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笔记本中关于伊里奇的片断

十月革命后

　　我不打算把十月革命以后我每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听到他讲话的情形，一一加以叙述，因为有许多次没有留下完整的印象，而且大部分已经由别的参加过十月革命的同志详细描写过了。
　　我也不想再谈人民委员会的历次会议，虽然会议总是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但由于我当时真是很饿，所以经常看不见也听不清什么东西，只是老想着能有这么一个幸福的时刻，发上一杯糖茶和一块夹着一小薄片香肠的面包。
　　现在谈谈1917年12月的一个插曲，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不很愉快的。
　　我是负责管理旧军队复员事务的政治委员，我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能顺利地把已达复员年龄的士兵从前线撤回家乡，并且不让那些已经与乡村失去联系的复员军人有可能聚集在大城市里。因为他们作为失业者和脱离劳动的分子留在大城市里是相当危险的。
　　为了组织社会工程，复员事务局技术管理处修订了原有的沃尔霍夫电气化计划，选出了一批建筑工程师，编制工程的略图和预算。这些略图和预算都曾发表在1917年底的《陆海军通报》上。
　　当然，这样的计算和预算是很粗略的，和那个两年以后奠定了全国电气化基础的宏伟计划相差很远。
　　这时，计划只要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批准就行了。我通了个电话，约好了时间，带了我们财政局的科苏什金同志去帮忙，他是个性情固执、有点使人厌烦的人。伊里奇根本不认识他。我们在约定的时间来到了斯莫尔尼宫内伊里奇的办公室……
　　我们不仅讲了事情的本质，还想谈谈电气化的技术问题……
　　正讲到我认为最有意思的地方，伊里奇忽然打断了话……
　　“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谈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这和我无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试着继续讲下去，“可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久前才成立呀！……”
　　“去找李可夫^[2]同志！……”
　　“列宁同志！”科苏什金插嘴说，“您叫我们到哪儿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只是个徒有虚名的机构。”
　　“噢，原来如此！”伊里奇眯缝着眼睛，讽刺地说：“徒有虚名？！真是这样？！”
　　“是的，徒有虚名。但是电气化是件极其重要的事。”科苏什金就开始详细描述电气化如何如何必要，如何如何美妙……
　　我发觉，伊里奇开始不耐烦了。
　　“你们为什么老缠着我，难道我是工程师吗？”
　　科苏什金还想照样继续说下去。
　　但我已意识到，我带科苏什金来是干了一件蠢事，科苏什金已经讲过火了，我急急忙忙趁着还没出大乱子时溜了出来……
　　当天晚上，伊里奇对一位人民委员说：
　　“请转告克德罗夫^[3]，请他不要再用这类事来蒙骗我了…… 而且还带了一个叫什么科苏什金的人来。如果他以后再这样，我就不许他到我这里来了。”
　　当时我觉得伊里奇责骂了我，而对电气化的方案那么没有好感，自己很受委屈…… 各种琐碎的小事、无谓的纠纷、机关里的扯皮、口角等等占去了伊里奇多少宝贵的时间——这一点我很晚才明白……

立宪会议

　　召开立宪会议的这天……
　　涅瓦大街……一堆堆积雪……篝火……岗哨……
　　一支只有几百人的可怜的象送葬似的民主游行队伍，就是这个刚开幕的会议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寥寥无几的一撮人拿着巨大的标语牌，上面涂着褪色的标语：“全部政权归全民的立宪会议！”
　　汽车在雲堆上颠簸。到了什帕列尔街。到处是哨卡、篝火、铁丝网。水兵们端着枪，厉声急促地喊着：“站住！！”
　　塔夫利达宫里非常热闹。立宪会议的议员们都急急忙忙来参加开幕式。负责召开立宪会议的人民委员的办公室里挤得水泄不通。这里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4]、斯大林和其他人民委员。乌里茨基^[5]同志与众不同地腐着腿，一忽儿走到这儿一忽儿走到那儿，发出最后的指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几位同志说：“开始吧……”，接着又对在场的其他同志说：“您不是中央委员吗？您也不是吗？！那就请出去吧！”
　　大家很快地往外走，有些人民委员还迟迟不走，伊里奇就把他们中间的一个轻轻地推到门口，说：“请吧。”
　　立宪会议原定的开会时间早已过了。
　　国家杜马大厅里，代表们都早已就座。由于不到法定人数，大家哄闹起来，表示抗议，他们要求布尔什维克代表和人民委员会委员来出席会议。而布尔什维克的党团会议怎么也结束不了。总是激动的梁赞诺夫^[6]同志劲头十足，满嘴白沫，说什么驱散“俄罗斯土地的主人”会产生极大的危险。可是这全是废话，因为问题已决定，不容改变：
　　“应该是苏维埃，而不是立宪会议；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
　　最后，深夜，所有的代表席位和“部长”包厢都坐满了人。
　　会议的右翼分子歇斯底里地提出应由代表中年纪最大的致开幕词，而不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于是他们就和毫不着急的、镇定的斯维尔德洛夫争吵起来了。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仍在讲台上，主持选举会议主席。
　　伊里奇一到会场就坐在离讲台不远的、铺有地毯的坡度不大的台阶上，这样一直坐到会议结束。因为区与区之间有木板隔开，代表们都看不到列宁。在会议进行到最有意思的时候，特别是选出来的会议主席切尔诺夫^[7]几乎每说一句话，都给布尔什维克代表齐声以戏谑的口吻反驳而说不下去时，伊里奇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伊里奇是各种伪善、各种繁文缛节和虚伪客套的敌人。

布列斯特和约

　　这里，我要谈谈人们还不太了解的、发生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前的一些情况。
　　12月底，在彼得堡召开了有关军队复员的代表大会。
　　我们曾多次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会上作报告，但他说工作太忙，没有同意。
　　代表大会闭幕那天我们再次向伊里奇提出这一请求。他说，任何报告他都不作，但并不反对同一些代表谈谈；可让各战线、各部队、海军等单位各选一名代表，他同意跟他们谈谈。
　　这次会议在军事人民委员部举行，地点在莫伊卡大街军事部旧址。
　　到会的有三、四十人。各代表轮流汇报有关部队的情况。
　　伊里奇坐在桌旁，一面听着代表们的汇报，一面很快地在四开纸上写着，同时还提出一些问题，向那些竭力主张战争的代表提的问题特别多，而且接连不断。
　　伊里奇能同时进行几样工作：听、写、回答别人向他提出的问题。这种本领一向使我惊叹不已。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能一心几用的人。
　　听完部分代表的汇报后，伊里奇指出，他马上要宣读一份刚刚拟就的调查表，如果到会代表每人都填一下，那也许要省事得多。
　　调查表上有几十个问题，集中了能够说明部队战斗力的一切最重要的特征，如人数、武器、通讯、器材、战斗储备、被服、粮食、纪律。我记得，还有一个关于军马状况的特殊问题；至于士兵的情绪、需要、对敌军的态度等主观因素，当然也没有忽略。
　　调查表填好了，结论是令人惊讶的。只有极少数表格可以相当勉强地说得上某部队有战斗力，绝大多数表格都表明，许多战线已全部崩溃。士兵们不等接到复员的命令，就大批离开前线。例如，他们砸开向后方运载物资的火车，竟向车厢发起真正的进攻，车厢挂钩的地方、车顶上全是人，整列列车常常无法使用。炮兵的马不但不能拖运重物，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只能用来做香肠。这种情况在北方战线区尤为明显。
　　问题是很清楚的。我们没有战斗实力，战线敞开着。我们不能打仗，签订和约势在必行，不管是什么样的，哪怕是“屈辱的”和约。
　　几天后，出席军事人民委员部会议的部分代表，遵照伊里奇的指示，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作了一次报告，为缔结和约打下融。
　　又过了几天（大约是1918年旧历1月22日^[8]），在斯莫尔尼宫召开了党中央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一大批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会上详细讨论了签订和约的问题。
　　当时有三种观点：
　　（1）签订和约，即使割地赔款也行；
　　（2）继续战争；
　　（3）既不签订和约，也不进行战争。
　　伊里奇坚持自己的观点，举出许多无可辩驳的理由来证实必须立即签订和约。并且警告说，苏维埃政权已受到威胁，但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不赞同列宁的立场。
　　持其他观点的人开始喋喋不休地信口开河。
　　列宁长时间地听着这些夸夸其谈，终于忍不住退出会场，以示抗议。直到会议结束时，他才回来作总结发言。
　　大家知道，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多数赞成托洛茨基的建议：“既不要和约，也不要战争。”
　　两、三个星期后，我亲眼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斯莫尔尼宫的一次谈话中，谴责了坚持把革命战争继续下去的一群武夫。
　　“怎么样？难道依你们的办法去做就行吗？绝不是那回事！……我们现在反正不能打仗，也不再打仗了。只不过是用一种含糊不清的说法，也就是无稽之谈，来代替直截了当地和明确地提出必须签订和约的问题……为了这种无稽之谈，我们已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现在，和约总算签订了，但条件却更加苛刻了……唉，一群武夫！”伊里奇最后说，“要是能用美丽的辞藻和漂亮的决议来打仗，全世界早被你们夺取了。”

红军的领袖

　　1918年7月。阿尔汉格尔斯克边区面临武装干涉的危险。摩尔曼已被同盟军封锁，接下去就要轮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沃洛格达了。这两个城市在外国使团的积极参与下，正无耻地、公开地准备叛乱。在后方，反革命势力抬头了。在雅罗斯拉夫里，木罗姆和弗拉基米尔爆发了白匪富农的暴动。一两天内，北部将遭到致命的打击，包围工人共和国的铁圈很快就会合拢，而我们却没有实力来对付无耻的敌人。
　　我到莫斯科去汇报情况。在北站，伊里奇特地派来接我的一位同志告诉我，列宁同志正等着我。十分钟后，我就在克里姆林宫伊里奇的办公室里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心情非常好。
　　在我汇报的时候，他不时地插入句把戏言，拿我开点玩笑。然而，这不光是在开玩笑。
　　全部情况他已经了解、斟酌过，并且作出了决定……不难看出，在他的玩笑中，既指出了并非一切事情都做得很好，也提出了建议，指示今后该怎么办。
　　托洛茨基进来了。他一反常态，神情专注而严肃；谈话立刻变成官方的、事务性的了。
　　他问了几个问题后，说：
　　“刚才得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消息，英国军舰正在白海航行,一两天内就会进行武装干涉。”他坚持要我立即返回阿尔汉格尔斯克。
　　我表示反对。既然武装干涉已经迫近，那就必须增加一些兵力，我手下的三十名拉脱维亚射击手是不够的。
　　“而且也想休息一两天，”我加了一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到这里，大声地笑起来。
　　“噢，要求休息一下！”伊里奇说。我看得出，他同意了。
　　于是，决定给我一支部队、一些大炮和几挺机枪。过了两三天，我带着部队和武器回阿尔汉格尔斯克去了。
　　在回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途中，我参加了和入侵边区的英法军队的最初几次战斗，这时，我与克里姆林宫保持着联系，感到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着、领导着各次战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个车站上通过邦契—布鲁耶维奇用直达电报询问阿尔汉格尔斯克叛乱的情况，并给予指示。电报说：

　　后来，我们陷入白匪地区，与莫斯科的联系中断了两三昼夜。在整整的一夜中，伊里奇亲自把沃洛格达的同志——韦托什金^[10]、埃利亚瓦^[11]、萨美尔叫到直达电报前询问有关情况，并了解我们这趟列车的遭遇。
　　他们要列宁相信沃洛格达平安无事，列宁对此并不满足。他预见到有可能发生叛乱，因此就在当天派了一位身穿欧式丝绒服的青年人前往沃洛格达，以便在白匪发动叛乱时通报消息，并且亲自对他作了指示。一星期后，我在沃洛格达遇到这个人：对苏维埃沃洛格达来说，他是一只引人注目的白乌鸦^[12]。
　　在第一个星期中，我们就制止了英法军队向内地的入侵，沃洛格达被占领的直接威胁已经消除。但是另一个危险，也就是因缺乏粮食和武器弹药而崩溃的危险，威胁着重新敞开的前线。
　　电报不起作用。供给机关暗中破坏供应工作。
　　我带着总务处长艾杜克又去找伊里奇求援。
　　出发后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已到了莫斯科。一出车站，马上就到克里姆林宫去。真想不到，伊里奇见到我们，非常生气。
　　不过，就在他生气的时候，仍然可以感到善意的同志式的态度。
　　“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前线呢？…… 现在一切都会完蛋的。”
　　“对不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他严厉地责备我们，什么辩解也不愿听。
　　“不仅自己来了，把他也带来了，”伊里奇指着艾杜克，语气略为缓和地说。
　　“尽把些孩子丢在前线！他们在那里会干出好事来的……”
　　我抓住时机，急忙一口气把许多事情都说了出来。我说，在奥博泽尔斯卡雅组织了一个司令部，我们个人现在在前线没什么事可做，打算把前线司令部搬到沃洛格达，并决定总共化两昼夜的时间，希望在伊里奇的帮助下，扭转怠工和拖沓现象。
　　“怎么是两昼夜呢？”伊里奇打断说。“你们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回去？”
　　我作了回答。
　　“终究是没有必要来的，可以把全部情况写信嘛…… 你们究竟需要什么？ ”伊里奇问这句话时，已经心平气和了。
　　我把一张长长的急需物资清单念了一下。
　　谈话是站在人民委员会大厅里，离伊里奇办公室门口几步远的一张小桌子旁进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俯身在桌上写了一张便条，内容大致如下：
　　最高军事委员会司令部参谋长米·德·邦契—布鲁耶维奇^[13]：我命令指定三位负责的工作人员，责成他们务必在今天把东北战线^[14]所需要的一切弹药发往该地，并向三个旧将军指出，如果他们不执行上述命令，即予枪决。^[15]
　　“你们一定要在今天走，”伊里奇递过便条说。后来，他在告别时说：“需要什么，写信来吧！”
　　就在当天，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当我被任命为战线指挥并准备出发时，斯克良斯基^[16]同志友好地拦住我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叫我来向您要一张字据，写明没有他的许可，您不得再到莫斯科来。”
　　他的脸上浮现出他特有的讪笑。
　　“这是您瞎想出来的！”我断然地说。
　　“丝毫也不是这样！我是在一字不漏地传达命令，”他再次肯定地说。
　　我感到委屈。我认为到莫斯科来是绝对必要的。
　　“要是不来一趟，”我生气地说，“前线会更糟糕。”
　　列宁的指示我服从，但字据没有写。
　　这一天，事后我还在苦恼地想着，为了前线，这样做是对的。看来，我不善于十分令人信服地说明离开前线的理由。
　　途中，我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了一封信。信上说，虽然有他的巨大支持，虽然他的便条在军事机关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也只得到一小部分东西。
　　我固执地想：“要是我不来莫斯科，就连这点东西前线也得不到。来一趟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必要这样不客气地接见我。”
　　过了两天（1918年8月1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了一封电报。他没有在电报中再提这件事，允许我自以为是；而是回到上面说到的、我第一次到莫斯科这件事上来了。这封标有“密电”的电报说：

　　科特拉斯无论如何要守住，但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往常一样，也预见到最坏的结局。他知道科特拉斯集中了大量炸药，因此不仅发了一道命令，而且还把持有他的亲笔信的乌拉洛夫^[18]和诺格捷夫^[19]两位同志派到我这里来。
　　伊里奇在信中介绍说，这两位同志虽不懂爆破，但忠诚、坚定。他并指出，派这两位同志来的目的是为炸毁科特拉斯弹药库做准备，并在危急时刻炸毁它。
　　同时，列宁同志对当时负责指挥莫斯科军区部队的穆拉洛夫^[20]同志下了一道命令，要他“查明从莫斯科开往乌拉尔的一个重炮连，并火速将该连交给克德罗夫同志指挥。”伊里奇警告穆拉洛夫说：“这件事您要拿脑袋来担保。”
　　重炮连被派往科特拉斯，也许能挽救科特拉斯及其取之不尽的储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整个国内战争的胜负。
　　列宁同志认为我们这条战线“是特别危险的，因为那里的敌人有最有利的条件，有海道，”^[21]而援助我们战线的……当然还有其他战线。
　　在紧要关头，大家都赶去找伊里奇，把他当作最后的希望。
　　这种违背命令的作法，激怒了军队首长和党内的官僚主义者。有一个人的电报就说：“我命令你们，不准避开总司令和军事委员会去找列宁同志。”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象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本人却允许别人去找他帮忙，并且一个问题也不忽视，即使是专门的军事问题。
　　这里，我再列举一封伊里奇的信，信上注明的日期为8月29日，也就是他受伤的前一天。这封信的最后一段答复了沃洛格达一些同志的抱怨。这些同志说，由于克德罗夫的作风，暴动就要爆发，而在他们的防备之下，沃洛格达至今没有暴动。正如信中所写的那样，伊里奇与他们的看法不同。
　　这封信是这样的：

　　在结束这篇特写的时候，我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如果说，我们能在一开始就挫败在人数和装备上占优势的敌人的进攻，打乱他们的计划，这首先要归功于以列宁同志为代表的我们的党中央。任务所以能完成，是因为在一片混乱和慌张的情况下，伟大的舵手坚定地把苏维埃航船引向既定的目标。
　　有过这样一个时刻，那时，叛徒曾准备把胜利拱手让给白匪……
　　记得有一天，前线收到了伊里奇受伤的骇人的消息……
　　前线颤动了……
　　但那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一团烈火，列宁的火焰在每一个战士心中燃烧起来了；不屈的誓言犹如火焰的热浪滚过无边无际的战线……
　　我们一定要报仇！我们一定会胜利！
　　敌人错了。列宁一定会活下去，这是无产阶级的意志。他虽然受伤了，但在无形中仍然是红军的领袖，在顿河草原，在高加索山区，在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冻土带，正率领着红军向着最后的胜利前进。
　　在伊里奇的天才面前，连死神也无力地让步了……

没有伊里奇寸步难行

　　似乎在中央，甚至在地方上，任何一件事，在开始时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详细过问，没有他的某种方式的参与，都是不会成功的。每一个人民委员部的基础都是伊里奇奠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设起来、发展起来的。
　　就拿卫生人民委员部来说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没有忽视这个人民委员部，并且在这里留下了不朽的纪念。
　　大概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主张把全部宫殿、豪华的别墅、疗养院等转交给卫生人民委员部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而“疗养区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口号也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从此，无产阶级使人们的平均年龄大大延长了。在这方面也有伊里奇的丰功伟绩。
　　另外还有一件事。
　　1919年秋，国内战争快要结束了。邓尼金^[23]被逐出莫斯科，高尔察克^[24]滚向乌拉尔去了。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
　　但是，一个新的敌人出现了，它企图把一切胜利成果化为乌有，把本想喘一喘气的国家窒死。
　　讨厌的虱子吞噬的牺牲品，比所有死在战线上的人加起来还要多……“同志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伊里奇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或者是虱子战胜社会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战胜虱子！”……^[25]
　　十月革命前夕，莫斯科苏维埃举行庆祝大会。我刚从坦波夫回来。我是在坦波夫遭到马蒙托夫袭击后被派到那里去的。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26]在大剧院召开的会议上见到我，把我叫住了。
　　“您来了，好得很……”他高兴地说。他言语急促，富有情感，总是很动人，使人很乐意听。
　　“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制定改善共和国卫生状况的章程……日内就要公布有关法令……请您熟悉一下材料吧……”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从皮包里取出几张纸给了我。“请谈谈您的意见，以及您是否同意代表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这个专门委员会。必须安排一个燃料日，让浴室连续开放。还要安排一个卫生日，开展缝衣运动，等等。我看，这项工作由您来做比较合适。”
　　我谢过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接过材料，准备熟悉一下。但我已同意了。在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给我的材料中，最有意义的是工农国防委员会1919年11月5日的决议。这份决议提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然总共只有几个字，但这几个字却再现了整整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一切事业都是由伊里奇开创和胜利完成的。
　　决议内容如下：

　　象“增补列宁同志参加委员会”这句话，在当时听起来是很普通、很自然的。既然有关部门的代表常常被增补进各种各样的委员会，为什么不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增补进去呢？况且，没有他反正是一件事也办不成……
　　几天后成立的委员会最初属于卫生人民委员部，从1920年1月起归属工农国防委员会。
　　伤寒病蔓延全国，与传染病的斗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因此委员会在不得不越权办事或需要伊里奇的支持时，也象过去一样，得经常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记得，在车里雅宾斯克的一个只能容纳三千人的疏散站里，大约有一万五千名伤寒病人。确切数字无法肯定，因为所有的过道、走廊、地板上都躺着病人，要到站里面去，就得架起梯子从窗口爬进去。几乎所有的病人都穿着满是寄生虫的衣服、衬衫，因为一件替换的内衣和病人服也没有。许多人把衣服脱掉，宁肯光着身子。病愈的人回到部队或自己家乡去了，同时也把传染病带走了。住在战地医院或普通医院里的少数病人，情况要好些。
　　为了缝制足够数量的内衣，委员会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从省粮食委员会取出几十万俄尺的布，这些布匹是人民委员会留作商品交换用的。我们把这个办法告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但据我回忆，我们没有得到答复。后来我听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赞成我们这样做，另一方面，如果这样做确实十分必要，他也不认为应该加以指摘。
　　我记得还有一次找伊里奇的情形。
　　在采取坚决措施制止把伤寒病人从一个城市转往另一个城市以及向内地疏散的现象，并且规定了就地治疗病人的原则后，委员会在各城市都碰到一个问题，即缺乏有设备的医院，总而言之，缺乏空房子。
　　只好占用国家机关的房子，把这些房子改为专用病房、小医院、疏散站。
　　在鄂木斯克，决定用鄂木斯克铁路大楼作中心集散站。可是搬迁工作不仅遭到铁路领导人的强烈反对，而且以交通人民委员部副主席本·米·斯维尔德洛夫^[28]为代表的交通人民委员部也是这样。当时，本·米·斯维尔德洛夫正在去鄂木斯克的途中。
　　管理局甚至无视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科萨列夫^[29]、伊·尼·斯米尔诺夫^[30]、弗鲁姆金^[31]同志）关于腾出房子的决定，日复一日地拖延转让工作。
　　这时，不得不再去请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支持了。很快就收到了列宁同志的回电：“既有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的决定，铁路大楼应该腾出作疏散站用”……
　　那时，还有一件小事。
　　1919年初，卫生总局已经瘫痪。尽管三令五申动员医务人员到前线去，但医务人员（尤其是医生）根本就不到征兵委员会报到，而合格的人也无视到前线去的命令。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当时就弄清楚了。原来最高征兵委员会全都由狗娘养的白匪组成，他们为了捞到一点可怜的贿赂，竟免除所有医务人员在部队服役。事情已经弄到如此无耻的地步：苏哈列夫卡市场上几乎在公开地出卖最高征兵委员会的空白表格，全体委员在这些表格上盖了章、亲笔签了字。这些表格证明，某医生或医助被认为完全不适于服兵役。任何人只要化一百卢布搞到这张特殊的证件（免罪符），他就可以填上自己的名字。
　　显然，这件事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解决不了的。根据他的建议，工农国防委员会把重新检查医务人员的工作交给不久前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执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详细地指示特别部这项工作自始至终应该怎样做。不仅要重新检查身体，对卫生总局当时认为身体合格者的情况也要审查，而且对他们出发和到达前线的情况要步步监督；要无情地惩办逃兵；工作过程要定期向他汇报。
　　第一批医务人员是在专门的检查员的监督下被送到车站的。检查员的责任是把被派遣的人员送进车厢并监视他们，直至开车。
　　当初不得不采取这种过激措施为红军配备必须的医务人员。现在看来，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我要着重指出，这也只是初期才这样做，因为事情很快就走上轨道，一切都很正常、很顺利了。

到处需要伊里奇

　　1918年10月底，莫斯科铁路枢纽站挤满了满载物资的车厢，这些货车因马车运输十分紧张，几乎卸不了货。收货人为了延长卸货期限，一次又一次地把货车从枢纽站的一个货运站台转到另一个货运站台。枢纽站的车厢从正常的二万至二万五千辆上升到五万辆，其拥挤程度由此可见。新到货物的运输有停止的危险。对现代的莫斯科来说，卸二万节车辆的货当然没有任何困难，但在当时，这个作业却是件大事。那时虽有足够的马，但没有饲料，有大功率的载重汽车，却缺乏汽油开动。
　　这是一个饥荒严重的时期……一个马铃薯也会造成许多极为可悲的错误…… 我还记得一张布告，这是一个人民委员写的,悬挂在第一苏维埃大厦的一个显眼的地方。大家知道，这里住着许多十分重要的工作人员。

　　而在这时，在郊区和莫斯科城里，却停着几十节车厢，有几万普特马铃薯堆在车厢里霉烂。
　　莫斯科苏维埃成立了一个拥有独裁权的铁路枢纽站卸货非常委员会，我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或者象人们所戏称的那样，马铃薯独裁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我每星期都要到他那里汇报卸货的情况和釆取的措施。由于粮食恐慌，列宁同志指示，在星期日，甚至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也不要停止工作。记得，节日那天也象平日一样卸粮、装运、堆积、分配。电话铃响个不停…… 铁路委员会报告已卸空的和新到的车厢数字。到处是拥挤、奔忙的景象，一片嘈杂的声音。工人们一队一队从莫斯科苏维埃前走过，他们欢腾的合唱声和鼓乐声不时地传到里面来。
　　尽管运输机关的工人和职员干劲很大，刚开始时工作进展却十分困难，因为许多部门无视委员会关于限期卸空给他们的车厢的命令。当时，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意，规定了卸货期限（一至三昼夜），要是过期不卸，委员会有权自行处理。粮食委员会是第一个受损失的收货单位。在该单位做好准备，终于抽空派代表去车站领货时，己有几车厢开始霉烂的马铃薯被区苏维埃发给一些企业的工人了。几百号工人，他们的妻、儿拿着口袋来到指定地点，眨眼功夫就把宝贵的蔬菜分了。
　　显然，粮食委员会和其他受损失的收货单位是不喜欢这种“分配”方式的。他们对委员会的做法，对委员会擅自撕毁全部分配计划的行为表示气愤。他们来到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控告委员会，殊不知这些措施是经过列宁同意才采取的。
　　控告归控告，十节计划外分配的车厢却成了以后卸货工作的转折点。各部门都动起来、忙起来了。每天卸空的车厢数很快就大大超过新到达的车厢数了。
　　11月下旬，也就是委员会成立后一个月左右，我向列宁报告，工作已经完成。为使报告充实有力，我引用了许多有关的统计表和其他文件。同时，我还谈了我的看法：今后不需要种种非常职权了。
　　非常委员会改组为莫斯科卸货站，它最初有另一个名称。我的助手什·同志代替我担任主任。
　　起初，他的运气不佳。枢纽站很快又堵塞起来了。这时，列宁下令逮捕什·同志。为了不把工作搞乱，相反，为了整顿工作，拘留是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安有电话的特别房间里执行的，并且是在公余时间。拘留期限直到枢纽站恢复正常的装载工作为止。在这种情况下，很快就作到了。

两张证明书

　　我珍藏着两张纸，两张正式证明书，内容几乎相同。
　　第一张证明书上写着：

　　我曾多次捧着眼前这个证件，端详着珍贵的签名、签名的每一个字母、每一划……研究着这张证明的一切细微之处。无论是纸张，还是墨水、铅字、图章、签字都开始说话了，胜过了一切言词，叙述着一个早已过去的时代。那时，饥饿和寒冷在城市和乡村，在工厂和住宅区游荡着；那时，苏维埃俄罗斯既和盛产粮食的地区切断了，又和燃料的产区隔绝了；那时，要搞到一张纸、一支笔，不仅对普通的公民，甚至对人民委员会主席也是极大的困难；那时，墨水在墨水瓶里结成了冰，笔在纸上无力地发出沙沙的声音；那时，生活以巨人般的步伐向前飞奔，人们也无暇考虑这许多琐碎的事情。
　　真的，请您仔细看一看这个证件吧。这是一张薄薄的几乎是透明的纸。虽经过精心保存，纸已经破损了，边角不齐了。左角有人民委员会用笺印记，上面还看得出是革命前的书写法，有的字母现在已经废除了。打字机的字迹很不清楚，色带是自制的。证明书上人民委员会的图章更象一个连队办公室的或州苏维埃的印戳，证书的正文中，把“多次渎职”错印为“渎职”。
　　但列宁同志的签字却非常特殊。墨水湮开了，笔又不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好签两次名，一次不清楚，在上面又签了一次。
　　另一份相同的文件是比较晚一些时候发的，文件注明日期为1920年7月29日。
　　经过一年零三个月，文件中也反映了苏维埃政权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的全部成就。
　　铁圈被冲破了。国内战争正处于最后阶段——西伯利亚的粮食，阿塞拜疆的石油，源源不断地流向胜利的无产阶级共和国的心脏和大脑……大炮语言为外交家准确的语言所代替：“请接受对你们的始终不渝的敬意”…… 苏维埃国家的红旗骄傲地飘扬在柏林市中心，成为数百万德国无产者的指路明星。
　　以克拉辛为首的红色商人到英国缔结第一批贸易协定。
　　人民委员会证书的印记、铅字、纸张和图章都表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
　　而伊里奇的签字……
　　我很少见到伊里奇这样光彩夺目的亲笔签字。
　　他的签字是那样美，那样坚定，那样镇静和充满信心。
　　只有带领一个国家经历一切严峻考验走上宽阔而正确的社会主义大道的领袖，才会这样签字。

载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7年第1期第49—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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