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在“奥里昂”工厂工作。弗拉基米尔到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带着我四岁的儿子罗伯特去他的家里。一路上，我长篇大论地教训罗伯特。我说，列宁是个忙人，不能占他很多时间，要规矩些，等等。
门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来开的。他一看见我们，双手举起罗伯特，大声说道：
“这可没有想到！”
过了几分钟，他们已经成了朋友。这叫我很惊奇，因为罗伯特很怕生，同陌生人混熟要很长时间。这一次，罗伯特不但不怕陌生人，倒是一个劲儿同他胡聊。
我站在一旁考虑着怎么办。我不想让我儿子扫兴；再说，这种休息方式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或许也何好处。可是时间不等人，我担心来不及同列宁讨论我蓄积在胸的问题。
这样过了少说有个把钟头。什么花样他们都想出来玩过了。又是正步走，又是骑马，又是捉迷藏。罗伯特玩得兴高采烈。我们刚一到家，他就奔到他妈跟询，把列宁的事告诉她听。
那一天，我准备好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的，确实没有谈成。倒不全是因为罗伯特。我刚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在哪里工作，他就详详细细地问我厂里工人的情况：工人是哪里来的，是农村的还是城市里的；他们有没有菜园，关心不关心政治。我告诉他，工人基本上是苏黎世的居民。
“啊，那么说，是世袭工人，精通自己的专业，未必种菜园。能不能同他们谈谈党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比方说，谈谈齐美尔瓦尔德[2]或者他们党的领导人。”
“关于齐美尔瓦尔德和他们的社会民主党，苏黎世的工人已经主动问我了，”我答道，“说到他们的专业技能，那您说错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们大多数人技能不高，并且种菜园。我非常奇怪，虽然他们是德国人，可是工作不如法国人。您瞧，我是个保加利亚人，可比他们熟练。是我教他们，不是他们教我。”
“您教他们什么？”
“您知道，制造散热器当然不是件简单的事（当时还不知道用冲压式或传送带方式来制造散热器）；不过，排除试验时发现的故障更复杂。制造一台散热器要三十二个小时，试验一台要二、三十个小时，有时要四十小时。”
“您试验一台要花多少时间？”
“两个小时。”
“这太好了！”
说到这里，我同列宁在苏黎世的第一次见面就结束了。可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常常同他碰头。我好容易等到一周结束，星期天去看他。有时候，我一星期竟去两次。也有的时候他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来看我。
有一次我问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茹尔·盖得[3]变成了沙文主义者，现在他鼓吹一种‘理论’，说是‘房子着火的时候，谁也不会问这所房子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他怎么会成了这样呢？考茨基也有一种经过乔装打扮的沙文主义论点，说什么‘战争本身消弭战争’，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普列汉诺夫现在激烈主张护国主义，宣传‘应当捍卫祖国以免沦入进犯的条顿人之手’。他是怎么变过去的？”
“说到他们，”列宁皱起了眉头，“应当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叛徒。”
“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该怎么办？这三个人可是已经有了威望，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权威呀。在我们保加利亚，不那么容易摆脱他们的影响。必须有真正的革命权威来同他们抗衡。”
“这么办，以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的权威去同他们抗衡吧。您把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把我们关于战争问题的小册子，给您的保加利亚同志们寄去。这儿有我们刚开始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4]，您也给他们寄去。”
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详尽的谈话中解释给我听，要弄明白盖得的社会爱国主义，其实并不复杂。实际上，茹尔·盖得已经成了光杆司令。战争一爆发，他由于脱离了群众，陡然向右转。普列汉诺夫的情况也差不多。他同工人群众，同俄国反对战争的革命的党员，早己失去了联系。说到这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补充了几句，说他很器重普列汉诺夫，很器重普列汉诺夫多年来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高度水平。不过，普列汉诺夫在战争年代变成了护国分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至于考茨基，他曾依据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写过《通往政权之路》，提出通过政治性的大罢工来夺取政权，又在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5]上对左派鞠躬如也，现在成了最最名副其实的变节分子；他在战前鼓吹的，他自己已经统统忘光。
瑞士工人准备建立齐美尔瓦尔德小组的头几步
“你们厂的工人怎么样？我们在齐美尔瓦尔德的立场，您同他们谈过没有？”一个星期夭，我照例去列宁那里，他一见我，就问了我这个问题。
“谈过了，”我答道，“您听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的看法完全正确。有一次您说过，瑞士的工人即使不能发动革命，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和革命积极性至少会对瑞士的受沙文主义毒害的东、西邻国发生影响，使它们清醒过来。我照您的意见同他们谈过，谈得他们眼睛里都要冒出火来了。他们甚至说到举行政治罢工，比方说，象比利时人争取选举权那样。有个工人还提起1905年俄国工人的总罢工。”
“既然这样，您先告诉他们，他们的领导人普拉廷[6]已经赞成罢工。比较年轻的工人对明岑贝尔格[7]很熟悉，您说他也赞成罢工。另外，如果工人愿意谈政治，您号召他们支持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观点。还有，如果办得到的话，您劝他们同法国和德国的工人联系，让法德工人在他们的军队中进行政治鼓动。各交战国的工人，归根到底，应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实现立即媾和、不割地、不赔款的口号。既然瑞士工人现在看清了德法两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解’的后果，他们就应该警惕自己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必须号召寄望于新的、革命的第三国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我的谈话自然要详尽得多；但是，即使从这些短短的记述中也可以看出，列宁从来没有忘记过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不管是俄国的，还是其它任何国家的。
记得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来看我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跟我儿子玩了一会以后，坐到我面前，继续上次我们见面起了头的谈话。
“听我说，现在在你们厂进行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已是该抛弃手工业方式的时候了。第一，您也知道，格里姆[8]和其他的中派分子没有转变到革命的国际主义立场上来。第二，目前士兵在前线上闹事的传闻越来越多。您已经着手首先在我们特别感兴趣的工人中间进行个别宣传。这项工作一定要加强。同时还必须在厂里找出群众信任的、最有威信的领导人。主要是从学会了独立思考、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的普通工人中去找。为了即将召开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9]，要举行代表会议；这些先进工人在代表会议上会投票反对党官僚。”
“戈尔德施坦[10]同志，您要知道，”列宁继续说，“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关于战争和革命问题的方针，他们会觉得很特别。您同他们谈时，他们可能会理解您。可是，如果同他们谈话的也是瑞士人，是他们早就熟悉了的、就在他们旁边的机床上干活、和他们说一样的语言并得到他们的信任的，那么，他们了解并掌握这些方针就要容易得多。这样的人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以前我们努力代替他们；现在已经到必须从他们中间发现领导人的时候了。最能吸引群众的，是普通的工人。
这样做，有双重的好处。第一，您的工作对象变了。过去您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说服那些偶然发现的、您觉得有革命思想的工人。现在，您可以通过这些中间人对所有工人群众发生影响。第二，要提醒那些中间人，他们的责任是发动尽对能广泛的工人群众去对抗党官僚。他们从第二国际领袖们叛变这个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应当灌输给全车间甚至全厂的工人。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周密地组织我们的工作，效果自然要比我们到目前为止取得的成绩大得多。”
怎样更好地同俄国取得联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问我：
“戈尔德施坦同志，您看我们能不能在瓦尔纳住下来？”
“怎么不能？我们的宪法同比利时一样。有同样的条件，您照样可以住在保加利亚，在那里进行工作，当然是要在资产阶级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俄国常有轮船去保加利亚不？”
“常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陡地目光一闪。
“你看呢，”他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还是就这么办？战争时期，谈不上住在加里西亚。至于瓦尔纳，我看倒不错。那里显然还有一些关系保存了下来。而且，就象罗曼·阿夫拉莫夫[11]说的，在保加利亚，前线的崩溃要比在奥地利快。记得不，李维诺夫[12]从那里转运武器是多么顺利！我们也从瓦尔纳转寄过几期《火星报》。戈尔德施坦同志也谈过，我们有些地下同志到了那个港口。对，把希望寄托在瓦尔纳，要比考虑其它地点现实。戈尔德施坦同志，如果可能的话，您也应当回到保加利亚。在外国，当地的语言说不好，很难在群众中做工作。”
列宁对于怎样把他同俄国的联系安排得更可靠，考虑得很多。远离祖国，总是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焦急不安。
列宁关于战争和革命的报告
我们有一次见面时，列宁问：
“您看值不值得给全体侨民做次报告，谈谈战争和革命？当然，我们要另外起个名字。”
“我看很有必要。关于战争和革命，人们很想听听具有强烈政治性的老实话。最近在侨民食堂，甚至有个孟什维克对我说：‘最好让列宁给我们讲讲话，要不然，真会被整个第二国际卑鄙龌龊透顶的叛变憋死了。’如果连盂什维克在沙文主义的泥潭里都会觉得要憋死，那么，仍然忠于国际主义的同志们又该怎么样呢？”
列宁的报告，预定在夏天的一个星期曰举行，地点是在施比赫尔街附近“艾因特拉赫特”[13]的一间房子。报告前夕，一个当时在政治流亡者中间很出名的女孟什维克，叶丽萨维塔·彼得罗夫娜（“迪姆卡[14]）[15]，想刺一下列宁，说了一句，她自己也没有想到，说得倒是很准。她说：“列宁不可能说别的，无非发表一篇纲领性演说。”
我不打算谈报告的内容。因为报告依据的材料，已见于列宁的经典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6]。大家知道，这部著作是列宁写来公开出版的，所以它的结论不可能表达得很尖锐，但读者自己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列宁在报告中把基本论断阐述得那么朴实，以致在战争和革命问题上的一个中派思想家、爱吵吵嚷嚷的达·波·梁赞诺夫[17]当场叫了起来：
“不能把复杂的历史性问题这样简单化！难道那么简单就能把银行拿过来？”
“那你们去组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吧，”列宁平静地回答，“到那时，夺取银行要比你们想象的容易些、简单些。”
“‘简单化’是解决不了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梁赞诺夫不服输，“你们看，德国的无产阶级没有结束斗争，不得不推迟到战争结束，到战后再找他们的资产阶级算账。”
“等到资产阶级巩固了它在战时摇摇欲坠的地位，”列宁回答梁赞诺夫，“那时就晚了。如果认为‘战争本身消弭战争’，象考茨基那样，那是最有害的欺骗，简直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和革命。”
“考茨基是老革命家，”梁赞诺夫控制不住自己了，大声嚷嚷起来，“他当然不是李卜克内西那样的疯子，到布鲁塞尔工人俱乐部去怂恿工人在战争时期起事。”
“考茨基，”列宁还是那么平静地回答，“该向李卜克内西学习演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波茨坦广场和布鲁塞尔工人俱乐部的演说，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列宁的报告振奋了全体侨民，大大地动员了革命力量。
我们这里也会有喜讯！
1917年初，我们苏黎世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小组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工作。正在酝酿着新的革命高潮。莫斯科的同志来信说道：“我们这里马上也会有喜讯。”西线——法国和德国——不断传来鼓舞人心的消息。这些，后来在巴比塞[18]的《火线》和雷马克[19]的《西线无战事》这两部小说中得到了艺术上的反映。列宁对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了解得总是比別人早。列宁决定，他该给工人群众做一次讲演。
1月9日（新历22日）快到了 。那是标志着俄国第一次革命开始的屠杀彼得堡工人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列宁决定把他的报告放在这一天。
列宁的报告是用德语做的，地点是在苏黎世民众文化馆。[20]
列宁的演讲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听众主要是青年，他们贪婪地谛听着列宁的每一个字。我记得，瑞士各齐美尔瓦尔德小组的领导人赫尔措格[21]和明岑贝尔格屏声息气地听看报告；帕斯卡尔说道：
“这个人是无产阶级的尊严和光荣在人世间的化身。”
当天晚上，赫尔措格重复了两次：
“应当在瑞士创建一个党，象列宁在俄国创建的那样。”
有这种想法的，不是赫尔措格一个人。许多参加了报告会的各国侨民，决心进行斗争，争取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去建党。
第二天，我把这种情绪告诉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他很注意地听完我的话，说道：
“那么说，肯定很快就可以组织第三国际了。”
列宁心心念念想着成立第三国际。
“戈尔德施坦同志，您知道吗，”他说，“除了布拉戈耶夫[22]，谁也没有那么坚决地提出过成立第三国际的问题。第三国际应当恢复第一国际的传统。因为第二国际已经成为行尸走肉，堕落为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国际堕落为叛徒的组织。在那里作威作福的，是那些列诺得尔[23]们、屠拉梯[24]们、谢德曼[25]们、王德威尔得[26]们、格沃兹杰夫[27]们、波特列索夫[28]们以及诸如此类的人。
未来的第三国际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它必须恢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如果俄国无产阶级在街垒战中推翻了沙皇制度，那将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胜利，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开端。
戈尔德施坦同志，您要常常给您的保加利亚同志写信，坚持不懈地说服他们接受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方针。当一切都烂透了的时候，不应当光谈论第二国际的死亡，而要立即成立新的第三国际。这是通往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道路。土壤已经彻底掘松了。在这块土壤上，群众的政治觉悟必定会在我们的旗帜底下以空前的速度迅速成长。”
二月革命
二月革命爆发了。显而易见，如今没有任何力星能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在瑞士；他无论如何要设法返回祖国。
我虽然不想在这个时刻打扰他，但还是瞅机会问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现在该怎么办？我很想到俄国去！”
“戈尔德施坦同志，目前为时尚早。您继续同赫尔措格保持联系。您在你们巴尔干同志中间进行的工作，无论如何不要削弱。想到俄国去的不是您一个。帕斯卡尔来过我这里，也要求到我们俄国去。可是结果会怎么样呢？你们人家都走了，这里的工作会成为一场空。不能这样。您还要考虑到，您的俄语不太好，更不用说帕斯卡尔。这样就不能让你们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也不能让你们做领导工作。我们俄国人在这个时刻应当在祖国；就象你们，如果保加利亚爆发了革命，你们也一定要回到保加利亚。目前，您在这里工作吧。把已经开了头的事情干到底，同赫尔措格和其他同志一起，帮助建立一个革命的瑞士党，然后再考虑到俄国去。我们的胜利对你们会有帮助。为了巴尔干的革命而工作吧。让我们说定，暂时您先留在这里。说妥了？这就好。这个星期我要到绍德封[29]去一趟。我同阿布拉莫维奇[30]谈谈，让他同赫尔措格和其他齐美尔瓦尔德分子联系一下。这样，阿布拉莫维奇回到俄国后，绍德封的瑞士工人可以直接找赫尔措格。”
列宁加紧准备回国。我们在瑞士，原来是在列宁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现在逐渐学会了独立工作。工作很多很重要——创建一个革命的瑞士工人党。每一步都有困难要我们去克服。处于第二国际影响之下的中派思想家，不断跟我们捣乱。他们说，既然可以在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逐步取得多数，为什么又要组织新的党呢？何必要硬干呢？分裂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方法适用于俄国，对瑞士并不合适。最好不要操之过急，一步步来：今天先在思想上同社会民主党人分家，明天同第二国际划清界限，后天再抛弃机会主义的工作方法。
弗·伊·列宁回国的日子临近了。还有一大批俄国政治流亡者要同他一起走。我们当然明白，事情只能是这样，但心里总是很不平静：列宁走后我们怎么办呢？在紧要关头找谁出主意，找谁给我们指示？我最后一个星期天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赫尔措格托我办的第一件事，便是让我同列宁说妥，请他通过书信来领导我们。对这个意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答道：
“你们自己会干得很好的。将来你们作为你们创建的新的革命党的代表，到俄国来参加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吧。”
对列宁的欢送，我们本来打算把它安排成一次革命力量的检阅，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不应该组织欢送。
列宁走后不久，召开了瑞士社会民主党内各齐美尔瓦尔德小组领导大会议。会议向俄国革命致敬，并指出会议把俄国革命看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1918年春，召开了多次齐美尔瓦尔德积极分孑会议。这些在工厂和工人住所举行的会议，讨论了组织新党——共产党——的问题。会议开得热闹非凡。反对瑞士社会民主党分裂的中派，动员了它的一切力量。很长时间都说不上哪种观点会最后胜利。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俄国共产党[31]的消息传来，我们这一边明显地取得了优势。下半年，赫尔措格、许多瑞士同志和若干保加利亚同志，提出立即着手成立瑞士共产党。
看来似乎可以认为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但是，在齐美尔瓦尔德小组占有相当数量的中派不断阻挠。他们不那么力争了，但仍然没有投降。
俄国日内要派个同志来，办理暂留瑞士的侨民回国的事务；我们每天等着他。我受托同他商量一下，怎样加速建立瑞士共产党。到1918年11月1 日或2 日，终于得到了多数票，通过成立瑞士共产党[32]。大量的准备工作，还是1916年在列宁领导下开始的，如今取得了成果。
1918年11月2日，有一批人离开苏黎世去俄国。一共是二百人，包括迪维尔科夫斯基和帕斯卡尔；我也在内，带着妻儿。路上，我们听到德国发生了十一月革命。我们有些人起了一个念头：是不是留在德国参加争取建立工农政权的斗争。这种游移不定，一下子给解决了，因为有命令：谁也不准下车。不得不服从呀！
在莫斯科
一直到第十五天，即11月17日，我们总算到了莫斯科。
起初，我们被安排在波克罗夫斯克修道院住宿。我们开始去找合乎我们专业的工作。帕斯卡尔安排在烟厂。我到莫斯科汽车公司去：那是苏维埃汽车工业的第一家工厂。
我在那里看到了一片令人难受的景象。虽说是新厂，生产并不好。比方说，制造散热器的时间差不多是瑞士工厂的十倍。我决定留在这个厂里工作。
但是我后来怀疑我这样做对不对。我很想用我的经验帮助苏维埃工人。不过，我自己的祖国正在开始翻腾震荡。在这当口，我有没有权利忘掉她？不管我怎么想留在苏俄，我的岗位应该是在保加利亚。
我回到家，在大门口见到一辆汽车。司机问我认不认识戈尔德施坦。
“我就是戈尔德施坦。”
“列宁回志派我来接您。”
我大吃一惊。我虽然很想把建立瑞士共产党的斗争讲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但我有意没有打电话给他，怕打扰他，影响他处理如今落到他肩上的国家大事。然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竟自己打听到我到了俄国，邀请我去看他。
他象往常一样热情真诚地欢迎我。他站起来说：
“啊，我们的保加利亚人！您叫我等了这么长时间，怎么不害臊！您已经到了六天了嘛，一次也不来。您好不？妻子和儿子的身体怎么样？”
我见丽雅·卡舍尔也在列宁那里。话题马上转到了瑞士共产党内的状况。
“喂，那里怎么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道，“统统说出来，不要隐瞒。赫尔措格身体怎样？帕斯卡尔也到俄国来了？为什么他不跟您一起来？齐拉福迪斯、雅柯·沙姆里，还有其他同志，他们都好不？你们俩谁讲，您还是卡舍尔？”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我们都来不及回答。
我们说好，关于建立瑞士共产党的工作，主要由我来讲；如果有必要，卡舍尔再来补充我的介绍。
列宁听我们讲完后说道：
“好吧，谢谢你们。干了一件好事。即使不是什么大事，开头能这样就行了。今天是瑞士共产党：明天，戈尔德施坦同志，您从保加利亚来告诉我们，你们的布拉戈耶夫爷爷做到了把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后天又出现一批其它的共产党。这样下去，我们在1919年就可以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了。
现在谈谈您，戈尔德施坦同志。您准备怎么办？卡舍尔同志要在莫斯科工作，您和帕斯卡尔有什么打算？”
“帕斯卡尔到烟厂工作去了。我决定回到我的祖国去。“
“好，很好，再好也没有了！您不是老想着赶回老家嘛，现在正是回国的时候。看来，革命高潮也正在那里掀起。你们的中央委员基尔科夫和柯拉罗夫[33]到彼得格勒来找过我们。他们去年夏天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并且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呼吁书上签了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谢谢您的好消息。这样说来，我现在更应该在保加利亚。”
“替《真理报》写一两篇文章，谈谈保加利亚的事情[34]，然后再动身。”
载于《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回忆录，1900—1922年）》1963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189—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