认识的。他原来是德军某部的军需处长。该部在马尔纳吃了败仗。他被贬谪到布加勒斯特——作为处分，被派到罗马尼亚某军事行政管理机关。亨奇说，马尔纳一仗败后，战争全盘皆输。应该尽快结束战争，不惜任何代价；不然士兵将会自行动手，用他们的办法结束战争。
“瞧这个亨奇，真是个聪明人，比所有的考茨基们和哈阿兹们聪明一千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高兴地大声说道，“您会看到他是对的，而所有那些‘独立派’不过是胆小的兔子！”（德语中兔子一词的读音是“哈阿兹”。）
领袖的话确有先见之明。这次谈话后不久，便发生了德国海军士兵的哗变，兵工厂工人举行罢工，一年后爆发了德国革命。记得我在1918年2月离彼得格勒前，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辞行；他以特别满意的心情指出了海军士兵的哗变和罢工，这些事件证实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确脱离士兵群众。就在这次辞行时，弗·伊·列宁有些话托我转告梯什卡同志，目的是提醒德国同志不要忘记：进一步巩固苏维埃政权，不仅是俄国的事，而且，也是一项国际性的首先是德国工人的事业和义务。
记得我曾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愿意帮忙——带封信给梯什卡同志。但弗·伊·列宁以他特有的坦率谢绝了（我毕竟是敌军的军官嘛）；他笑着（以他独有的那种笑法），要我把我答应转告给梯什卡同志的那些话复述一遍。我复述了，并且有个别的字要重复几遍。后来在柏林同梯什卡同志见而时，我明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什么要我复述这些看来很简单很一般的词句，原来梯什卡就根据这些词句来判断我是否说谎，是否我真的见到了列宁，是否真的是列宁托我把这些话转告他。
我当时同列·伊·列宁的几次见面，有几件记忆犹新的事我也想谈一下。
我在斯莫尔尼宫同列宁见了三次面。记不得是哪一次，我告诉他，保加利亚陆军部派我同苏维埃政府谈判从南俄口岸出口粮食输往保加利亚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正面回答。此时恰好有一位赤卫队员给他送来一杯茶、一块黑得没法说、烤得也很差的面包和一小块黄油。列宁让他给我也送杯茶来，请我一起“用饭”。这顿饭，我难咽下肚。我一辈子忘不了我当时的着愧，悔不该提出向“饥饿”的保加利亚输出粮食的问题。
我初次访问斯莫尔尼宫时，由尼·彼·哥尔布诺夫[11]从警卫队长室领我通过三四个岗哨到了弗·伊·列宁的办公室。我一见他面就表示我很奇怪，为什么斯莫尔尼宫这样警卫森严（大门前的广场上停着一辆阴森森的铁甲车，正靠大门放着几尊速射炮，各个大厅的窗口布置着机枪）。列宁笑看，Р、Л不分，回答我说：
“老兄，是革命。您原来想着革命是什么样子的？您以为你们将来发生革命的时候会好一些、温文尔雅一些？”
我记得他接着又补了一句，指着一排放在窗台上的各种各样铁制农具模型自豪地说：
“您瞧，我们不但关心武器，也关心这个。”
我还谈一件事。我有一次到斯莫尔尼宫访问弗·伊·列宁，正碰到立宪民主党人盛加略夫[12]和科科什金[13]被杀[14]。我如今已记不清这次见面的详细情形，对是我记得很清楚，列宁火冒三丈，要当时在斯莫尔尼宫不知担任什么要职的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15]来见他，坚持立即采取措施查明罪犯并予以拘捕；不知又给什么地方打了电话。总之，他特别激动，说明他对立宪民主党人被杀一事极不痛快。在这个乱作一团的时候，我很不自在。发生杀人案的报告一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全副身心都集中到这上面，把我忘得干干净净。这场风暴过去后，他在他办公室的窗子旁边又发现了我，他久久地、严肃地谛视着我，仿佛是在研究我的神情。他想必是明白了我很不自在，知道我由衷地想告诉他，我什么也没有注意到，我无意中看到的情形跟谁也不会说。于是他微笑着谈起了“我们的小伙子”，谈起了革命，提到我没有通行证，出不了斯莫尔尼宫，拿起一片纸给我开了证明，告诉我到下面怎样要汽车回饭店，然后就辻我走了。
这片纸我一直保存到柏林。后来，由于米尔巴赫委员会中保加利亚代表团头头查普拉什柯夫的密告，我以不经请示并违反上级禁令而与布尔什维克保持“不能容许的来往”的罪名，从斯德哥尔摩被打发回保加利亚。此时我不得不把它销毁了。
载于《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杂志1965年第10期第99—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