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开始了。每个参加讨论的人都对即将临头的战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人家都明白战争迫在眉睫。可是，一旦发生战争，各交战国的无产阶级应采取什么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西方各国社会党人士都把本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联在一起，分割不开。
“如果德国战胜，伦敦港便会成为死港，”麦克唐纳说。
“如果英国战胜，汉堡港便会成为死港，”雷德布尔反唇相讥。
我们将举起双手投票反对战争，”爱尔威说，“可是我们需要亚尔萨斯—洛林。”
我表示担心：我认为，一旦俄国战胜，泛斯拉夫主义便会抬头。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列宁。在前面诸人发言时，他在一本小小的笔记本上飞快地做着摘记；同时，他一手支着下巴，有时微笑，有时眯缝着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争论。他在发言中首先谈问题的原则方面：将来的战争性质如何？他寥寥数语，言简意赅，说明西方各主要国家的资本主义企图扩大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势；然后他指出高度发达的国家与不很发达的国家之间的区别，阐明帝国主义最重要的若干特点。帝国主义正在竭力把各国人民拖进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泥潭。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被沙文主义的口号所迷惑，那不管本国是战胜还是战败，无产阶级一样都是失败了。战争有两种类型。一种战争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进行的；这种战争，无产阶级应当全力以赴去反对。但是还有一种正义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人民、被压迫的阶级力求挣脱桎梏而得到解放。这种战争是革命的战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应当拥护。列宁发表了这一段一般性的议论后，又评论了各个发言人的说法，精辟透彻地指出了这些说法的错误。
列宁的确凿有据的论证，使我十分清醒，明白了我在奥托·鲍威尔影响下形成的观点无非是假马克思主义。我长期以来认为唯一正确的东西，一朝要抛弃，在我并不是易事。我重新开始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这次学习，我密切结合布尔什维克党——列宁的党——的原则。列宁的辩证法已经把我和我的同志驳得体无完肤。我们无话对说，只有怨自己在政治上的近视。对所谓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的“精粹”，列宁看破了它的涵义，断定它是种空话连篇的学说，而不是行动的学说。列宁揭露了第二国际的动摇和矛盾。历史证明列宁是正确的，在对奥托·鲍威尔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上也是如此。
1913年我回到维也纳后（我是从德国派去的），我已经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袖们的政治态度。世界大战的威胁越严重，我越不信任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越怀疑他们关于决心履行其国际义务的声明是否真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8月的叛变也证实了我的不信任是有道理的。《工人报》上发表了《德国人民伟大的日子》和《向巴黎进军！》两篇文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及其报刊可从此站到了最狂妄的沙文主义立场上，第二国际也是由于罹患这种沙文主义病症而可耻地死亡的。必须进行坚决的原则性斗争，以反对第二国际领袖们的无耻的叛变，反对他们在世界无产阶级队伍中造成的混乱。
当时我已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力图在奥地利突破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庸俗的狭隘性三者的统一战线。这一斗争起先完全孤立无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给了我力量。
世界大战打了四年，反对战争、争取奥地利以革命退出战争的斗争也进行了四年。党内、工会内、企业内斗争激烈。工人慢慢地、甚至是违反了自己的意志，摆脱灌给他们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幻想。政治上的消沉原来象铁箍一般束缚着工人，如今这个铁箍已逐渐松开了。
1916年我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之后，我作为左派激进集团的组织者，通过一位同志与住在苏黎世的列宁取得了联系。我们热烈拥护齐美尔瓦尔德左派领导人列宁的立场。我们的目标是促成奥地利退出战争。我们的目标是成立共产国际。
大战期间，奥地利还形成了几个不同的政治集团，在“打倒战争！”的共同口号下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这些集团有“左派社会党人”、“战斗的社会党人”、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等等。他们的政治立场暧昧模糊。其中一部分是被社会民主党开除的；另一部分是自动退出社会民主党的，因为在党内没有可能进行政治斗争。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在政治上完全没有组织起来。囚此，我们的革命集团当仁不让，负起责任，领导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成立第三国际的斗争。
1918年1月16日，奥地利爆发罢工。1918年的一月罢工把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进行声势浩大的斗争。按照俄国的样板成立了工人苏维埃。在“我们要照俄国的办法做！”以及“全部政权归工人苏维埃！”的口号下，劳动大众走上了街头。
罢工的工人把街头控制了三天。但在这个时候，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领袖出动了。他们用假惺惺的诺言和保证骗取了罢工的停止。于是，一场已经打输了的战争又得以继续下去。
然而，坚冰已经融解。尽管迫害、逮捕以及充军到前线的事件铺天盖地，尽管有警察监视并且禁止一切政治集会，反战运动仍是自益壮大。列宁争取和平的号召，在奥地利工人群众中激起了有力的反响。
1918年1月至10月期间，各个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领导了奥地利的革命运动。1918年11月3日，这些小组的领导人开会决定合并成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这个党，根据我的提议，起名为奥地利共产党。选出了一个执行委员会，由它负责筹备党的代表大会。
1919年2月9 自召开了奥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党的临时纲领，选举我担任奥共主席。此时，我收到列宁的邀请书，让我们派一名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者代表会议。我发言赞成接受这一邀请，以便我们的代表在会上提出确认这次会议为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奥共代表大会通过了我的提议，并派我去莫斯科。
对我们奥地利共产党人来说，在第二国际可耻地垮台以后，成立第三国际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一听说在列宁的领导下完成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就把宣传成立新的国际——共产国际——的主张作为我们工作中关键的一项。1918年，为了庆祝五一（当时庆祝五一是非法的），我们准备出版共产党报纸《呐喊报》的创刊号。我为它写了一篇社论，标题是《第三（共产）国际》。我在这篇社论中，支持人们由于假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无所作为而要求成立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新国际的呼声。
我把我们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我将作为代表去莫斯科一事通知了列宁。由于代表会议预定在1919年3月2 自开幕，因此我以为我从维也纳到莫斯科的时间很宽裕。但是当时去莫斯科，路途险阻，障碍重重，意外的事故层出不穷。我一路上，车厢踏级、车顶、车厢联接处，哪里都坐过来了，甚至还坐过煤水车和机车。煤水车和机车上虽然脏，至少很暖和，当时可是零下20—27度的严寒啊。后来我坐上运送牲口的车皮，这已经是天大的运气了，因为这段漫长的、十七天的路程，很大一段路我不得不步行。前线地带那时候是在基辅地区。这个地区只有军用列车行驶。我乔装成一个被俘后释放回来的破衣烂衫的士兵，时时有被白匪逮捕枪毙的危险。再加上我又不会说一句俄语。我不止一次几乎落到白匪手里。
有一次我已经以为死到临头了。我被抓住了，押送到一个司令部（后来我知道是个师部）。我想着这只可能是白匪，因为我晚上离开的最后一个村子是白匪盘踞着的。在一间昏暗的房子里，一个长官开始审问我。我尽量避免让人家仔细搜查我的破烂的军装——我的军装里子里缝着我的代表证书啊！这当口，我正以为我完了，蓦地在煤油灯的昏黄的灯光下瞅见这个长官的军帽放在桌子上，上面缀着一颗小小的红星！我非常坦率地向红军指挥员们说明，我是到莫斯科去参加列宁召开的代表会议的。他们听我一说，十分惊讶。为了证实我的话，我让他们看我的“代表证巧”——一块碟子般大小的布，布上用化学铅笔写的字。
从此，我的旅程就轻松了。早晨，师长把我送到法斯托夫车站，让我坐上开往基辅的一台机车。到基辅后又把我托给党委的同志照料。基辅党委的同志让我坐上开往莫斯科的列车，安排在头等车厢，还给了我整整一口袋食物：据基辅的同志告诉我，莫斯科的食物供应很差。他们托我向列宁致以最热烈的战斗敬礼。
这一下，我平安无事地到了莫斯科，那是1919年3月3日，即这次历史性会议开幕的第二天。这次会议注定要成为共产国际第一次（成立）代表大会。我出站后到了大都会饭店，又从大都会饭店直接到了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我倒是进去了，但警卫不让我进会场。担任警卫的军校学员觉得写在一块布上的代表证书不足为凭。最后，靠一位代表的帮忙，我领到了由列宁发给的一张为天有效的通行证。
我在不大的会议厅露面，引起了全场瞩目。我把装着食物的沉甸甸的口袋放到主席台上。列宁站了起来，满面笑容，朝我走来，向我伸出双手，亲吻了我。
“格鲁贝尔同志，我们马上请您发言，”他说。
我想反对，我说我这副样子不能在听众面前讲话，可是列宁答道：
“正是这样子才好。”
列宁向与会代表们宣布，大家以为牺牲了的奥地利代表刚刚抵达，现在由他发言，报告奥地利工人运动状况。我受到大家鼓掌欢迎。我讲话[11]结束后，列宁紧紧握我的手，说道：
“好极了，好极了，格鲁贝尔同志！”
“我姓施泰因哈特，”我作了更正。
“对于我们，您是格鲁贝尔同志，”列宁回答。
会后，列宁亲自过问我的食宿安排；后来又亲自检查他的指示执行情况。
不久我接到通知，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在当天晚上同我谈谈，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晚上，我们坐在他的写字台后面，讨论代表会议的进程。列宁向我介绍了前几次会议的结果。俄国代表团提议成立共产国际；他，列宁，也支持这个提议。但德国代表胡戈·埃贝莱因[12]发言反对立即成立共产国际，理由是他的党没有授予他这样的权力。鉴于此，俄国代表团不得不暂时撤回这项提议。可是，列宁说，由于我的到会，情况起了变化，因为我恰恰是受权投票赞成立即成立共产国际的。所以列宁提出在3月4日上午的会议上这样办：他，列宁，向与会代表宣布，奥地利代表由于意外情况未能参加代表会议的前几次会，从而未能发言支持立即成立共产国际的提议。因此，奥地利代表与其他若干代表共同发表声明，请求代表会议重新把成立共产国际的问题列入议程。这一声明应由四名代表签名。如果代表会议同意审议，将让我发言说明理由。他，列宁，深信奥地利代表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提议将得到全体代表的支持。
1919年3月4 自的经过情形就是这样。列宁宣布会议开始，几位代表发言之后，由我发言，说明代表会议应作出决议成为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的理由[13]。此时掌声雷动，衣示赞同这项提案。然后进行投票表决。提案一致通过[14]。表决结果宣布后，全场欢腾，全体代表起立高唱《国际歌》。列宁喜气洋洋，握着我的手，笑着一再说：
“您干得好极了，太好了！”
就在这一次会议上，代表们听取了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15]。这个提纲和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最重要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为了审议一系列问题及起草各项决议，需要成立几个委员会。但在这方面，人员发生了困难。有些国家的代表未能参加代表大会，因为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关系，他们来不了莫斯科。我是侥幸，可是许多国家的代表，虽曾声明同意参加代表大会，却未能到会。所以每个代表要参加几个委员会的工作。我被选入政治与组织问题委员会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的编辑部。
1919年3月4日下午，我和埃贝莱因参加代表大会宣言的定稿。我和埃贝莱因不仅要把宣言译成德文，并且还要加以审订。晩上，列宁来同我们一起推敲宣言，从晚上十时工作到早上六时。列宁忘掉了疲劳，直到我们逐段逐句念给他听，不仅把宣言的内容琢磨熨贴，而且把风格也充分表达出来才罢休。我们屡屡争论这句那句的措词，每次都是列宁胜利。这时候，他就乐呵呵地、以他特有的魅力冲着我们微笑，高兴地眨着左眼。他看出我们已经相当累，于是时时停止工作，开开玩笑。列宁喜欢开玩笑，笑起来出自肺腑。这样的乐观精神，我只有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身上看到过。
1919年3月5日晨六时，我们结束了工作。列宁对我们说：
“你们听我的话，我这个办法很灵。你们别去睡觉，先去好好洗个热水澡，接着冲个冷水淋浴，好好吃顿早饭，饭后散会步，到开会再回来。”
我们照他的话办了。列亍的办法确实很灵。
代表大会的工作基本上快结束了。书记处受权领导共产国际的活动，直至下一次代表大会。下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尽可能争取在下一年召开。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不止一次地在莫斯科劳动人民的大型集会上发表了演说。我个人曾有幸在大剧院一次盛大的群众大会上演讲，列宁也在这次大会上讲了话[16]。代表大会结束后，我们外国代表回国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一路顺利的。我乘上飞机，想去刚刚发生革命的布达佩斯，但飞机被罗马尼亚军队击落，我被捕了，并被指控进行间谍活动而判处死刑，后来被送往死囚营，十一个月后我越狱成功。
1920年7月，我重返苏维埃俄国，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志们热诚欢迎我，他们本来是又一次以为我已经死了。代表大会是在彼得格勒——伟大的十月之城——的塔夫利达宫开幕的[17]；彼得格勒苏维埃通常在这里开会。开幕前不久，会场上人山人海。主席台前的过道上也挤满工人。我在主席台上，坐在高尔基旁边。高尔基说：
“瞧，列宁！”
我们看见列宁正在往主席台挤过来。两边的人群在向他欢呼。最后列宁总算挤了出来，迈着小而快的步子在过道上定。他四周的人看到他微笑，也都容光焕发。欢呼声此伏彼起，气氛热烈。大厅里很热。列宁用手绢擦额头上的汗。他同我握了握手，说道：
“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真是不容易！”
大会开幕了。列宁做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18]。列宁做这个报告，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仿佛他是在和同志们面对面谈话。报告结束时，全场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列宁想方设法在讲台后面找个不起眼的地方坐下，他好象有些尴尬。他不喜欢人们向他欢呼。
我又回忆起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情形。我坐在台上的侧座，旁边是三级踏级。突然间，会场不知为什么骚动起来。我一看，原来是列宁，他正准备坐到踏级下，我站起来给他让座，可是他使劲按住我的肩膀，让我坐下，小声对我说：
“好好坐着。”
然后，列宁坐到我旁边的踏级上，飞快地在笔记本上不知做什么记录。他冷丁问我：
“发言的人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告诉了他，不过我自己觉得这个人的发言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隔了几个人发言之后，主席宣布由列宁讲话。全场屏气敛息地听看。列宁讲着话，我发现他批评的主要对象正是他刚才问我的那段话，而我原先却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列宁就是这样善于深刻领会每句话的含意。
※ ※ ※
最后我还想说几句列宁的为人。“是一位最伟大的人，于平凡中见其伟大，”我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为庆祝弗·伊·列宁五十寿辰而献给他的纪念册[19]中这样写道。他的发自内心的笑声，他的爱开玩笑，他的毫无矫饰的乐观，我终生难忘。列宁的工作精力和耐受疲劳的本事十分惊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列宁疲惫倦怠。
我不止一次地体会到列宁对同志极其关怀。我回想起他对得了伤寒的约翰·里德[20]是多么体贴入微，想尽一切方法挽救他的生命。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后，我取道刚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匈牙利回国。列宁交给我几封信，托我捎给贝拉·库恩[21]。另外，他还给了我一份证件。他说：
“您回国途中如果发生困难，可以拿它派用场。”
道别时，他双手搭在我肩上说道：
“善自保重，格鲁贝尔同志，以后还要用上您呢。”
但是，碰到错误的政治性决定，列宁也会很厉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法国北部某些地方当时发生罢工；警察为了镇用罢工动用了武器。由于这些工潮，法国代表提出在法国全国宣布大罢工。列宁知道了这个未经深思熟虑的打算后，尖锐地向同志们提出他们关于宣布大罢工的要求是错误的，因为这一要求与法国当时的现实政治条件不相适应。
同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历次会见，我永志不忘。如今，我虽然已届暮年，仍是记忆犹新，把这几次见面看作是我一生中最光辉的事件。不朽的列宁的音容笑貌，仍使我缅怀不已。
载于《近代史与现代史》杂志1960年第2期第102—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