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尽管美国的大多数报纸和杂志没有刊登卡尔·马克思逝世的消息，[1]然而在他去世的时候，美国人对他并不陌生。1851-1862年间，马克思曾担任《纽约论坛报》的外国通讯员，该报刊登马克思的文章，拥有二十万订户。有些文章署名“伦敦通讯员”，但也有些文章署他自己的名字。还有一些甚至是作为社论发表的。[2]（《论坛报》在1883年3月17日星期六发表的一项通告中说,“卡尔·马克思星期四在伦敦逝世”，却只字不提该报和马克思之间的业务关系，它既没有发表讣告，也没有发表社论[3]）。南北战争期间，由于国际工人协会多次向阿伯拉罕·林肯总统保证欧洲无产阶级支持合众国的事业，马克思的名字进一步为人所知。[4]战争结束后，美国工人和国际工人协会的联系增进了美国公众对马克思及其著作的了解。到1870年，马克思的名字更广 泛地为人所知，这是因为国际在美国建立了三个支部——德国人支部、法国人支部和波希米亚人支部。也就在这个时候，马克思的许多著作，包括《资本论》在美国都可以买到。虽然马克思这部不朽著作第一卷英文版直到1887年才出版，但它的英文摘录在1876至1878年间已由《社会主义者》和《劳动旗帜报》发表。这些摘录由奥托·魏德迈（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约瑟夫·魏德迈之子）翻译，于1878年汇集成册出版。当时，波士顿的一家刊物《劳动之声》的编辑写道：
　　“美国人现在至少能透彻地了解这本书，这对于美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件好事。这本书真正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的宣传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卡尔·马克思以其科学著作、尤其是《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这已为各方面所公认。如果说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如此科学地、深刻地和全面地批判我们当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这种批判正是理解社会主义主张的绝对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假设我们美国的编辑们本来就懂德文，而且能够阅读和理解卡尔·马克思著作, 他们就会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他们也就不会再说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了。相反，他们会逐渐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迄今所写的关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全部著作才是言之无物和毫无意义的空话。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深深地感谢匹兹堡的奥托·魏德迈先生翻译了这些摘录。译文看来十分准确，可称佳译。本书定价二十美分，对于一个真心想通晓这位造诣最深、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要思想的人来说，这本书的价钱并不算贵。况且，不理解这些主要思想，要想懂得社会主义存在的理由，即懂得为什么此时此地要搞社会主义以及为什么社会主义誉满天下，那是完全不可能的。”[5]
　　1871年的巴黎公社使马克思的名字引起许多以前从未听到过这位杰出革命领袖的美国人的注意。公社是当时美国报刊污蔑和中伤的目标，并随之兴起了一场诽谤国际及其主要发言人卡尔·马克思的运动。[6]虽然马克思当时住在伦敦，但是报纸却活灵活现地说他在柏林指挥公社，还说马克思是俾斯麦的私人秘书，在柏林从事活动。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激起了人们想知道马克思对公社的真正看法的好奇心，并使几家美国报纸派记者访问国际的这位领导者。《纽约先驱报》的记者歪曲马克思关于公社和国际的声明，随后又拒绝发表马克思对该报记者硬加在他身上的“那些胡言乱语和十足谎言”(1)的答复。[7]然而，1871年7月18日纽约《世界报》终究发表了一篇显然未经删改的马克思访问记，这使美国读者清楚地了解到马克思对公社和国际作用的看法。(2)纽约《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还转载了这篇访问记。[8]
　　(1)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28—430页。——译注
　　(2) 同上书，第681-686页。——译注

　　1879年1月5日，《芝加哥论坛报》特载了一篇访问记，这篇特稿实际上是几篇马克思访问记的综合。该文发表的时候，正是社会主义思想在美国进一步广泛传播的时候。从1873年到1878 年，美国经历了到那时为止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正如美国劳工委员会所指出的，破坏性经济危机的后果之一是“促使人们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大的范围内去研究经济恐慌和经济萧条。”[9]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此外，1878年俾斯麦通过德意志帝国议会颁布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也引起了人们对于被取缔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流亡在英国的主要思想家的观点的兴趣。[10]因此，《芝加哥论坛报》以《访问当代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为题发表这篇访问记是不足为奇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英文版《社会主义者》刊登了这篇访问记的节录。《纽约人民报》刊登了德文译文的全文，芝加哥《先驱报》也用德文发表了该文节录。[11]
　　1880年，亲劳工的美国进步新闻工作者约翰·斯温顿在纽约《太阳报》上发表了他访问英国期间在兰兹格特海边胜地访问马克思的报道，又使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知道了马克思的名字及其为人。斯温顿对马克思的印象非常深刻，认为他是“当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斯温顿文章中下面这段话尤为清楚地表明马克思留给他的深刻印象：
　　我用预言式的字眼向这位革命家和哲学家问道:“人生的最高法则是什么？”他望着咆哮的大海，思绪倾刻间仿佛倒转了过来。我又问道：“是什么？他用深沉而严肃的语调回答：“斗争！”最初我似乎觉得听到了绝望的回声，但是也许这正是人生的法则。[12]
　　马克思得到了这份《太阳报》，并在信中对斯温顿“友好的文章”表示感谢。
　　马克思逝世时，他已为美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人所十分熟悉。他和恩格斯同在美国的朋友和同志们的广泛通信，南北战争前后他们与杰出的社会主义领导人约瑟夫·魏德迈和弗里德里希·阿·左尔格等人的通信，使马克思的思想在美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形成时期就得到了传播。[13]但是，六十年代中叶,在美国的德国移民中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拉萨尔的理论。浸透了拉萨尔观点的工人控制了纽约和芝加哥的德国人工会。这种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不可能把他们的工资提高到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之上。对于工人来说，只有建立他们自己的合作社才能摆脱贫困和奴役。拉萨尔主义者参加了美国的工会，并企图把这些工会从为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和其它改善工人生活条件而斗争的组织，变成热衷于建立合作社和通过发行绿背纸而向劳动者提供国家帮助的团体。(3)
　　(3) 绿背纸币是美国内战时期发行的一种纸币，因背面印有绿色图案得名。19世纪70年代，美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有些人宣传，只要政府继续发行这种纸币，并以百分之三的利息代替大银行百分之二十的高利贷，由政府贷款给工人合作社，就能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史称“绿背纸币运动”。——译注

　　第一国际美国支部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直和马克思通信的左尔格的领导下，与拉萨尔派进行斗争，使美国工会成为纯粹的政治性团体。马克思在给他的美国支持者的信中强调说，工人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夺取政权”，但是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一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在经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预备组织”。由于这个原因，工人“纯粹的经济运动”（工会努力通过罢工迫使个别雇主让步）和“政治运动”（为颁布八小时工作日立法的斗争）两者都值得支持，因为它们都是“发展这种组织的手段。”[14]美国工人从经验中懂得，在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对美国工人运动，尤其是对纽约的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美国工人领袖着手重建1873年经济萧条后遭到破坏的工会时·他们转而从第一国际中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寻求指导和帮助。雪茄工人国际联合会领导人、美国劳工联合会创建者之一、长期任该会主席的赛米尔·龚帕斯在自传中写道，他认为国际的原则是坚定不移和切实可行的，并承认由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人们已清楚地认识到“工会是实际的中间机构，可以使雇佣劳动者过上较好的生活。”[15]
　　马克思逝世时，美国最主要的劳工组织是纽约中央劳动联合会。它成立于1882年2月11日，有十四个工会的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到1883年夏，已经发展到六十多个分会。中央劳动联合会的纲领由社会主义者起草，他们在纲领中赋于“强烈的社会主义精神”。虽然纲领中有些部分掺有拉萨尔主义，特别是关于依靠政府贷款资助的生产者合作社能够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的说教，但它仍强调了在阶级斗争中必须建立工会和政治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对八十年代初期的美国工人阶级来说，生活本身证实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的正确性。在工会中同马克思主义者紧密合作的著名的新英格兰劳工发言人乔治·麦克尼尔公开宣布：“工人和资本家正处在战争状态中”。1881年11月，美国和加拿大有组织的行会和工会联盟（即后来的美国劳工联合会）通过的宣言中，这一段话简洁地表达了美国工人中流行的在两个阶级之间不断发生斗争的观点：“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正在继续……这是一场劳资之间的斗争，如果不联合起来互相保护，这场斗争必然年复一年地加剧，给千百万劳苦大众造成灾难……”
　　因此，当时工人报纸大都登载了马克思逝世的消息，并且赞颂他，这是毫不为奇的。尽管正在迅速壮大的劳动骑士团的主要首领特伦斯·鲍德利是一个激烈的反社会主义者，他坚决阻挠劳动骑士团机关报《联合劳工报》就马克思逝世发表社论。[16]然而，骑士团的一些地方报纸，如丹佛《劳工问讯报》还是发表了悼念马克思逝世的社论。而且，劳动骑士团的成员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一样，为了向马克思表示敬意，还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出席追悼会的还有制桶工会的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