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发生在反革命得意忘形地向苏维埃政权及其领导人进攻的时候。
  捷克斯洛伐克人正向伏尔加河推进;伏尔加河东岸社会革命党人的立宪会议开了场;英国人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占领了阿尔汉格尔斯克;白卫军在雅罗斯拉夫里发起暴动;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了乌里茨基[1]和沃洛达尔斯基[2],并且准备谋害我们的其他领导人。
  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感到人力非常紧张。我党的伟大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参加工厂的各种群众集会,向工人们揭露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其他敌人的各种叛卖行径。
  在一次这样的集会上[3],在原米赫里松工厂现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厂,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4]向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下了毒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好几颗子弹打伤,其中有两处很危险。我当时正在克里姆林宫人民委员会等候开会。对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般都准时出席,从不迟到。因此,我们很奇怪,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他还没有来。
  突然,有人把我从会议大厅叫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所(他的住所在人民委员会会议大厅的隔壁)去给他治病(我是医生)。
  当我走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卧室时,看见他正在床边脱衣服。他那么坚毅、有力,自己走上三楼,走到床边,自己动手脱衣服。
  他的脸色苍白如纸。我立刻扶他躺到床上,脱去外衣、背心和衬衫。作了急救(裹上无菌绷带,滴了兴奋剂等),立即让人去请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柯[5]同志和莫斯科卫生局局长奥布赫[6]
  我记得,这时已故的维拉·米哈伊洛夫娜·邦契—布鲁耶维奇[7](也是医生,已故)走了过来。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伤势很重,脉搏几乎摸不到,有剧烈的疼痛感,我们没等会诊,立即给他皮下注射吗啡,然后为了加强心脏的收缩,又给他皮下注射了樟脑。这些办法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体力有所增强。
  不久,谢马什柯和奥布赫来了,紧接着专家们(外科医生明茨[8]和内科医生图曼诺夫)也来了。他们检查了伤口,作出了诊断。
  —颗子弹打断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肱骨,造成了骨折。另一颗子弹从背后肩胛骨方向进入身体,打穿了肺叶,引起大量出血,血液流入胸膜腔,子弹陷在颈部前面的皮下。
  第二处伤口特别危险。子弹擦过人体内最重要的地方:颈动脉、颈静脉以及保证心脏跳动的神经。这些器官只要有一处受伤,就必然造成死亡。但子弹居然没有碰伤它们,真是奇迹。这里还有食道,我们也担心食道是否受了伤,如果受伤,对我们领袖的生命也是很大的威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好几天都没有脱离危险。但他很快就开始好转,并且几个星期之后,不顾朋友、同志和医生的一再劝阻,又重新开始工作了。
  在这几个星期中,我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具有多么坚强的意志,多么大的忍耐力,多么大的自制力,又是多么质朴。在这段时间里,他从未发出一声呻吟,一声抱怨。
  病情稍一好转,他就和医生们开玩笑;只要稍微有点力气,他就自己照料自己…… 要想让他在病床上多躺一天是多么困难啊!后来想让他晚一天去办公室,去人民委员会工作,又是多么困难啊!什么劝告对他都不起作用。他急着要工作,我们就不得不耍各种花样不让他工作。例如,我们有时借口没有准备好,把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删掉;有时我们一个个从会场上溜走,直至达不到法定人数,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好伸出一只手指吓唬着我们,宣布散会。
  无产阶级的领袖得救了,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又工作了五年。他用自己天才的战略和战术,引导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航船通过了一切暗礁。社会革命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被击溃了,帝国主义和白卫军的武装干涉被打退了,苏维埃政权成了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灯塔。

载于1924年《红色报》8月30日第197号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