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全俄教育工作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大会是1918年8月26日至9月4日在莫斯科原女子学校[1]的大楼里召开的。
  圆形大厅里灯火通明。圆柱之外是走廊。这里有门通向办公室和其他一些办事机构。宽阔的楼梯通向二、三楼的教室。只有一间最大的教室有几扇门直对圆形大厅。门是双层的,因此,大厅里的吵闹声传不到那里。
  今天大厅里的人特别多。上敞廊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一群一群地站在过道里。昨天就传说列宁今天要讲演,但他还没有来。人们正在进行辩论,所有的人都一边听一边等着。只要门一开,大厅里就引起一阵骚动,大家都回头看看:是他吗?但不是他。辩论结束了,代表们建议休息吃饭。有一个主席团成员反对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离开克里姆林宫,过几分钟就到了。”
  代表大会还是继续开下去,只是大家等得更焦急了。
  列宁悄悄地、不惹人注目地走了进来,因此大会的代表们没有立刻看见他,主席团也没有马上发现这事。只有当靠右边门口站着的人让开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近桌子时,才迟疑地响起了掌声,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他。“是列宁吗?”“对,列宁。”他和坐在桌旁的人打了招呼,这时大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他原来是这个样子,”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乡村女教师说,“完完全全和平常人一样。”她大声说着,谁也不感到奇怪,谁也没有阻止她,大家都明白,她是第一次看见列宁。
  列宁坐下了,微笑着对卢那察尔斯基[2]说了几句话。当卢那察尔斯基发言的时候,他注意地观察着听众,然后站起来,一边频频点头致意,一边向桌子走过去。
  “和他一起来的是谁?”女教师问我道。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3]。”
  “是他的妹妹吗?”
  “是的。”
  大厅里并没有立刻静下来,还听到激动的低语声,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很快地控制住自己的。列宁说:
  “我们说,我们的学校事业同样是为推翻资产阶级而斗争。我们公开声明,学校可以脱离生活,可以脱离政治,这是撒谎骗人。具有旧资产阶级文化的最有教养的人们实行怠工是怎样一回事呢?怠工比任何鼓动员、比我们所有的演说和成千种小册子都更清楚地说明,这些人把知识当作专利品,把知识变成他们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他们利用他们的知识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公开反对劳动群众。”[4]
  这是些很普通的话,但都非常明确,包含着惊人的真理。它们把怠工者钉在了耻辱柱上。
  “劳动者渴求知识,因为知识是他们获得胜利所必需的。十分之九的劳动群众已经懂得:知识是他们争取解放的武器,他们受到挫折就是因为缺少教育,现在要使大家都能真正受到教育是全靠他们自己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一般人在家里和少数同志谈天一样结束了演讲,没有激情,没有演说家式的号召,没有高呼口号。他说:
  “一切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同情人民的人们,优秀的教师们,都会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胜利的可靠保证。”[5]
  “又简单又正确。”坐在我旁边的女教师说。
  “又简单又正确。”许多从外地来的人民教师说道。他们觉得,他们平时想的正是列宁现在所说的。他们用欢呼声回答了列宁。

载于维·叔尔根《难忘的会见》196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9—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