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代表云集莫斯科，准备成立共产国际；这时候，“斯巴达克”联盟发动了第一次英勇的战斗，反对诺斯克[2]的十一月共和国。“斯巴达克”联盟没有做到以革命的胜利来完成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任务。1918年12月30日建立的年青的党，还沾染着共产主义的各种“幼稚病”[3]。 “斯巴达克”联盟在大战期间，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同改良主义划清了界限，以其高昂的全部革命热情拥护俄国革命。它决心走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可是它仅仅把布尔什维主义看成是行动，是武装起义，是同改良主义及其政权、同白匪雇佣军决一死战。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核心、列宁关于革命政党的作用的学说、革命政党对群众的态度、举行武装起义的战略和策略，只有“斯巴达克”联盟的少数成员懂得；而奋不顾身地进行斗争的“斯巴达克”联盟广大革命工人群众，还没有形成一个在组织上有联系并以列宁关于革命和政党的理论为依据来指导行动的坚强整体。1919年初的共产党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还不是十年后的今天共产党人一致公认的那种革命党。历史没有给它时间去学习俄国革命经验。建党后才几天，革命变成反革命的危险就迫使它进行一场决战。没有“斯巴达克”联盟在1919年奉献给德国无产阶级的鲜血，就不可能有德国共产党；没有“斯巴达克”联盟斗争的教训，德国的革命群众永远不会懂得有必耍建成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列宁说过，工人首先是通过他们本身的经验学习的。他的话，在德国共产党诞生的时刻也得到了验证。
　　1917年初，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心可以把“斯巴达克”联盟分散的组织团结成一个整体，并指导它的行动。中央和地方组织的联系很差。由于大量革命工人涌进“斯巴达克”联盟组织，在斗争的烽火中没有可能完成组织方面的任务。每个支部肩负着沉重的工作和责任；并且，因为斗争没有具体的政治计划，工作更为繁重，责任更为重大。1月初，莫斯科发来邀请书，要我们派出代表参加筹备会议以讨论“国际”中的状况；由于以上所说的缘故，不可能征求地方组织的意见，从而无法酌量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而保证代表们在组织内有一定的基础。当时的文件已经荡然无存，至少我没有接触到。所以，要追记那些导致我作为代表出席会议的事件，我只能依靠我自己的记忆。

※　　　　　※　　　　　※

　　邀请德国共产党参加筹备会议讨论成立第三国际的函件，是1919年1月初在柏林收到的。我记得，邀请书是寄到中央委员会，写明由罗莎和卡尔收启。一天夜里，我从《红旗报》编辑部出来，送住在南城的罗莎·卢森堡回家。她告诉我收到了邀请书，我们讨论了代表问题。她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两人连考虑都不必考虑，柏林离不开他们俩。另外，据罗莎的意见，正是在这次代表会议下，德国共产党的代表应当是这样一个德国同志，他的政治见解没有受到过去同俄国同志论争的影响（罗莎暗示她和利奥·约吉希斯[4]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罗莎提出我去。
　　她在这次谈话中，对会议的意义大致是这样说的：布尔什维克大概会提出立即成立第三国际，即使到会的各国代表人数不多，他们也会提出的。成立共产国际当然是必要的，可是现在稍微早了些。只有到将来群众革命运动的洪流几乎席卷了欧洲各国，各国纷纷建立了共产党，——只有到那时候，才应该最终成立共产国际。成立共产国际，特别需要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它要能加速革命群众摆脱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过程。所以罗莎认为我需要在筹备会议上建议由各国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至于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照她的意见，应当在1919年4月至6月之间召开。
　　这次谈话三天后，罗莎和卡尔就牺牲了。我们大家因为这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悲恸欲绝。在那几天，正式的政治会议无法开成。后来在柯赫大街开了一次会，与会的有约吉希斯、卡尔斯基[5]、皮克[6]、列维[7]和埃贝莱因[8]（迈耶尔[9]已被捕）。我把我最后一次同罗莎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同志们。利奥·约吉希斯的观点和罗莎相同，比她说得更明确。会上决定由我担任代表，我的行动须受反映罗莎和利奥的观点的代表证书约束。过几天又开了一次会。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被释出狱的恩斯特·迈耶尔也到了会。又过了几天，我动身赴莫斯科。和我同行的有列维涅[10]，他后来在艾德库宁被捕。亚历山大广场上机枪哒哒。“斯巴达克”联盟在向共产国际致革命的敬礼。
　　我到莫斯科后，首先同列宁个别谈话。我详细介绍了欧洲的局势。列宁竭力想从我的话中了解局势，不厌其详。他提出了一连串具体问题，问到“斯巴达克”联盟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生活，问到企业中“斯巴达克”联盟盟员的人数，“斯巴达克”联盟在各工会中的影响，柏林武装起义的组织，等等。他对我们党成立代表大会作出的反对议会以及反对工会的决议表示悲观，他认为这些决议是绝对错误的。
　　我把罗莎·卢森堡和“斯巴达克”联盟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成立问题的意见告诉列宁，他并没有特别感到惊奇。他说，这种态度他是预料到的。他的话大致是这样一个意思：从策略上考虑，这些论点有不少正确的地方，然而还是必须立即着手成立共产国际。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俄国革命影响到无产阶级最先进的部分；工人群众认清了第二国际已彻底破产；尤其是有必要引导并协调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这种种原因，绝对要求立即成立共产国际。接着他补充了一句：“不过我认为，没有德共的同意，耍成立共产国际是极其困难的。”他建议到会议快结束时才开始讨论成立共产国际的问题。
　　会议到第三夭才确定是代表大会。会议开幕前的那几天，还同俄国代表团举行过多次会谈……这些会谈当然很难取得积极的成果，因为起决定作用的主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我的代表证书，我又没有可能同柏林商量。但是列宁始终没有怀疑“斯巴达克”联盟会成为新国际的成员，新国际成立后，这些分歧将成为一段插曲而已。列宁和整个俄国代表团都把“斯巴达克”联盟看成是西欧最重要最先进的革命党。这一点，很明显地反映在《对“社会主义”各派别及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这项决议中。决议有这样一段话：
　　“3）共产主义者。在第二国际中，这一派捍卫了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战争和无产阶级任务的观点（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列宁—卢森堡决议草案）。这一派在第二国际内是少数。
　　德国的‘左派激进’集团（后来的“斯巴达克”联盟）、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荷兰的‘论坛派’、瑞典的青年集团以及青年国际的左翼，在一系列国家形成了新国际的第一批核心。
　　这一派始终忠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战争一开始就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
　　这一派目今组成了第三国际。”[11]（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
　　由于列宁对“斯巴达克”联盟重要性的看法，我被选入所有的委员会和会议主席团。根据列宁的提议，在会议的头几天全会上没有提出成立共产国际的问题。会议在第三国际的作用及组织结构、同西欧工人接近的策略等一切问题，都是意见一致的（我在这些方面也没有提出不同的看法），所以短短的“同‘斯巴达克’联盟的辩论”主要是形式上的，而不是有什么政治意义。我当然应该向会议说明我们中央的观点。在唯一一份公开出版的会议总结中（《第三国际的成立。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会议》，1919年维也纳版），我的讲话报道如下：
　　“在提出应否宣布本次会议为第三国际代表会议的问题时，只有一人反对。反对的是‘斯巴达克’联盟代表。他表示怀疑，成立第三国际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他引齐美尔瓦尔德及昆塔尔以为殷鉴：在那两次会议上，并没有达到团结，反而形成了分裂，促使组织瓦解。这位德国同志发言的中心意思是：伯尔尼黄色国际的成立，单单这个事实还不能作为成立共产国际的理由；第三国际只有依靠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才有生命力。但在投票表决时，一致（一票弃权）决定本次会议应认为是共产国际代表会议。此时，这位德国同志也不能不代表德国革命无产阶级向代表会议表示祝贺并参加代表会议。”
　　我的讲话，绝不能说报道得十分准确。可惜没有速记记录稿[12]。首先，报道中没有提到我个人的声明。我曾以我个人的名义声明，我的观点和本次会议的观点没有任何不同，如果我不是受到约束，我将投票赞成立即成立共产国际。列宁的论据说服了我。我个人意见和我代表证书间的矛盾，使我没有投票反对立即成立共产国际而是弃权。此外，我强调指出（这倒是同我的代表证书完全一致的），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历史的必要性，“斯巴达克”联盟之所以认为时机不合适，仅仅是从策略上考虑的。
　　我肯定没有把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引以为殷鉴，这是同我的观点相抵触的。我也没有谈到什么“生命力”。对我讲话的报道所以失实，无疑是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造成的，同时也是因为各人的讲话没有速记记录，只能凭记忆来追记内容。我讲话结束时，表示坚信“斯巴达克”联盟将拥护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13]。列宁当即对我说：“这一点，我们深信不疑，否则我们就不会作出立即成立第三国际的决定。”

载于《共产国际》杂志1929年第9—10期合刊第193—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