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焦急地等着汽车来接我。最后，汽车终于来了，里面已经坐着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1]，他也是到伊里奇那儿去的。
我们顺路去接了安娜·伊里尼奇娜[2]和魏斯布罗德[3]医生，然后同车前往哥尔克。
在一个树木成林的宽阔的花园里有一座两层楼房子的老庄园。屋子里陈设着陈旧的家具，墙上挂着古老的写生画和画像——显然是哥尔克庄园最后几位主人的祖先的肖像。
我焦灼地等待着可以上楼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刻。最后，我和斯克沃尔佐夫同志被叫上楼去。我们走进一间灯光暗淡的宽敞的房间，安娜·乌里扬诺娃和玛丽亚·乌里扬诺娃[4]两位同志都在那里。
我们刚走进眉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在门口出现了，他左手拄看拐杖，边看坚定的步伐向我们走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5]跟着他走进了房间。
伊里奇非常热情地用左手同我们握手问好，脸上带着微笑，他向来是带着这样的笑容欢迎老朋友和熟人的。
在国外出版的白卫分子的报刊上以及在小市民中间流传着谣言，说伊里奇憔悴不堪，已经完全不象过去的伊里奇了。
当我看到伊里奇时，我感到惊奇的是，伊里奇的脸容和他那一双颖慧、出色的眼睛依然如故。他的眼神，他的笑容，仍旧和过去二十年来我因党的工作成百次见到伊里奇时所看到的一模一样。
起先，我们也没完全觉察到伊里奇不能说话。伊里奇在接见人们时，通常很少讲话。他要求来访的同志讲。他听着同志们的话，一般只提一些意见和问题。熟悉伊里奇的同志，可以根据他的脸部表情以及他在听汇报时的注意程度，看出他对谈话所涉及的问题的态度如何。我和斯克沃尔佐夫同志在他那儿时，也是这样。
斯克沃尔佐夫同志开始向伊里奇讲述莫斯科苏维埃的选举经过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注意听。斯克沃尔佐夫同志汇报时，他一面望着说话的人，一面浏览着放在我们围坐着的桌子上的几本书的书名。可是，当斯克沃尔佐夫同志讲到各个工厂的工人对莫斯科市委的指令提出修正意见，要求改善工人和城市贫民居住区的照明设施、把电车线路延长至工人和农民居住的郊区、关闭啤酒馆等等的时候，伊里奇注意地听着，并且用唯一还能清晰发出的声音“噢，噢”表示自己的意见。他的声调仍旧象过去未生病时一样，使我们清楚地懂得，这些修正意见是正确的，是切实可行的，应该采取一切措施付诸实施。
斯克沃尔佐夫同总讲完以后，我不免有些激动地开始向伊里奇汇报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的工作情况和共产国际某些支部的状况。我向伊里奇讲了意大利波尔迪加[6]案件的情况和意大利共产党的状况；谈到了英国即将举行的竞选运动，告诉他英国共产党除在某几个选区提出独立的候选人以外，将支持英国工党。
他对我的这一切报道听得不很仔细。然而，当我的话题转到德国问题，谈及社会民主党的解体、德国工人悲惨的经济状况、千百万男女工人大规模失业和陷于贫困、工人大量退出工会、工厂委员会的作用和德国共产党在德国工人中影响增长等问题时，伊里奇活跃起来，非常仔细地倾听着。在我叙述德国情况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没有从我身上移开。他点着头，发出“噢，噢”的声音，表示对德国的事件有着莫大的兴趣。
我忘了我是在同生着病的伊里侖说话，不能让他激动。我仿佛觉得我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正在听取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报告，他的脸部表情、他的插话、他的专心致志的神情使谈话的人感觉到，他，伊里奇，对报告的内容很感兴趣。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问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列维[7]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如何。他们当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有组织的派别。
我回答说，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被看作比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更坏的工人阶级的叛徒，因为他们用左的词句在工人中间散布幻想，实际上他们奉行的是反对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噢，噢”的声音清楚地告诉我们，恰恰应该这样看待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而且他早已对列维之流的作用作过预言。
我们离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满怀着信心：伊里奇很快将回来工作。
从哥尔克回家的路上，我们还在谈论着，等伊里奇恢复工作以后，必须坚决要求他不要象患病前那样工作得那么多。
三个月以后，新的一次脑溢血从我们苏联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身边夺走了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最伟大的领袖的生命。
载于《列宁与国际工人运动。回忆录》第1卷1934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155—157页
（顾柏林 译 张草纫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