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我对哲学问题发生了兴趣，并且对休谟[2]和康德的哲学也发生了兴趣。大概是休谟的怀疑主义同当时流放西伯利亚所处的绝望环境特别协调吧……至于康德的哲学，我早在儿童时代就在熟悉德国古典作家的同时熟悉它了，在这些古典作家中，特别是雪莱[3]，大家都知道，是康德学说的一个热情的信仰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概是从同志们那里知道了我的兴趣所在，于是我们便非常起劲地就哲学问题通起信来。我想使他转向我的信仰，向他讲述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一书诗一般的美妙，有时还引证休谟和他的得意门生叔本华[4]（在我苦闷的流放生活中他也引起了我的注意）的话，大谈其极端怀疑主义。我至今还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回信中，总是以休谟怀疑主义、康德唯心主义的坚决反对者的身份，拿马克思、恩格斯朝气蓬勃的哲学同它们作比较，非常委婉但又十分明确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他热情地指出，人类的认识是无止境的，认识应当不断向前发展，应当随着革命工人运动的开展，扬弃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糟粕，革命的工人运动不仅应当鉴定工人阶级本身的行为和世界观（它完全明确，十分乐观，并以自己纯朴的美引人入胜），而且应当鉴定自己的阶级敌人的行为和世界观，并迫使他们抛弃模糊不清、脱离现实的理论和幻想，用事实和街垒的炮火来说话……
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几封信以后，我完全动摇了。我丢开了我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集中思想学起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我原来迷恋的东西只能算作陈年往事了。《反杜林[5]论》成了我案头的必读书，我得以终身免受唯心主义支配，完全应该感谢最亲爱、最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载于《列宁文集》俄文第1卷1924 年第 194—19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