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美尔瓦尔德历次全体会议上，未必有人象列宁听得那么聚精会神。他自己发言比较少，总是尽量让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发表意见，总是竭力争取使决议做到内容是革命的。对于思想问题上的任何让步，他都是怀着厌恶的心情予以驳斥，常常感到很难过。漫长的、令人疲劳的全体会议一结束，他马上要求他观点一致的同志（一共是八人，而全体代表几乎有四十五人）再加一把劲。少数派声明是在单独的会议上讨论起草的，每次都长达好几个小时。如果有人动摇了，或者出于某种担心离开了我们的队伍，列宁便毫不留情地谴责他，把他看作是最凶恶的敌人。可是他对他的拥护者，也是同样坚定不移地给予支持。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主席格里姆[2]同志曾斩钉截铁地要求我放弃我的信念，理由是我应当服从本国的多数代表（格里姆和奈恩[3]），从而抛弃少数派（列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4]、阿尔曼德[5]、格林隆德[6]、涅尔曼[7]、普拉廷[8]和文特尔）的声明。我坚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宁愿退出会议。列宁立即以八人的名义声明同我站在一起，并宣布，如果这一冲突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将拒绝参加代表会议。在列宁的心目中，要就是朋友，要就是敌人；他对敌人是无限的严峻，而对朋友则是无限的忠诚。
他意识到他自己的重要性，但同样重视别人的思想和劳动。他在作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决定时坚定不移；同时，他在无数次同人民委员、工人和农民会见时，注意吸取他们的经验，尊電、重视他们的意见。他作为苏俄政府的“总理”，关心地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他感觉得到俄国人民脉搏的每一次跳动。
……列宁的力量在于他能异常明确地看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坚定不移地促进必然的历史进程的发展，一贯对工人群众的革命创造性充满信心，为之欢欣鼓舞。而我们这些缺乏毅力的人仅仅是惊奇地注意到这种创造性。
……列宁和他的成千上万的战友，把他们的个人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缺乏毅力的人声称，“对于社会主义，人和条件还不够成熟。”他们企图以此来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辩解。列宁和他的战友断然否定了这种说法。1919年，列宁有一次对我说过，我们斗胆冲击了资本主义的堡垒，我们遭到了挫折；因为“胆大妄为”地冒犯了这个金牛犊[9]，我们不得不付出血的代价。[10]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同列宁在他苏黎世施比赫尔街寓所的那次见面。那是在早晨七点钟。我听到一声刚劲有力的“请进”，走进了一个低矮的长方形房间。列宁正坐在桌子后面，一边看着书，一边看也不看地用匙子舀着燕麦粥喝。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11]当时已身患重病，是位很有教养的妇女。她立即站起来向我问好。因为房间里只有两把椅子，她把她坐的椅子让给我，自己坐到书箱上；这是椅子以外唯一可以朋的东西。列宁托我帮他办理报批他们居住在苏黎世州的手续。几分钟就谈妥了。然后谈到瑞士的工人运动。这场谈话最后竟变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舌战。总的估计方面没有什么分歧，在策略方面意见常常不一致。
使我惊奇的是，克鲁普斯卡娅怀着浓厚的兴趣听着我们争论，然而没有插嘴。看得出，住在这里的是两个亲近的人，境况极其窘迫拮据，但他们相互间的关怀减轻了他们共同生活中的艰难困苦。他的妻子了解党的生活与工作中的一切问题；她追随着她丈夫的生活目的，对她丈夫不仅是敬佩，而且有深刻的理解，可是她在这场辩论中竟没有插一句话，虽然她有权而且也能够象我捍卫我的观点那样坚决地反驳我。我们争论的题目是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纲领。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访问列宁在瑞士的寓所。至于他，一星期有两三次到设在民众文化馆的党书记处来找我，或者到青年团书记处找明岑贝尔格[12]，再不然去看他必须会晤的同志。明摆着，正是由于他和党的积极的干部有着活生生的个人交往，所以他才那么经常，或者不如说，才那么难得出现在会议上。
要不接受他的影响，不同意他那“致人死命”的逻辑，是很因难的。谁只要有一次走错了路，他马上会遭到挫折，或者马上会发现自己是错了。列宁拥有在俄国以及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从事党的工作的丰富经验，否定任何一种不依据事实的抽象的议论；他最多在时间方面偶或有错，而在道路问题上从来没有错过……
载于1922年6月9日及10 日《斗士报》（苏黎世）第130及131号俄译文系初次发表（稍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