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革命后的《真理报》

小姐

　　《真理报》于1917年3月5日复刊。复刊后的第一号报纸是由康·斯·叶列梅耶夫^[1]领导的很少几个工作人员编辑的，编得很匆忙：材料没有收集好，跟工厂和团队的联系也没有建立起来。这都是后来的事了。复刊后几天，彼得堡的工人们看到了获得再生的《真理报》，都纷纷带着决议、要求，拿着订单，在莫伊卡街简陋的编辑部所在地前面排起队伍来。
　　4日晚，本文作者和安·伊·叶利札罗娃^[2]正在赶写一篇观感：革命头几天的巷战见闻。康斯坦丁·斯切潘诺维奇一面吸着烟斗，一面在写社论。除上面提到的三个人外，从一开始就积极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米·斯·奥里明斯基^[3]、维·米·莫洛托夫^[4]、安德烈同志（叶哥尔·佩拉也夫）和扎哈尔（勃列斯拉夫）^[5]。扎哈尔负责新闻栏。稍后一些参加这一工作的有流放回来的加米涅夫，后来还有斯大林。
　　《真理报》办事处由康·马·施韦德契科夫^[6]和他在编辑部坐的那张桌子组成。3月5日出版的《真理报》复刊号是免费发行的。后来几天，到“办事处”来订购《真理报》的工人排成了长长的队伍，不时可以听到人们嚷嚷着：
　　“喂，来一份我们自己的亲爱的宝贝。”
　　编辑部占了两个房间。小的一间是编辑人员的办公室。后来，从这个房间透过薄薄的隔板经常可以听到伊里奇和他亲密同事的笑声，他们每天都要在编辑部里呆上几个钟点。
　　另一个比较大的房间是秘书室，那里坐着整理稿件的同志、打字员等。
　　印刷所也设在这幢房子里，但在另一个套间内。编辑部还有个小房间，里面没有人办公，编委们通常在这里同来访的同志们进行交谈。来访者，特别是来自前线的来访者人数很多，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许多疑问和怀疑需要解释，还要对今后的工作提出指示性的意见。
　　在这期间，寄到编辑部的前方来信特别多。但那时当然谈不上统计这些来信的数字，因为没有相应的机构（机构小得可怜），然而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这种士兵来信占优势的情况，不仅引起了我们编辑部工作人员的注意，而且引起了《真理报》所有读者的注意，因为不少来信都已见报。大多数士兵在信中都表达了对《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和同情。这些对不同政党以及它们的纲领还分辨不清的士兵之所以向往布尔什维克，主要是因为他们强烈希望尽快摆脱战争，而他们看到，只有《真理报》指出的道路才是唯一的道路。当然，也有骂人的来信。“德国间谍”、“叛徒”等等之类的词语屡见不鲜。这些来信的结尾往往以威胁的口吻说，“正在保卫祖国”的士兵从前线回来以后，就要跟“叛徒们”算帐。随着前方战士开始根据布尔什维克的书刊和《真理报》来判断布尔什维克，骂人的来信逐渐减少了；因为尽管有困难，《真理报》仍然运到了前线。
　　风尘仆仆、面容消瘦的战壕使者有时会闯进编辑部来，他们是受同志们的派遣前来彼得格勒收集书刊，并从有关方面直接了解，应该怎样组织起来等等的。
　　4月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国外回来后，就立即着手抓《真理报》的编辑工作。这是《真理报》最光辉的时期之一。它的立场坚定，观点鲜明，我们的优秀著作家针对当时迫切的问题迅即发表精采的文章，这一切都使报纸办得极为生动。我想，如果我说，人们在任何时候看任何报纸，都不会象看1917年4月到7月这段时间篇幅不大的《真理报》那样兴趣盎然，那是决不会错的。
　　然而周围在嘀嘀咕咕。“正派”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日益增长的仇恨在每一件小事情上都反映出来。例如，我们编辑部的电话是很难接通电话局的。为这件事提出的申请和申诉就象旷野里的呼声一样始终得不到回音。但却不时响起电话铃，我们的同志拿起耳机，听到有人问：“喂，哪里？是《真理报》吗？”又听到电话局的小姐大声叫道：“不，是谎言，不是真理。”她一面喊叫，一面把耳机重重地挂上。《真理报》那幢房子的住户对我们也怀有同样的仇恨，我要说，他们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对待我们编辑部的来访者。来访者请问他们到编辑部怎样走，迎来的必然是不堪入耳的骂人的话。《真理报》社恰好设在紧靠涅瓦大街的莫伊卡街上，根本无法指望住在这条街上的人对布尔什维克抱有好感。当情况特别吃紧的时候，如4月20日至21日举行游行期间，编辑部和印刷所的门口都调来了警卫。有一天晚上伊里奇在编辑部，一位同志跑来劝他离开编辑部，因为敌对分子就在编辑部附近举行游行。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乘坐一辆马车，在一名带枪士兵的护送下离开了编辑部，到住在涅瓦大街3号的一个熟人那里去了。在这个熟人住的套间里有几家住户。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进前室时，迎面跑出来两位小姐，她们没有认出伊里奇（因为室内已经昏暗），直向门口跑去，边跑边喊：“我们去打列宁。”
　　在七月事件时，《真理报》被捣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转入地下。

　　最初载于《工农通讯员》杂志，1925年第4期第5—7贡
　　按玛·伊·乌里扬诺娃：《忆列宁》1966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第2版第61—63页刊印

注　释

^[1] 康斯坦丁·斯捷潘诺维奇·叶列梅耶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Степанович Еремеев，1874年6月6日——1931年1月28日），1893年入伍。1896年加入白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1914年担任《明星报》和《真理报》编辑。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是《真理报》编委会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军事人民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彼得格勒红军总司令。1918年6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社主席。1924—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2] 安娜·伊里尼契娜·叶利扎罗娃—乌里扬诺娃（А́нна Ильи́нична Елиза́рова-Улья́нова，1864年8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列宁的姐姐。1886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并被流放到喀山。1893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4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流亡国外，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89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后来参加了1905年革命。此后曾四次被捕。二月革命后任《真理报》书记。1918—1921年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此后曾担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研究员、《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书记。1935年逝世。
^[3] 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奥里明斯基（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Ольминский，1863年10月3日——1933年5月8日），1879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84年加入民意党。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此后曾在《明星报》《真理报》担任编辑。二月革命后曾担任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报》、彼得格勒《真理报》编辑。同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莫斯科委员会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代表和主席、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曾任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立宪会议议员。1918—1920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1920年发起成立俄共（布）党史委员会。1922—1931年任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主席。1924—1928年任俄共（布）党史委员会主席。1933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4]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1902年参与革命活动。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一战后去莫斯科重建党组织，1915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1916年潜回彼得堡，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俄罗斯局委员。十月革命后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4月在俄共（布）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1年3月在俄共（布）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1928年兼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书记。1930年出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起兼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1941年6月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改任苏联驻蒙古大使。1962年退休。
^[5] 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勃列斯拉夫（Борис Абрамович Бреслав，1882年10月10日——1938年4月21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早年加入崩得，多次被捕和流放。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9年流亡法国。二月革命后在《真理报》工作，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期间任喀琅施塔得第7分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任喀琅施塔得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莫斯科契卡副主席。此后从事二线工作。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6] 康斯坦丁·马特维耶维奇·施韦德契柯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Матве́евич Шве́дчиков，1884—1952），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4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二月革命后任《真理报》出版社负责人。1924—1925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委员。1925—1930年任全俄照相电影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主席。1932—1936年任卫生人民委员会委员。1936—193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储备委员会主席。1939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