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托洛茨基在列宁逝世以后，妄图利用自己的威望，来造就自己登上列宁不想让他担任的领袖地位，这只不过是当今俄国当权者们精心炮制出的神话。单从以下事实——即列宁敦促托洛茨基担任政府首脑，但遭到托洛茨基的拒绝——就已经使这种传说尽失魅力。可它也因此引出了个令人疑惑的问题——为啥托洛茨基要拒绝列宁给予他的崇高地位呢？——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将为你接下来所有的问题给予答案。
　　他的拒绝，是因为他没有任何管用的政治手段。他啥都没有，只能是无可奈何罢了。他又不能出于个人目的去摆布这场棋局，就算是本着最客观的初心要求他去做，他也无能为力。他知道怎样去同敌人战斗，但他不懂如何应付他的朋友，他不懂得驾驭他人。他对此没有一点兴趣，也从没想过这样做。这正是他的最大弱点。
　　托洛茨基如果一开始便作为列宁的替补员登场，那么全党、全世界关于他们的关系，就会得到纠正，半数以上已发生的事就不会发生；当然很明显的是，任何一个想要参与这场权力斗争的人，都会抓住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时机。可他却不能忍受将党内个人权力斗争视作自己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过正常的党内生活。他曾说过：“党内进行思想斗争，并不是要互相排挤，而是要互相促进。”[1]尽管列宁已经退场，可他依旧奉行这一原则，虽然很明显，这早已不是什么真正的思想斗争了。
　　早在列宁退场之初，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在统治着全党的委员会——“政治局”中组建了个反对托洛茨基的集团。在组成权力的方面，托洛茨基一直都占据着少数。他自己也很清楚，就算自己当上了政府首脑，也会无时无刻地受尽阻碍，（据我猜想，他应该是清楚自己不会耍花招和哄骗他人的，他是个天生的指挥官）。除此之外，他还和列宁在“政府计划”的基本问题上存在分歧，（虽然后来列宁对此作出了让步），这就使得问题变得尤为复杂。如果他身处于“三驾马车”的角度——即这是一场争权夺势的斗争，那一切就不会有什么不同。可他却认为就目前来看，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拒绝了列宁提出的让他出任苏维埃政府的首脑，进而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的建议，同老谋深算的野心相比，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老实真让人难以理解。这种奇特的反应——也许是一种矫枉过正的个人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支配着一个单纯的人，这并不能赢得我的赞赏。我认为这是种不幸，但很可惜的是，这些都是事实，全都是他在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也是他总体上的性格。如果你不能理解这种事实与性格，你就没办法解读接下来发生的事了。
　　托洛茨基的这种举动，只不过是在邀请他的敌人们，来完善、巩固他们在党内领导人中形成的反对他的联盟。斯大林——他拥有着托洛茨基所缺乏的全部阴险狡诈，他在党内担任总书记这一关键职务；加上热心配合的季诺维也夫、不情愿的加米涅夫和极易受影响的布哈林；[2]这种情况下，他们通过采取一般读者能够理解的种种微妙手段，着手建立起了个高效的政治机器，以便在党内摄取、掌握全部权力。“托洛茨基是潜在的波拿巴！或者是潜在的丹东！他们一开始便对此有不同看法！”“必须把革命从他的威望所带来的危险中解救出来。”——这便是他们在禁止搞派别活动的党内建立起这台机器的全部理论。[3]
　　这里你可能会犯两个错误：一个是，认为这个派别机器不是为着某种特殊目的，而故意组建的；另一个是，认为它的动机仅仅只是个人野心。毫无疑问，首先这班人渴望于权力，其次他们深信自己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则犯有根本性的错误。他们的这种信念是真诚和深刻的。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托洛茨基无论在是学识方面，还是在智力方面全都是高不可攀；如若他的影响力继续上升，他会不可避免地占据着与列宁相类似的地位。他将有可能成为单一领导者。所以，只要阻挡他的统治，就不会有其他领袖——而只会有一群列宁的老门生，用他们的集体智慧来取代他。完全能理解，任何想要企图取代列宁领导的行为，都会受到长期追随、爱戴列宁的人们的厌恶。就连许多最忠实的托洛茨基崇拜者们也都有所同感。所以，他的敌人可以很容易说服自己，来组成一个反对他的阴谋——可以描述成“波拿巴有限公司”——他们不是在为自己自私的野心服务，而是在为所谓“列宁主义”的真正利益服务。
　　他们确实说服了自己。但这本身就不是客观真实的，所以这又使得他们陷入了最极端的荒谬与前后矛盾。他们甚至还压制列宁本人的著作，以确保“列宁主义”不会因为那些坚持给予托洛茨基日益增长的声望的著作而受到损害。
　　当然，列宁也并没有停止正式向托洛茨基提出他的领袖地位。他仍旧认为托洛茨基是他的最好代表，是党内他的政策的真正捍卫者。在1922年深秋时，尽管列宁的病情已然恶化，但他还是从乡下的家里，一直对着党内发挥着指导性的影响，直到1923年3月，一场彻底的崩溃，使他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在生命的最后一个冬天，当他被迫采取间接行动时，他带着越来越多的焦虑，在三次不同场合请求托洛茨基捍卫他们的共同政策，反对趁他不在时趁机操控局势的那个集团。第一次是针对非常重要的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统治集团通过一项决议，在列宁政策的基本原则上增加额外规定，受到托洛茨基的反对；在与托洛茨基长时间通信后，列宁于1922年12月的一封信里表示，他和托洛茨基“意见完全一致”，[4]并委托托洛茨基在即将召开的党代表会上捍卫他们的共同观点。在1923年4月的那次大会上，托洛茨基提出了个现在已被普遍接受的原则——即对外贸易垄断制是“在资本主义包围圈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专政的支柱之一”。[5]
　　第二次列宁要求托洛茨基维护他们的共同政策，是因为“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变得岌岌可危。那时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正被派往格鲁吉亚，调查一起涉及小型共和国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自治的争端。他们俩的调查不仅没有解决这场争端，反而将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到了1922年12月，列宁一连写下三篇札记，他在里面用了非常严厉的言语，指责他们背弃了他的政策。除此之外，他还说：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我还担心，去高加索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罪行’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6]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
　　我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著作中已经指出过，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
　　因此，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不过是因为施行暴力而伟大，只不过是象杰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
　　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7]

　　正是为了反对这场运动，并在党的大会上进一步检验斯大林与捷尔任斯基的观点所造成的影响，使得列宁转向了托洛茨基。为此，下面这封信的重要意义就显而易见了。这封信写于列宁虽退居于乡野之中，但还在政府中发挥着指导性影响的时候。直至几个星期后，他的旧病复发，这才完全退出了政治生活。
　　
“绝密
　　亲收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如果您由于某种原因不同意，那就请把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您表示不同意。
　　致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礼！

　　列宁”[8]


　　在这封致托洛茨基的信件中，列宁还附上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包括上面我引用的那三个段落。同时他还指示他的秘书写信给时任“政治局”[9]主席加米涅夫。他在信中说，他打算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就民族问题发言；他认为这篇文章非常重要，它的意义非常重大；他授权托洛茨基捍卫他们的共同立场。列宁把这封致加米涅夫的信件，同时抄送给了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立即将列宁的信件、文章以及三份札记送交给了党中央委员会，同时表明他完全赞同列宁的观点。他说，鉴于这些著作的重要性，他给自己抄存了一份。他还说，从给他的信和致加米涅夫的信中可以看出，列宁有意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宣读他的文章；他将等待中央委员会的答复，看看他们是否同意宣读。托洛茨基认为，当前的这种分歧是心照不宣的，他们只不过是想要考虑如何隐藏这篇文章，因此他在党的面前拒绝承担一切责任。
　　列宁认为这篇文章是“头等重要的”，他原打算在党代会上宣读，可这直接攻击了斯大林的威望，同时也相对认可了托洛茨基的威望，于是三驾马车决定在党代会上秘而不宣，为了所谓的“党”的利益去压制这篇文章。
　　在最后的日子里，列宁向托洛茨基发出第三次呼吁，实际上，这是反对党内机器压制他的著作而发出的呼救。这又是对斯大林威望的一次攻击，同时也是对正被这台机器压制着的托洛茨基威望的间接支持。列宁在文章中要求改组一个叫做“工农检查院”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本是由列宁设计，用以加强党对政府的监督，其成员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是一致的。斯大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该委员会的首脑——也就是说，列宁将促使政府遵循科学社会主义路线的任务交给了他。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在长期以来也一直在批评该部门的做法。对于斯大林的威望和以其为主的机器来说，再没有什么是比列宁本人对该部门的攻击更具灾难性了。列宁对该部门的攻击是彻底的、无条件的指责。
　　“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10]

　　当时，已经被捆绑在反托洛茨基机器上的，身为《真理报》编辑的布哈林，拒绝发表列宁的文章。列宁没有在《真理报》上看到自己的文章，他非常激动，并指示他夫人打电话过去，要求必须立刻把那篇文章发表出去。她照做了，并补充说列宁对此感到深深不安。然而，这篇文章依旧没有发表，列宁不得不再次请求托洛茨基为他们的共同观点出面干预。在他的指示下，他的夫人打电话给托洛茨基，说列宁要求他坚持立刻发表这篇文章。托洛茨基遵照列宁的指示去办，考虑到是列宁提出的抗议，于是他提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可是，出席会议的所有人，包括书记们，不仅全都反对列宁提出的政策，而且也反对发表这篇文章。
　　其中有位书记叫古比雪夫，他建议只印一张载有这篇文章的《真理报》，用来专门拿给列宁看，以平息他的不安，同时要对党内隐瞒这篇文章。托洛茨基在列宁威望的支持和对过早丑闻的恐惧下，成功克服了斯大林机器的阻碍，才使得这篇文章得以发表。但是，单从这位“聪明”的书记—古比雪夫，现在已经成为了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1]的这一事实来看，就大致可以判断出列宁提出的政策到底得到多大程度的贯彻了。
　　当然，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们会为他们的行为辩护，说什么列宁呆在乡下长达四个月，完全脱离了实际情况。但是，他们却不能说成这是列宁神志不清的胡话，因为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政治思想，跟列宁写过的任何一篇著作相比，是同样出色非凡的。这篇文章的标题《宁肯少些，但要好些》（“Better Less and Better”），现已成为了共产主义的谚语。[12]在不了解其诞生史的年轻党员们眼中，这篇文章仅仅是苏联政策的里程碑。为了向党内证明托洛茨基与列宁在政策上存有分歧，三驾马车甚至敢引用其中的句子！
　　在随后发生的一起事件里，进一步说明了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政策之间的关系。这起事件所涉及的，恰好还是那位书记兼政要—古比雪夫。有一次政治局正在讨论红军内部的人事变动问题，旨在削弱托洛茨基的实力。托洛茨基直言不讳地对与会者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其真正动机与正式宣布的动机毫不相干。古比雪夫也同样坦率地回答：“我们认为必须同您作斗争，但我们又不能宣布您是敌人；所以我们只能采取这样的办法。”[13] [14]
　　提出蒙骗列宁的是他，提出打击托洛茨基的必要性的还是他，这绝不是偶然的！（后来这个人晋升到党和政府中最重要职位之一）。[15]这点证明了真正的事实与文件证明的东西完全相反——即在列宁最后崩溃的前后，党的统治圈内存在着激烈的冲突；而在这场冲突中，与联合各方力量的胜利集团的刻意宣传相反。托洛茨基背对着墙——没有任何圆滑或政治诡诈的迹象。他捍卫着列宁的政策，反对那些只着眼于未来权力的敌对派别。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友谊从开始到最后，托洛茨基始终扮演着“列宁的大棒”的角色。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