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初次见到列宁是在1918年。
　　1918年9月25日，我同布·亚·鲁特格尔斯及两位俄国同志，从美国取道日本到了莫斯科。经过西伯利亚时，惊险百出，历尽艰险。
　　当时，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已被切断，有外国同志自远方来，而且还是经过沦入白匪之手的西伯利亚，是件不寻常的事情。我们受到热诚的欢迎，会昭了加拉罕、契切林[2]以及那时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拉狄克[3]；后来又会晤了红军参谋部的一位同志和几位我在美国时便已认识的俄国同志。
　　在大都会饭店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我作了关于美国、日本和荷兰的报告。
　　稍过不久——确切日期记不得了，只记得列宁被刺后尚未彻底痊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邀我到克里姆林宫去见他。
　　我激动得心砰砰立跳，走进他的房间，见到了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但，才寒暄几句，我就感到他仿佛是个已相识很久的同志。
　　列宁问了几句我对西伯利亚的印象，然后谈到美国。原来他对美国的情形和人物异常了解，其至我都无法一一回答他的问题。每当他发现我对这个或那个问题难以答复，他便不知不觉地转到另一个问题，从我嘴里盘问出许多具体材料和事实。谈话中，主动权自然是完全操在列宁手里，我只是就我能力所及尽量确切地回答问题而已。
　　他问的具体问题，我如今已无法全部记起来，因为我当时没有做笔记，这是很遗憾的事。列宁间的，是关于美国、日本和荷兰的情况。
　　关于美国，谈到莫里斯·希尔奎特[4]和阿尔杰农·李[5]领导的美国社会党的立场，谈到ASP（美国社会党）内部各反对派集团和IWW（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作用。列宁特别关心美国的群众对俄国革命的观感如何。
　　我在美国的活动，是从1915年6月到1918年4月……
　　由于我们同许多俄国同志合作，我们対俄国发生的事件相当了解情况，而因为俄国革命在美国引起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决定同若干俄国同志一道创办“布尔什维克新闻处”。新闻处的任务是从苏俄收集材料，并进行加工，使它们能为报刊采用，包括供资产阶级报刊采用。《列宁演讲集》之为一家资产阶级出版社出版，也是通过我们的帮助……
　　不久，我得到“社会主义宣传同盟”的代表证书，让我代表它参加欧洲可能举行的一切代表大会。我还接受了一项任务——了解清楚：组织红军美国支队有多大的可能，有多大的好处。片山潜[6]同志给我在日本介绍了若干关系。我在东京、横滨，同一些同志谈了几次话，离开日本赴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日本同志托我把他们通过的关于对十月革命态度的决议带往莫斯科（这项决议载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纪录[7]）。
　　经过西伯利亚时，历尽艰险。因为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协约国的唆使下，掀起了捷克斯洛伐克战俘的暴动，国内战争正在西伯利亚狼烟四起。但是我们日本同志的决议居然顺利地穿越了三条战线，到我访问列宁前，已经在《真理报》上发表[8]。
　　列宁问了我几个关于日本的问题；当时日本的运动固然还很弱，但俄国革命引起的欢欣情绪给了它新的推动力。
　　最后谈到荷兰。列宁认识“论坛”派的许多同志；他兴致勃勃地问到哥尔特[9]、潘涅库克[10]、罗兰一霍尔斯特[11]、怀恩科普[12]的工作。列宁很熟悉荷兰党的历史，因为他对荷兰党有不小的影响。人家知道，1909年在荷兰，由于“论坛”反对派（由它的机关报《论坛报》而得名，该报至今仍是荷兰共产党的机关报）反对领袖们（其中鼓出名的是特鲁尔斯特拉[13]和万一科尔[14]）的改良主义政策，发生了分裂……然而必须指出，“论坛”派远非布尔什维克。荷兰社会民主党领导机构内，在许多问题上非常动摇。例如，中央委员拉维斯泰因[15]在中央机关报上公然为……协约国的政策辩护。
　　……到我在克里姆林宫同列宁谈话时，“论坛”派（列宁把它称之为“荷兰学派”）由于宗派主义和机械论观点而引起的错误还没有达到后来的那种程度。列宁当时对于“论坛”派特别是对于哥尔特和潘涅库克今后的理论与实际工作，还寄于很大的希望。
　　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辞的时候，他还特地问了我们住房安排得好不好，一切必需的东西是否齐全，我们还需要些什么；这使我大为惊奇。我当时还不知道列宁虽然担负着国家和党的工作，百忙中经常关心同志们的日常物质需要和其它需要。

二


　　……1919年秋，我于重病痊愈后重返莫斯科；其时，苏俄与世界的联系已全部被切断。由于苏俄遭到封锁，共产国际与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党之间的直接联系非常困难，因而必须在西欧设立拥有特别权力的共产国际执行局。这个执行局应当统筹各国各共产主义党派的活动，在各国开展宣传，筹备代表会议或——如果可能的话——第二次代表大会。
　　按照列宁的意见，荷兰当时被认为是执行局最合适的所在地。我受托向西方的同志们传达关于执行局的指示，并被派参加执行局的工作。
　　我动身的那一天，1919年10月14日，凌晨三时我被邀去见列宁，以便进行最后的磋商。这时，邓尼金[16]正威胁着奥廖尔。我们谈话时，列宁由直通电话同前线通着话，不时被请去听电话。这一夜，局势很严重很令人担心；列宁告诉我，如果图拉沦陷，莫斯科也守不住。他对我说：
　　“如果您在路上听到图拉沦陷，那您可以告诉我们的外国同志们，说我们可能不得不撤到乌拉尔。”
　　谈话时他给了我许多指示，并且给了我许多国外的地址，是我可能用得上的。我记得他给我的，有保尔·列维[17]、富克斯[18]、勃朗斯基一华沙斯基[19]在柏林的地址，有弗兰茨·科里乔纳[20]和已故的卡尔·格律恩贝尔格[21]教授在奥地利的地址，有柳巴尔斯基[22]在意大利的地址，等等。当时，尽管局势严重，他情绪极好，甚至还开了几次玩笑……
　　事态的严重并没有妨碍列宁详细询问我的旅行准备情况，他问是不是已经想尽办法让我的旅行尽可能安全。我告诉他，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机会通过拉脱维亚的国境线；这样他才放了心。然后他又谈到他的荷兰朋友，他希望他们坚决地、顺利地宣传我们的思想。他提到过去，俄国革命者虽然人手不多，却能源源不断地把大量文章和小册子运到俄国，以便在群众中间进行宣传。
　　为了同荷兰保持联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万一联系中断，执行局应自行筹备并召开国际代表会议。
　　最后，我请列宁同志给荷兰同志写了几句问候话。这封问候信我带到了荷兰。列宁在这封信（用德语写的）中谈了苏维埃国家遭到十四国入侵的艰苦处境，以及党作出的最大的努力。接着，列宁谈到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在蓬勃壮大；苏维埃制度——世界史上的一大进步——在各处都已成为工人群众的实际口号。列宁在信的末尾写道，不管怎样，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然要来到。[23]
　　我没有必要强调，这一次我向伊里奇告别，心头别是一番滋味……

三


　　1921年春，我回到莫斯科继续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1918年我任航运总监时便深信：外国工人和专家，如果组织在一起去完成某项单独的任务，他们的工作会取得更大的成绩。那时，我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除了其它，还接触到了库兹涅茨克—乌拉尔联合企业的旧有设计，计划中包括开辟水路交通，把这两个经济地区联接起来。总之，令人十分奇怪，沙皇的部委局署的档案库中竟堆了许许多多的计划；这些计划很大，但从来没有实施过，其中某些计划有各种各样的方案，连最微小的细枝末节都设想到了。往昔，谁也不去关心这些计划的落实，一批设计放旧了，再做一批新的，如此周而复始，没有穷期。
　　1921年我到莫斯科的时候，正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制订了把某些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的计划……成立了租让总委员会，出版了一份大地图，地图上标明了一系列可能租让的企业[24]，其中也有库兹巴斯煤矿区；我作为一个工程师，对它那神话般的宝藏浮想联翩……
　　1921年，莫斯科除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外，还召开了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美国的许多工人，包括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一批人；他们当时希望同共产国际携手。其中有比尔·海伍德[25]和一个叫卡尔韦尔特[26]的人[27]。卡尔韦尔特到莫斯科，也是打算安排美国工人同俄国工人合作。海伍德让我同他碰了头，我们决定在我的提纲的基础上共同行动。
　　我们起先是通过布哈林向列宁介绍这个计划的。列宁委托路·马尔滕斯[28]工程师（现在是技术百科全书的总编辑）和我们一道进一步研究这些计划，并同当时任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的哥尔布诺夫[29]同志商谈。马尔滕斯同志建议我们只限在乌拉尔一地经营，而且企业应是合作制性质的，利润分成。这一点，我们坚决拒绝了；我们坚持企业应是苏维埃国营企业，内部组织有一定的自由。我们在当时的情势下，担心成立企业时以及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遭到官僚主义的干涉，所以要求这个新企业直接隶属于劳动国防委员会（主要是因为列宁是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得干预。
　　这个问题几次列入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议程；每次，我和我的女翻译兼助手勃朗卡·科伦勃利特同志都被邀列席会议。会议是由列宁主持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当时的领导人波格丹诺夫[30]同志坚决反对这个计划。
　　冶金工会对我们的计划也有怀疑，但阿尔乔姆[31]同志领导的矿工工会很支持我们。最后，终于通过了列宁的方案：列宁很关心使协议也能让外国工人满意。在这个问题上，列宁不仅是把这项计划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尝试，而且是把它看作是国际团结的实际表现。起初，根据列宁的建议，劳动国防委员会在1921年6月22日决定组织一个考察队，由我领导，到西伯利亚和乌拉尔考察，实地了解条件并制订具体计划。这次考察是在1921年7月和8月进行的。9月间，设计书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在10月21日的会议上，计划得到批准；然后，在1921年11月22日签订了合同。
　　我记起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未能通过决定，因为列宁想听听马尔滕斯同志的意见，而马尔滕斯当时却远在乌拉尔。在1922年春天以前，本来就没有多少准备时间了，所以我有些神经过敏，抗议延期。列宁当时叫人给我捎来了一张便条，内容大致如下：“亲爱的鲁特格尔斯同志！别激动，一切都很顺利。我不仅向你保证有某种自由，而且保证有充分的自由。”（这是针对企业内部组织和官僚主义的干涉说的；我们在组织企业时最担心的便是官僚主义的干涉。）
　　列宁甚至特地派阿尼克斯特[32]同志来叫我们放心并向我们解释：要作出这一类的决定，需耍一定时间的准备。我们的急躁，当然是出于我们错误地过高估计了我们这项计划的重要性，把它置于劳动国防委员会其它宏伟的任务之上。但列宁善于体贴外国工人的心情，并能以同志式的态度把他们引上正路。
　　除了在劳动国防委员会同列宁见了这几次面而外，有一次是直接在列宁那里正式讨论我们的计划。列宁邀海伍德同志、卡尔韦尔特同志和我去见他[33]。这一次，列宁很少说话，让海伍德和卡尔韦尔特有机会发表他们的看法。他们谈得特别详细。我有些胆怯，因为我担心他们俩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腔调，张大其词，天花乱坠，以致损害了计划。但是列宁很了解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思想体系，而且，他安排这次讨论自然不是为了谈这个问题的。连很爱夸夸其谈的卡尔韦尔特也未能发挥他的“理论”。列宁想了解具体情况：怎样招募参加企业的人？在哪些阶层中招募？我们同有真才实学的工程师、技术员有没有联系？将吸收美国哪些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这项工作？我们打算吸收的美国工人和专家有没有钱（哪怕是少量的钱）作为旅费以及用来支付机器设备？
　　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答复，他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某些工人阶层是有些钱的；并且，我曾有机会亲身体会到美国工人是多么热爱苏维埃俄国，对它是多么感兴趣。此外，当时看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有很大一部分还是能够同共产党人合作的。
　　但是，列宁并没有象海伍德特别是卡尔韦尔特那样抱着过高的希望。这是可以从他相当言简而意赅的意见中清楚地看出来的。他的意见是：在任何情况下，吸收几千名技术熟练、有充分生产经验的工人和专家，对苏俄都必定有好处……
　　列宁并不满足于在口头上指出参加企业的人必须有熟练的技术。还捉出了要求：在纽约挑选人员时要吸收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列宁又亲自规定了四项条件，每个应募的人都必须个别地对这四项条件签字[34]……
　　外国工人在列宁参与下开始的创业工作，在这个工程[35]的初创阶段（这是它最艰难的时期之一），对它作出了一份贡献。
　　列宁认为吸收一批技术熟练、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必定会有好处，这个意见已证明是正确的；目前在苏维埃共和国各地还可以遇见库兹涅茨克煤矿区的老人员，他们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体系中享有光荣的地位。
　　我后来又见过一回列宁，那是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他那著名的演说以后。当他显然已很劳累、离开会场时，在大克里姆林宫的走廊上同我握了手。这是最后一次的握手。

载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杂志1935年第2—3期第85—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