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关于列宁，我主要是从我丈夫[2]那里听说的。我丈夫在俄国当过战俘，由于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3]的帮助，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以后又曾作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代表多次同列宁见过面，谈过话，并且热爱列宁到了舍心忘我的地步。我记得我的丈夫有一次——是在1919年——从莫斯科给我带了一块巧克力，说：“这是列宁同志叫带给你的。”那时我是多么幸福多么骄傲呀！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我被迫离开匈牙利，先到维也纳，然后到了意大利，后来又在柏林住了将近十年。不管我在哪里，最正直最英勇的人、热爱自己祖国的爱国志士，一提起列宁的名字都欢欣鼓舞。在意大利，我看到过房屋和教堂的墙壁上写着口号：“列宁万岁！”——旁边写着：“打倒国王们！”在德国，我因为是画家，人们曾屡次叫我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画像，供众多的集会和节日使用。
1921年，我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代表大会在开会期间出版了一份临时性的报纸[4]，我替该报作画。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代表们唱了各国人民的歌曲，包括我们匈牙利的拉科齐进行曲，很令人感动。我在激动中坐到了通往主席台的阶梯踏级上。坐在那里，整个会场尽收眼底。于是我使开始画画。我一抬头，看见列宁坐在我旁边。我兴奋得再也画不下去了。列宁侧着身，半朝着会场，不知在记什么，字写得很快。后来他向我转过身子，看到了我的画稿。他朝我点点头，但一言不发，继续密切注视着辩论。
主席团发现会场上有许多同志站着，要安排他们坐下。但列宁同志示意不要妨碍代表大会开会，他自己直到休息，一直坐在踏级上。
休息的时候，许多人走到我面前，问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了些什么。我难过地回答说，我激动得一句话也没有向他说出来。休息时，代表们彼此交谈着，我特别清楚地看到感觉到，大家是多么热爱列宁。他一露面，人们便一拥而上，想从近处看看他，听听他回答问题，了解一下他的想法。我发现，只有很少几个人自个儿在说话，大家都想尽量多听听伊里奇的。这时，列宁常常开玩笑，笑起来很感染人。
我永远忘不了克拉拉·蔡特金[5]——德国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来到大会的这一刹那。列宁一见到一位穿着黑色衣服的老妇人步入大厅，马上从主席台上下来，快步走上前去，拥抱她。代表们都站了起来，欢声雷动，有个人唱起了《国际歌》，全场随声应和。克拉拉·蔡特金激动得都哭了。
代表大会继续开着会，我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列宁。他内心充满了多么炽热的激情！这，我以画家的眼睛看得一清二楚。他内心的每一个起伏都反映在他脸部的表情上。他内心世界的活动是多么惊人的强烈！列宁的自制力极强，律己极严。他火热的气质、他疾速的动作与他内在的尊严没有丝亳的才盾。这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的尊严！
代表大会后我又见过一次列宁。我那时在国立高等美工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是在莫斯科，设在斯特罗甘诺夫学校内。
有一天，列宁到我们宿舍来探望[6]。那个时候，莫斯科的画家中间正在开展一场大辩论。党在造型艺术领域开始了一场反对形式主义、抽象主义及其它错误倾向的斗争。我们等着列宁同志，欣喜欲狂，难以形容。他亲切地向大家问好，然后同我们座谈。当时我的俄语还很差，所以他的话我不能全部明了。但是个别的话我还是听懂了；其它的，后来我的校内同行也都讲给我听了。列宁同志说他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自以为是艺术中的革命者。他加了一句，说我们都是“好青年”，但是我们醉心于形式主义他是不赞成的。
对列宁的缅怀、同他的会见，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载于《女工》杂志1960年第4期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