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西哥，我们正在同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分子作十分积极的斗争——他们企图阻挠我们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阻挠我们在工人中间开展我们的运动。墨西哥各工会，是“世界工人之家”[4]创建的；而在“世界工人之家”中，占优势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想或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所以，我们感到有必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参加了一系列的会议。举行一这些会议的结果，是决定请求列宁干预被捕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案，以便把参加叛乱的人交付审判并予以严惩，同时释放无罪的人，了结这个案子。据我们看，有必要这样做，以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被其它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各阶层奉为反对共产党和革命运动的旗帜。
关心这个问题的七国代表团请求列宁在他方便的时候接见，地点由他指定。没有多久便得到了答复。列宁邀我们在半夜两点前去，大概是为了安排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例会结束之后。
在其它任何地方，约定这样一个时间见面都是很奇怪的，但当时在莫斯科……深夜工作可是一点也不出奇……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们准时来到会见地点。这是克里姆林宫里的一个食堂，我们很熟悉，因为我们有时在这里吃饭。夜里两点正，列宁来了。互相问好后，他请我们原谅他约了那么晚的一个时间见面，实在是他事情太多，忙碌不堪，而且我们的工作也很繁忙。
列宁立即表示愿意倾听参加会谈的各国代表团的意见；他注意到我们的代表团是唯一的拉丁美洲代表团，而其它代表团都是欧洲罗曼语系国家的。
七个代表团的总人数是二十稍多一点。我们决定由法国代表团的一个成员，一位工会工作者，代表所有的代表团就我们关心的问题发言。这个决定一宣布，列宁便笑了，疾速地扫了我们一眼；他可能是以为我们提出这个问題主要是由于拉丁民族的气质，它比政治性质的理由起了更大的作用。但是，即使列宁原先是这样以为的，听了几个代表的发言后，他肯定便明白了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的论据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许多国家的现实局势的事实为依据的。
列宁全神贯注地听了那位主要发言人的发言，又听了每个代表团至少一个同志的发言，然后这样答复我们：“我非常满意地听了同志们的发言。发言的人所说的许多意见，我看是合情合理的。同志们是在请求我们解决问题；这个问题，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对它的态度不正确，自然也由于资产阶级分孑和资产阶级雇佣来反对我们的分子兴风作浪，它的后果会损害你们国家的革命运动。
这样办，同志们。虽然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同时也不算是彻底地或局部地解决这个问题，我要向你们说：我们请你们帮助我们来解决。
被捕的无政府主义者，包括沃林之流的‘理论家’（马赫诺恐怖分子匪帮颠覆火车，蹂蹒乌克兰的村庄，打家劫舍，奸淫妇女，而沃林据说便是匪首马赫诺的“理论导师”），也包括那些因武装作乱被捕的人，他们的案件将如你们所希望的，重新进行审理。凡是对革命和革命制度没有什么危险的人都将释放。”[5]
谈话并没有到此结束。列宁也好，每个代表团也好，都想利用这个好机会；列宁的目的是想更好地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国家的某些问题，我们是想听听列宁在这些问题上的权威性意见和英明的建议。
对于我们代表团，这大概是我们这次同列宁会晤中最重要的事情。我在叙述之前，先强调一个事实，是在我们刚刚开始谈话的时候发生的，说明了伟大领袖的关怀。列宁知道我们是从代表大会会场上直接赶来的，会议结束那么晚，所以还没有吃晚饭。列宁马上吩咐给我们端来夹肉面包和茶，叫我们边谈边吃。
列宁同各代表团某些成员分别谈完后，又同我们全体一起谈，用的是英语，因为我们刚才都是说的英语（列宁除了他的本国语外，精通英法德三种语言——我们曾经听过他用这三种语言演说）。他问我们对反议会主义问题的意见。当时欧洲正在讨论这个问题，是由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对议会持否定态度而引起的。这个党的代表团也出席了这次会晤，谈了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受到了列宁的尖锐批评。在此之前，代表“One Big Union”[6]的加拿大工人代表团也受到了同样尖锐的批评。“One Big Union”完全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加拿大的翻版，也采取反议会立场。
轮到我们代表团的时候，我们向列宁同志大致介绍了我们还很年青的墨西哥共产党[7]的历史、当时的活动和斗争。我们简短地回顾了 1910年革命以前三十年的历史；在那一段时期，墨西哥处于波尔菲里奥·迪阿斯[8]独裁的条件下，人民的一切自由特别是政治自由横遭剥夺。我们联系这一段历史，向列宁解释了墨共的反议会态度——墨共采取反议会态度，是考虑到群众在政治上不开展（墨西哥甚至没有传统的社会主义政党，而其它拉丁美洲国家都是有的）。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不利的情况：唯一在群众中影响很大的社会潮流是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它的发生影响，起初是通过从古巴或西班牙来的无政府主义书报以及个别到墨西哥来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工人，后来是通过“世界工人之家”在受错误理论毒害极深的工会内进行的宣传。
墨共几乎从一诞生便要开始进行斗争去反对劳动人民身受的这一类影响。虽然当时党并没有公开地、正式地反对参加议会，但工人从它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的倾向，从它拒绝参加竞选运动的事实，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反议会态度。但是墨共中央的大多数成员都认为党的这一态度是暂时件的，是一定时期的策略；在这一段时期内，党将逐步得到巩固，并且由亍工人逐渐摆脱“世界工人之家”领导人灌输给他们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党的队伍将逐步壮大。
列宁也问了我们一连串问题——这是他惯常的做法，——以便全面地考虑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然后，经过大量的互问互答，列宁以其特有的谦虚说道：“关于墨西哥，我知道的不多。可是，考虑到它是一个附厲国，工业方面不发达，无产阶级人数不多，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弱点，——考虑到它的状况，大概可以采取这种一时的反议会态度，但只能作为一种暂时的策略措施。然而，这种态度在德国、加拿大等这样的国家是不适用的，是不能允许的。”
列宁看了一眼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加拿大“One Big Union”的同志，仿佛是针对他们而发，强调指出，如果说，墨西哥由于它国内状况的特点，可以采取这样的反议会态度，那末，在德国、加拿大，这样的态度却是不能容忍的。这样的态度是对无产阶级、对革命的犯罪，对于采取这样态度的同志、集团和党，我们不能不予以谴责。我们期待他们在最短的期限内改变这种态度。
列宁的谦虚，他的人性，以及他那理解人的非凡的本事，真是伟大呵！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代表我党领导机构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当场声明上述临时策略措施不久便将重新考虑。结果真是这样，墨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在1923年4月抛弃了这个错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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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色熹微，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向伟大的列宁告辞时已经是早晨六点左右。我们几个一起从围着城墙的克里姆林宫出来：有年老而经验丰富的英国工会工作者汤姆·曼[9]，他领导过英国多次大规模的罢工（有几次是在前此不久举行的）；有卡斯凯顿[10]同志等人。卡斯凯顿同志是加拿大“One Big Union”的领袖，在列宁面前为“One Big Union”的反议会态度作了中辩。然而卡斯凯顿却是非常高兴非常满意。他吸了一口早晨的新鲜空气，唱了起来。汤姆·曼问他：“卡斯凯顿，你怎么啦？什么事叫你这样高兴，敢情是列宁剋你剋的？”
卡斯凯顿瞅瞅汤姆·曼，回答道：“是的，我很高兴。你们是在激动地考虑列宁跟我们说的那些个话。我可是想用唱歌来表达我的高兴、我的称心如意，因为我今天实现了我一生的三大宿愿。我想看看革命事业，想认识列宁并且同他谈谈，想看看莫斯科的钟。”的确，我们刚刚走过了一口不知什么时候掉到地上的大钟，见到卡斯凯顿曾好奇地仔细看来着。
卡斯凯顿是个普通的工人，当时还不是党员。他后来加入了党的队伍。他的心情是很自然的：在这个对他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值得纪念的日子，他可是同苏维埃俄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天才领导人谈了话啊！……
按《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杂志1961年第1期第163—166页刊印并曾据手稿校订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