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17年12月。圣诞节快到了，可是在我们斯莫尔尼宫里，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这里的工作热火朝天。还不是真正的隆冬季节，雪下到地上就溶化了，涅瓦河上刮着寒冷的北风。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竭力劝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趁圣诞节到郊外去几天。她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必需暂停工作，休息一下。他近来睡眠不好，十分疲劳。
有个医生，是芬兰卡累利阿地峡“赫利拉”疗养院主任。他到国家救济人民委员部找我时提到，他在疗养院有所独门独户的新房子，既暖和，光线又充足，他乐意全部给列宁使用。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们的一切劝告置之不理。尽管我们也说，那里周围是一片美丽的森林，可以尽情地打猎，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回答说：“打猎是件好事，可我们的事情多极了，现在只不过是刚开始干，要在两个月内使新生的国家走上正轨——就是布尔什维克也办不到，这至少要十年。”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打断他说：“怎么啦，打算这么多年就寸步不离办公桌吗？”“那以后再看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可是过了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想到城外住上两到五天，可以把一篇文章写好，而在斯莫尔尼宫总是没有空的。这个想法使他很振奋。早晨，他就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如果柯伦泰[2]主管的人民委员部果真在森林里有座单独的房子，在那里谁也不会打扰我的话，我准备去。”
12月24日晨，我到芬兰车站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休养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3]刚进车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坐在窗旁的角落里，为的是不易被人注意。他身边坐的是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对面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他乘坐普通车厢比较安全。这个车座里还要来两位红军战士和一位可靠的芬兰同志。
虽然天气严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穿着那件回国时穿的破旧的秋大衣，戴着一顶细毡礼帽。有一位同志跟我进了车厢，他拿着三件皮大衣和一顶带风耳的皮帽。我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这是给你们穿的，你们要在旷野里乘雪橇，当然很冷。从车站到疗养院很远。”“这几件皮袄，”我又讲，“是从人民委员部仓库里领来的。”“这是看得出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翻开一件皮大衣的底边说。上面缝有仓库号和登记号。“您这是为了叫我们把皮大衣保存好不要丢掉？公家的财产应该登记。就该这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同他们一起去，但人民委员部有些日常的紧急事务，我走不开，主要是组织母亲和婴儿的救济工作。我答应晚一些时候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忽然想到，他身边没有芬币：“如果您能弄到那怕是一百芬兰马克也好，以便付车站上脚力钱或其他必要的零花钱。”
我跑到兑换处去，可是我随身带的钱少，甚至还凑不满一百芬兰马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您说的房子是单独的，很暖和，森林里还可以打猎，是吗？那儿有兔子吗？”我回答说，有没有兔子我不能担保，大概松鼠是有的。“唉，打松鼠是孩子们的玩意儿。”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接着说：“只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下决心去森林走走，这三天别全在办公桌旁边坐着，就好了。”“就是在房间里，那里的空气也比较新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断她说。
火车开动了。周围所有的人根本想象不到，人民委员会主席乘坐的是普通二等客车。
若干天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在斯莫尔尼宫工作了。
我则收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笔写的一张条子：
“现将贵人民委员部的皮大衣完整送回，顺致谢意。皮大衣派上了用场。我们遇到了大风雪。‘赫利拉’这地方不错。我暂不还您芬兰马克。我大致换算了一下，合俄币八十三卢布。现附上此款。我知道您对钱是不在乎的。您的列宁。”[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个特点是他在处理一切重大国家事务中能想到这样的小事，并且始终是一个很细心的同志。
载于1946年《女工》杂志第1期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