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1月2日，我最后一次见到伊里奇。在他患病期间，我和五位同志（三位党员和两位非党同志）受代表会议能委托，向伊里奇赠送我们的小小的礼物——把十八株樱桃树送往帯尔克寓所的温室。我们不熟悉那个地方，沿途寻访，终于在晚上五点到达了目的地。哥尔克方面并不知道我们要去，所以伊里奇周围的所有的人看到我们都感到非常突然。开始时，他们显然有些为难。玛丽亚·伊里尼奇娜[1]和其他人不短道我们的来访对伊里奇的健康会有什么影响。最后，经与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2]商量，才决定让我们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但叮嘱我们同他在一起的时间不能太长。
　　我们被引进接见室。两分钟以后，我们听到门外传来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声音：“沃洛佳，有客人来看你。”门打开了，伊里奇面带笑容，向我们走来，身后跟着一位卫生员。伊里奇同往常一样，戴着他常戴的便帽——我不止一次见过他戴着这顶帽子。伊里奇走到我们跟询，用左手脱下便帽，放到右于里，然后用左于同我们握手。“你们到这里来，我真高兴，”他清清楚楚地对我们说[3]。我们欣喜若狂，象孩子般地欢呼起来。我们把工人们和工厂管理处的致敬信交给了伊里奇，并代表我们的地方组织说些向伊里奇致敬的话。我们同伊里奇在一起待了五分钟，告别时大家都热烈地吻了他。最后一个告别的是六十岁的工人库兹涅佐夫同志。他们相互拥抱，足足站了两分钟。老库兹涅佐夫噙着热泪一再重复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是一个工人，一个锻工。我是一个锻工。我们要锻造你所规划的一切。”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从伊里奇身边拉开。我们在伊里奇的寓所里过了一整夜。吃晚饭的时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详细询问了我们的工厂及其工产情况，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并要我们经常给《真理报》写文章。
　　第二天我们就走了。有一位护理伊里奇的同志告诉我们说，伊里奇阅读我们的信，直至午夜两点。我永远不会忘掉这幸福的几分钟。感谢同志们给我机会最后一次看到我们所热爱的领袖和导师。

载于《一周年纪念。1924年1月21日——1925年。列宁、列宁的一生和列宁主义》1925年《莫斯科工人》出版社版第219—220页
（顾柏林 译　张草纫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