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瑞士社会民主党通过它的中央委员会，拒绝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瑞士同志是作为个别地方组织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结束后，瑞士党的执行委员会发表了长篇公开声明，由格雷利希[6]为首的八名委员签名，企图解释它为什么拒绝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除了这个“八人”声明，党的执行委员会内的少数派也同时发表声明，由三名委员（普拉廷、福格尔和斯图德）签名，批判了八人声明，向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致敬。
这两个公开声明揭开了党内拥护和反对齐美尔瓦尔德方针的斗争的序幕。斗争的第一阶段，在阿劳代表大会（1915年11月20—21日）上，以齐美尔瓦尔德派収得相当大的胜利而告终；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格里姆还是同全体齐美尔瓦尔德派站在一起的。需要补充说一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莫·哈利东诺夫[7]同志争取做到了在关于承认齐美尔瓦尔德方针的决议中加进十分尖锐的提法[8]。结果，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如格雷利希、约翰·西格等人，本来已经准备在口头上承认齐美尔瓦尔德方针，在通过哈利东诺夫关于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必要性的提法时，又拒绝承认。
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上显然出现了一个中派，瑞士代表团有一部分倒向了以格里姆为首的中派方面。从此，瑞士党内的斗争大大地尖锐化了。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在宣言中，在口头上承认齐美尔瓦尔德否定社会爱国主义的立场，而是要在瑞士日常活动的实践中同瑞士社会民族主义者的社会爱国主义作斗争。瑞士的社会民族主义者，不仅包括那些连同他们的组织一起进入党内的部分前格留特利派分子[9]，还包括部分社会民主党员。前者在实际活动中，在立法机构内奉行一条社会爱国主义路线；后者在口头上宣布同德国的谢德曼[10]派脱离关系，事实上，在瑞士政治生活中同谢德曼派如出一辙。为了贯彻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决议，在瑞士不得不既反对右翼，又同时要反对中派，也就是罗伯特·格里姆和他的拥护者；他们掩护着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叛变活动。
早在1915年11月的阿劳代表大会上，格里姆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站在一起，赞成承认齐美尔瓦尔德的各项决议，赞成哈利东诺夫同志关于号召积极开展革命斗争的条文。但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以后，格里姆开始领导瑞士党内的中派；这一点，在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代表大会上，当讨论党的财政政策以及军国主义问题时，表现得特别突出。
瑞士党内，迫切需要在所谓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基础上组织一个也同中派分子进行斗争的小组。列宁极其积极地参加了组织这样一个小组。在“Eintracht”[11]和青年团的成员中，有相当多的人自觉地拥护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观点。固然，“Eintracht”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它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到1916年底不得不消散在苏黎世各区。但这倒对巩固同区级组织的联系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有好处。
这样一来，我们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小组通过我们在“Eintracht”中的同志，同全市党的工人组织，同工会、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都有了联系。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小组中有青年团和妇女组织的领导人，也有前“Eintracht”的成员。我记得有这样几个人：普拉廷、明岑贝尔格[12]、施内夫、里埃格、布赫尔[13]、埃伦博根（妇女组织）、莫茨内（皮革工人联合会领导人）、特罗斯台尔[14]、很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欢迎的工人若夫曼（瑞士人）；在积极参加瑞士工人运动的俄国同志中，有哈利东诺夫、哈利东诺娃、拉狄克[15]等同志。
我们定期开会，一星期一次，地点在小小的工人食堂“Stü ssihof”，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所不远。在会上讨论党的政策中当前最迫切的问题，讨论我们在党的会议上的发言；组织工作方面的问题讨论得也不少。我们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从1916年秋到1917年春），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领导下，开展了几次重大的政治运动。第一次，是在苏黎世党的全市大会上进行市级组织的“夺权”斗争；在台斯（温特图尔城郊）举行的州党代表大会上就“捍卫祖国”的问题争取通过一项决议，以及争取召开瑞士全国特别党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当时有遭到右派破坏的危险。
我们小组开始以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名义印发传单。第一张传单是致工人的，由施内夫执笔，写得很通俗很有鼓动力，印行散发是用我们自己捐助的钱。第二张同第一张一样，经过详细的讨论，由拉狄克同志执笔，题目是关于同中派斗争的必要性[16]。可惜这张传单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没有印行。
有几次会讨论关于军国主义的提纲以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立场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总是十分积极参加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左派（这个小组的名称）的全部活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整个瑞士工人运动很关心。党的全市大会，他几乎每次必到，以瑞士党普通党员的身份出席会议，但从来没有发过言，只有一次例外：1916年10月，在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致了贺词，是用德语读的稿子。或许仅仅是由于用德语的关系，这篇贺词才全文登在大会记录上[17]。
这篇讲话很大部分是谈弗里茨·阿德勒[18]谋刺奥地利大臣施图尔克[19]的恐怖行为，从政治上对它作了评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说是在瑞士党代表大会上发言，却仿佛是在指导奥地利工人，该怎样把恐怖行为同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以免恐怖行为付之东流。
苏黎世州台斯党代表大会为时要通过一项关于军国主义的决议。起草这项决议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普拉廷参与起草的决议草案写了若干附注，谈护国主义问题。这些附注的原稿已在我的文档中找出[20]。使这次州党代表大会通过我们这项决议，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要在瑞士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通过这项决议，先得进行一番斗争，争取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来讨论军国主义问题。
1916年的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代表大会，曾决定召开特别党代表大会来讨论军国主义问题。但1917年1月8日，党的执行委员会发表公告，说是党中央决定特别党代表大会暂缓召开。中央解释它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为了让各州党代表大会发表意见，中央答应在报刊上公布各州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
在发表这个公告的同一号《民权报》上，登载了一个工人愤怒批评这项决疋的简讯。这一则简讯是我们小组的成员施内夫同志写的。他本人是印刷工人，他一知道党中央的决定，马上自行采取了措施——在同号报纸上登载他抗议这项决定的文章。
问题到此并没有解决：第一，需要在各州党代表大会上动员党的力量；第二，要在工人会议上动员。全国特别党代表大会木来应当在2月召开，现在是延期了，并且格里姆也投票赞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致伯尔尼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委员奈恩的公开信就是谈这个问题的。我不知道这封信是否在什么报刊上发表过[21]。但这封信的效果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当第二次决定特别党代表大会在1917年6月召开以后，又有人要再次延期；这时格里姆写了一本小册子反对延期了。不过，他在这本小册子中明显地不赞成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纲领以及台斯党代表大会上多数票通过的决议。然而，这对他并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在1917年6月于伯尔尼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格里姆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他当时正在斯德哥尔摩等待米留可夫[22]批准他去俄国），以多数票通过了左派的决议；这项决议遭到公开的和隐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空前猛烈的反对。
这是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一次巨大的胜利，但在瑞士以外，并没有在政治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瑞士，对自由表达革命思想的统制，由俄国的二月革命把它打破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很大一部分俄国布尔什维克当时已经不在瑞士。第一批积极的布尔什维克已在4月间离开瑞士去俄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了更加广阔更加重要的天地，以实现他的革命思想，发挥他的革命精力。他即使在小小的瑞士，在这个国家微不足道的问题中，也看到了重大的世界性任务的反映和表现；他亲身参加，帮助以明确的方向、充分结合世界革命的基本任务来解决当地的问题。
载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4年第4期第3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