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列宁知道过去几个月来中央委员会的发展趋势。他打算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将其纠正过来。可他清楚，自己有可能参加不了大会——他也知道，他随时都有可能退出舞台——于是，他写了封致全党的信，要求在这次大会上宣读。[1] [2]这封信明确警告了目前党内分裂的危险，并试图避免这场危机，信中直接谈到了个人威望的问题。列宁把这封信的内容告知了他的夫人。但她并没有在随后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1923年4月）上宣读这封信。因为尽管列宁的病情严重加剧，完全退出了积极的生活，但医生们向她保证，列宁还有回来的希望。在新一届党代会（1924年5月）上，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势力已经强大到足以违抗列宁的临终遗愿和遗嘱了。党中央委员会以30票对10票，否决了列宁夫人的要求，决定不宣读列宁写给全党的最后一封信。[3]这样一来，为了所谓“列宁主义”的利益，这篇来自列宁笔下最庄严、最慎重的话语，就被统治着俄国共产党的所谓“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4]给隐瞒了。
这封信里是怎样说那些“老布尔什维克”的呢？关于斯大林，信中说他把太多的权力集中在他的手中，并要求把斯大林从党的总书记这一领导职位上调开。信中批评他的性格“太粗暴”了。
关于季诺维埃夫和加米涅夫，信中只说了一件事：“他们在十月的退却不是偶然的。”从他们作为布尔什维克威望的立场上来看，这是列宁对他们说的最具有破坏性的话，当然英国的读者们不会马上看出这点。我的建议是研究一下列宁对于那次“退却”的描述——在俄语中，这个词也可以译为“叛道”——我已经翻译在附录三了。实际上，这种“退却”出现过两次不同时间段。第一次时，列宁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称作“工贼”和“叛徒”；第二次时，列宁把他们称作“信念不坚定的分子”、“动摇分子”、“怀疑分子”、“逃兵”和“被资产阶级吓倒”。第一次“退却”是在十月革命前不久；第二次“退却”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不久。[5]这是在党的生命中最危急的关头中，列宁对他们两个人的评价，现如今都已经被人们普遍遗忘了。当然，他们的能力和威望对列宁来说还是必要的，今后这两人再也没有在任何重大问题上反对他。然而，面对自己随时有可能死亡的情况，列宁认为必须就这一事件提醒一下全党，并宣布：他们上述的行为“不是偶然的”。
列宁在他的遗嘱中还说：“在年轻一代中，最有前途的是布哈林和皮达可夫。”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皮达可夫的赞赏——皮达可夫在整场危机中一直都在支持托洛茨基。信中在赞扬了布哈林后，又做了些非常要命的补充。布哈林的威望约半数源自于他的名声。他的名声源自于他革命式的克已奉公、奉献精神、大无畏的勇气和个人生活的俭朴。他的另一半威望源自于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水平。布哈林写了本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这本书看起来是纯理论性的，可却又如此深奥难懂，让人摸不着头脑，以至于绝大多数人都心悦诚服地承认他完全理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为的就是避免去阅读和研究这本书。但现在，列宁却在信中说：布哈林“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这意味着，他不知道如何运用列宁的思维方法——他只是个经院哲学家。用列宁曾经用过的表述来形容，那就是：“他满脑子都是书”。
在攻击了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威望后，列宁在信的开头写道，虽然托洛茨基“过分自信”，但他是“一位忠诚的革命家”和“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6]
关于这封信，现在存在着大量的谣言，有些甚至将它的内容扩展了好几页。其实这篇文章极为简短，就像列宁的其他涉及个人感情上的谈话一样。列宁知道他所写的每一个字的分量。当他说托洛茨基的错误只是“过分自信”，托洛茨基是“一位忠诚的革命家”时，他知道自己所解释的波拿巴寓言。我把这个词翻译成“杰出的”[7]，这是列宁习惯用来表示最能干、最伟大的意思，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这是他对托洛茨基威望的更直接支持，顺便提一下，列宁对皮达可夫的支持。对于当前统治着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集团，以及他们过度集中的权力，列宁几乎是不可能更加直接的警告他们了。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