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尼洛夫[1]押在反革命上的赌注输了。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响彻俄国各地。连偏僻的省份也传来消息，说是这个口号在那里把赤贫的和耕地很少的农民团结在一起。至于军队，那更不待说，越来越坚决地走上革命的道路——士兵们拒绝作战，成群结队地离开前线。
这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遵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决定，隐蔽在赫尔辛福斯（芬兰），住在罗维奥[2]同志那里。可是赫尔辛福斯同设在彼得格勒的党中央委员会之间，联系很困难；所以很有必要让伊里奇搬到比较近的地方。这样就找到了我。我很高兴地同意他隐蔽到我在维堡的住所。
9月30日[3]是星期天；按照计划，列宁就在这一天到。我早晨起得很早，把房间收拾停当，好迎接贵客，然后进城去。我的住所在本城工人区叫塔利卡拉的地方。
我因为马上要迎接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领袖，兴高采烈，走起路来步子也十分轻快。
应该把伊里奇从赫尔辛福斯“送来”的，是本地工人报纸当时的总编辑胡顿宁[4]。我正是到他家里去。门开了，我被引进一间房间。“伊里奇在哪里，快让我见见他，”我说。胡顿宁答道：“来接他啦？马上会见到他的，稍等片刻。”说罢他走出了房间。
过了一小会，胡顿宁叫我，说伊万诺夫同志（伊里奇得到一张谢斯特罗列茨克兵工厂工人伊万诺夫的身份证）在厨房里等着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坐在桌子旁吃早饭。我问了好。“我叫伊万诺夫，”他轻轻地说，同时可以看出他的眼神仿佛是在说：“我是伊万诺夫，别把我错当作克伦斯基[5]一伙在整个俄国搜捕的那个人。”
谈了一会后，我同胡顿宁去参加一个会议，伊里奇留在他家里，呆到晚上。等到晚上，我们才取了“行李”（三捆报纸，还有一些日用什物），雇了一辆马车，一起到我的住所。
我准备的房间，尤其是放着大量俄国党地下书刊的书橱和书架，伊里奇很喜欢。他问：“同志，那么说，您把这套房子让我住了？”他听到我肯定的答复后握了握我的手，说道：“我在这里能够很好地工作。”
他确实是在这间新“书房”里工作。他的工作日，一个个钟头都安排得很精确。起床、午饭、晚饭、谈话和午休，都有固定的时间，只有就寝没有规定。“嗯，这要看当天的效率，不能留下什么事情不干完，”伊里奇说道，接着加了一句：“虽然我们要求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某些部门甚至是六小时工作制，但我们是党的工作者，不能考虑自己的工作时间。”这份时间表，伊里奇是严格执行的。只有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有同志从彼得格勒来，他才破例。
早晨刚到七点钟，伊里奇就正经坐在书桌前.。我每夭早上去上班时（我是本地工人报纸《丢埃战》即《劳动报》的工作人员），到他房间看看，因为伊里奇曾要求过我，我出去前无论如何给他打个招呼。我回来时，他总要向我了解情况，要我把新闻等等告诉他。
“请您注意‘罗斯塔’[6]的电讯。我担心，非常担心错过了时机。要知道，革命爆发时，我们一定要在现场。”他不止一次地这样对我说过。我答应遵照他的嘱托，随时注意电讯。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处得很融洽。每当伊里奇工作累了，我们就在一起谈话，有时候开开玩笑。听他谈他流亡国外的生活，很有意思，也很受教育。他说过：“你们这些同志（即芬兰人），有朝一日或许也会转入地下或者流亡国外。”后来在1918年发生的事件，证明他没有说错。
伊里奇住在我处时，我记得有这样几件很有意思的事。
他从报上密切注视着俄国及其它国家的事变。他等彼得格勒各种日报的邮班（维堡是在上午十一时收到彼得格勒的日报），简直是象饿汉等饭吃。看他怎样读报，很有趣。他一目十行，眼睛在报纸上一栏栏直扫，再短的消息也逃不过他的眼睛。“能不能弄到极右政党的报纸？”他常问，我只好再去设法搞。
伊里奇特别贪婪地阅读黑帮的报纸，因为黑帮的报纸批评临时政府的举措，并且透露哪些势力哪些集团能进行反革命变乱。伊里奇写文章需要这些材料。他文章写好后由我发往彼得格勒。
伊里奇也很关心当地的事情。我作为维堡各工人组织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经常到维堡工兵苏维埃去。他知道后，给我一项任务，让我搞清楚，但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维堡驻军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如何。这项任务，我靠了拉柯夫同志和波洛沃依同志很轻易地完成了。这两位同志对维堡驻军各团的情绪，有很准确的情报。
关于在军队中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伊里奇做过宝贵的指示。他还最先指出了有必要在俄国驻军和芬兰工人组织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
在维堡苏维埃，经常有人来做报告。伊里奇住在维堡期间，预定的报告中有一次是社会革命党人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7]报告当前形势。我听说后，告诉了伊里奇。但，还是不说为妙，因为伊里奇马上谈起他该采取什么措施去听这次报告。尽管我向他指出绝对不能这样做，他还是坚持他的：“现在，在当前这样一个关头，听听斯皮里多诺娃怎么说，在政治上对我很重要，有好处。”“列宁同志，这一点我不否认，”我答道，“可是由于许多原因，去听报告不可能不冒险，冒着您被临时政府特务抓住的风险。”
很幸运，我当时突然想起了一个主意，伊里奇马上同意我答应我自己去听报告，还带一位会速记的同志。“报告下一天，经过校对的速记稿全文就送到您于里，”我对伊里奇说。第二天得知斯皮里多诺娃的报告会不开了。我回家后告诉了伊里奇，他安下心来了，开着玩笑分析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拦住伊里奇去听报告而他在报告会上被捕，党会给我什么处分。
当第二届联合政府即将倒台的形势明朗以后，伊里奇要我把晚报也给他找来。
因此我每天晚上也进城。记不清是10月6曰还是7日，我拿到的晚报上登载着内阁更迭的官方公告[8]。伊里奇知道了政府新班子中有格沃兹杰夫[9]、利维罗夫斯基[10]、基什金[11]等人，长吁了一声，说道：“这么说，最后一届克伦斯基政府终于组成了。”我本来想对他说，这样看起来，下一届政府将是“伊万诺夫同志”的政府，但没有说出嘴，因为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了这个意思。
那几天，收到莫斯科的报告，说是在区杜马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候选人得到大量票数。有一家报纸，记不清是哪家报纸，还报道说：莫斯科驻军一万七千名士兵中，有一万四千人投票拥护布尔什维克候选人。伊里奇不禁说道：“我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什么不把政权夺过来！？”
伊里奇把全部身心都放在革命上，本人也象革命一样地热情澎湃。
记得他写过两三次相当长的信，给彼得格勒领导运动的同志们。他在信中指出，“如果我们现在不夺取政权，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12]
伊里奇有一封信，由于技术上的某种原因，没有收到回信。于是他又写了一封信，说他将要不经党中央批准，自行决定脱离地下状态，到彼得格勒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仅仅是绍特曼[13]同志的来到，才拦住了他实现他的决定。我记得绍特曼同志费了多大的劲才说服他再等一个星期。
伊里奇同意是同意了，不过绍特曼同志应该写张字条，说明他绍特曼代表党中央不准伊里奇擅自到彼得格勒。“签名呢？”伊里奇说，“还得写上日期。”这张有历史意义的字条，我从绍特曼同志手里要来，放在五屉柜的抽屉里。伊里奇走后，后来我逃亡出走，这张字条始终放在那里。白党在芬兰篡夺政权后，我的亲戚害怕遭到迫害，把它烧了。
伊里奇住在我这里的最后一个星期，他从清早到深夜不停地工作，准备着迎接迫在眉睫的事变。
10月20日星期六，伊里奇望眼欲穿的埃诺·拉希亚[14]同志终于到了。他受党中央的委派，要送伊里奇到彼得格勒去。抓紧时间，做了一套假头发，把我们的伊里奇化装成一个芬兰牧师，谁也认不出是他。
分别时，我祝他一路顺风，祝他顺利地解决俄国当前日程上的政治问题。“学我们的样吧！”伊里奇恳挚地回答。说罢，他们走出了我的住所，上了电车，很快到了火车站。下午二时三十五分，火车鸣笛——“十月革命”起程赴俄国。在赖沃拉车站，他们离开了车厢。约两小时后，伊里奇在雅拉瓦[15]同居驾驶的机车煤水车上，埃诺·拉希亚同志在第一节车厢上，穿过了国境线，在朗斯卡雅车站下了车。
过了两个星期，11月7日，十月革命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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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芬兰革命失败后，正如伊里奇预见到的，被迫流亡国外。1918年，我在莫斯科曾两次到克里姆林宫见过列宁。第一次是在7月30日。谈了约一个半小时。我谈完了我的事，知道他有更重要的国家大事和其它事情，打算告辞，他说：“对于朋友，我总是挤得出时间的。”他当时很想了解芬兰工人在国内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来看我，电话号码是36182；您，我总是会接见的。现在可该我们帮助你们（芬兰人）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第二次，8月19日，我又去找伊里奇。当时，流落到彼得格勒的芬兰难民闹起粮荒，很严重。伊里奇给了我们几车皮粮食。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因为我被派到彼得格勒工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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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里奇已去世了，但他的遗教长在，虽死犹生。……“学我们的样吧！”他对我们芬兰人这样说。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取得芬兰工人阶级和贫农的胜利，芬兰终将成为苏维埃共和国。
载于《关于伊里奇（论文·回忆录·文献材料集）》1926年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第2版第36—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