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西班牙

Ø 一　 Ø 二　 Ø 三　 Ø 四　 Ø 五　 Ø 六　 Ø 七　 Ø 八
Ø 附录：《“革命的西班牙”一组论文中未发表过的片断》

一

　　目前西班牙的革命看来具有持久的性质，于是，正像本报驻伦敦记者所报道的，有产阶级和保守阶级的代表人物开始离开国家到法国去避难。这也不奇怪，因为西班牙从来没有采取过1848年风行一时的在3天之内从头到尾完成一次革命的最新法国方式。西班牙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比较复杂而持久的。三年，看来是它给自己规定的最短期限，虽然西班牙的革命周期有时甚至延长到九年。例如，本世纪第一次西班牙革命从1808年延续到1814年，第二次革命从1820年延续到1823年，而第三次革命从1834年延续到1843年。这次革命将延续多久，将如何结束，就是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也难预测；但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整个欧洲，甚至包括土耳其和正在进行战争的俄国在内，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西班牙这样使善于深思的观察家感到如此浓厚的兴趣。
　　西班牙的起义正像它们向来反对的宫廷宠臣的权势一样，是由来以久的现象。例如，十五世纪中叶，贵族举行叛乱反对国王璜二世和他的宠臣唐·阿尔瓦罗·德·卢纳。在十五世纪还发生过更严重的变乱，反对国王亨利四世和他的权奸头子维尔埃纳的侯爵唐·璜·帕切科。十七世纪里斯本人民把瓦斯康谢尔奥斯这个西班牙驻葡萄牙总督手下的萨尔托里乌斯碎尸万段了，菲力浦四世在萨拉哥沙的宠臣桑塔－科洛马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同一世纪末叶，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马德里人民起义反对伯勒普什伯爵夫人、奥罗佩萨伯爵和梅耳加尔伯爵一伙的王后权奸，因为权奸对运入首都的一切货品都课以重税，然后分吞税款。人民前往王宫，强迫国王走到阳台上公开斥责王后权奸。然后群众又涌向奥罗佩萨伯爵和梅耳加尔伯爵的官邸，把这些官邸抢劫一空，烧个干净，同时要捉拿官邸主人，但是他们逃走了，以终身流亡的代价保住了生命。十五世纪起义的原因是亨利四世的宠臣维尔埃纳侯爵同法国国王路易十一订立了卖国条约，把卡塔卢尼亚割让给法国。3个世纪以后，查理四世的宠臣、他的王后的情人“和平公爵”曼努埃尔·戈多伊同波拿巴勾结签订（1807年10月27日）的关于瓜分葡萄牙和允许法国军队开进西班牙的枫丹白露条约，引起了马德里人民反对戈多伊的起义，接着就是查理四世退位、他的儿子斐迪南七世即位、法国军队入侵西班牙以及爆发独立战争。可见，西班牙独立战争从反对以唐·曼努埃尔·戈多伊为代表的权奸的人民起义开始，是同十五世纪的内战从反对以维尔埃纳侯爵为代表的权奸的起义开始一样的。而1854年的革命同样是从反对以圣路易斯伯爵为代表的权奸的起义开始的。
　　尽管西班牙不断爆发起义，但直到本世纪没有出现重大的革命，如果不算查理一世或者说查理五世（德国人这样称呼他）统治时期的神圣同盟战争^[238]的话。一般说来，后者是在西班牙摄政阿德里安红衣主教（佛来米人）庇护下的一个宫廷集团的行为直接引起的，这个集团进行无耻敲诈，使加斯梯里亚人到了绝望的地步，而且还向出价最高的人卖公职，公开以法庭判决做买卖。反抗佛来米人的权奸，只是运动的表面。这个运动在根本上是要保住中世纪西班牙的自由不受当代专制制度的侵犯。
〔图片未收录〕
马克思摘有西班牙历史材料的一本笔记本的首页^[239]
　　阿腊贡、加斯梯里亚和格拉纳达的合并在天主教徒斐迪南和伊萨伯拉一世统治之下为西班牙的君主国创造了物质基础，在这以后，查理一世企图把这个还是封建的君主国改变成专制的君主国。他立刻向西班牙自由的两根支柱，即议会和地方自治机关^[240]进攻；议会是古哥特人concilia〔谘议会〕的改变形式，地方自治机关几乎直接由罗马时代传下来，具有罗马自治市所固有的世袭原则和选举原则相结合的特点。关于地方自治，意大利、普罗凡斯、北高卢、大不列颠的城市和一部分德国城市同西班牙当时的城市很相似；但是无论法国的三级会议或者中世纪英国的议会都不能同西班牙的议会相比。在西班牙王国形成中有过特别有利于限制王权的条件。一方面，在同阿拉伯人的长期斗争中，土地是一小块一小块地在不同时期收复并成为独立的王国的。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人民的法律和习俗。土地的逐渐收复主要是由贵族进行的，这就大大加强了贵族的势力，同时削弱了王权。另一方面，国内居民点和城市获得重大意义，因为居民不得不共同住在设防的地方，在那里寻求保护以免遭受摩尔人的不断侵犯；同时西班牙的半岛地形以及同普罗凡斯和意大利的经常来往，促进了沿海地区第一流商埠的形成。早在十四世纪，城市代表就成为议会中最有势力的一部分，议会中也有僧侣和贵族的代表参加。也应该指出，半岛经过了将近八百年的顽强斗争才缓慢地从阿拉伯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就使半岛到完全肃清领土上的敌人的时候具有了与当时的欧洲完全不同的特点；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北部盛行的是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风俗习惯，南部盛行的是阿拉伯人的风俗习惯。
　　当查理一世从德国（他在德国登极）返回西班牙的时候，议会便在伐利亚多利德召开，以接受他效忠于古法典的宣誓并给他加冕^[241]。查理拒绝前往，却派了自己的代表去，要他们去接受议会效忠于国王的宣誓。议会不准这些代表参加会议，并通知国王说，假如他不出席，不对国家法典宣誓，将永远不被承认他为西班牙的国王。查理对这个要求让步了；他到了议会，用历史家的话来说，他带着很不愉快的脸色宣了誓。这时候议会对国王宣布：“陛下，您要知道，国王不过是领薪俸的国民公仆。”这就是查理一世同城市互相敌对的开端。查理阴谋活动的结果是，在加斯梯里亚爆发了许多次起义，成立了阿维拉神圣同盟，联合起来的城市在托尔特西利亚斯召开了议会会议。1520年10月20日，从这里向国王发出了“反对滥用职权的抗议书”，查理对这个抗议的回答是，剥夺所有出席托尔特西利亚斯会议的代表的人身权利。内战已不可避免，起义的市民号召拿起武器；他们的兵士在帕迪利亚的指挥下占领了托列洛巴顿要塞，但是最后在1521年4月23日在维利雅拉尔会战中被优势的兵力击败。首要“谋叛者”的头滚落在断头台上，西班牙古老的自由也从此不复存在了。
　　当时各种情况都有利于刚诞生的专制政体的巩固。各省之间不够团结，使得它们的分散的努力失去了作用；但是，给了查理最大帮助的是贵族和市民之间的尖锐的阶级对抗，它帮助查理削弱了贵族和市民双方。我们已经谈到，从十四世纪起，城市在议会中的势力就很大了，而从天主教徒斐迪南的时代起，圣友会（Santa　Hermandad）^[242]就成为城市用来反对那些责备城市破坏了古老的贵族的特权和司法权的加斯梯里亚贵族的有力武器。因此贵族热心地支持查理一世的消灭神圣同盟的意图。查理摧毁了同盟的武装反抗后，就开始缩小城市的自治特权；城市居民减少，很快就失去它们的财富和重要性，不久也失去了它们在议会中的影响。于是查理掉转武器来对付曾经帮助他压制城市自由而本身还具有不小政治作用的贵族。由于欠发军饷而引起的兵变，使查理不得不于1539年召开议会，为的要议会同意给他一笔钱。议会对于他以前把补助费滥用于违反西班牙利益的目的而感到非常愤慨，因此拒绝发款。查理一怒之下解散了议会；而当贵族依仗特权坚决要求免税时，查理宣布，要求这种权利的人没有理由参加议会，而且真的把这些人开除出议会。这对于议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以后议会会议纯粹是举行宫廷仪式。古代议会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僧侣，早从天主教徒斐迪南时代起就站在宗教裁判所的旗帜之下，并且早就不把自己的利益同封建的西班牙的利益看做一体了。相反地，由于有了宗教裁判所，教会已成为专制政体的最牢固的工具。
　　如果说在查理一世统治以后，西班牙政治和社会的衰落表现出可耻的长期的腐化所具有的一切征兆（这些征兆使人联想起土耳其帝国的最坏时期），那末在这个皇帝的统治时期，古代自由的遗骸至少已经安葬在华丽的坟墓中了。这是华斯哥·努涅斯·巴尔博亚在达里安海岸、科尔特斯在墨西哥、皮萨罗在秘鲁升起加斯梯里亚国旗的时代，这是西班牙的势力独霸欧洲的时代，是伊比利安人的炽烈想像为埃尔多拉多、骑士功勋和世界君主国的灿烂幻景所迷惑的时代。也就在这个时代，西班牙的自由在刀剑的铿锵声中、在黄金的急流中、在宗教裁判所火刑的凶焰中消失了。
　　在经过了先是哈布斯堡王朝以后又是波旁王朝的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以后（要压制人民有这两个王朝中的任何一个就足够了），西班牙的地方自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保留着，怎样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呢？在这个比任何其他封建国家都更早地产生了纯粹的君主专制的国家里，中央集权制却一直不能生根，这又怎样解释呢？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困难。十六世纪正是大的君主国家形成的时代，它们在各个地方都是随着两个相互敌对的封建阶级——贵族和市民的削弱而产生的。但是在欧洲其他大国里，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在那里，君主专制是一个洪炉，在这个洪炉里各种社会成分被搀合在一起，受到开导，这就使得城市认为资产阶级的普遍统治和市民社会的公共政权比自己的中世纪地方自治更好。在西班牙则恰恰相反，贵族政治虽趋于衰落，却保持自己的最恶劣的特权，而城市虽已丧失自己的中世纪的权力，却没有得到现代城市所具有的意义。
　　自从君主专制建立以来，这些城市就在不断衰落，苟延残喘。这里不打算说明那些破坏西班牙商业、工业、航海业和农业的政治条件或经济条件。对于解决我们目前的任务，指出事实本身就够了。随着城市工商业生活的衰落，国内交换缩小了，各省居民的来往减少了，交通工具被弃置了，大路也是人迹罕到。这样一来，西班牙的地方生活，各省和各个公社的独立性，社会发展的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最初是由西班牙的地形造成的，后来又由于各省独立地从摩尔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组成独立的小国而历史地发展起来），——所有这些现象现在都由于经济上发生的使全国性活动泉源枯竭的变革而最终地固定起来。君主专制不仅在西班牙遇到了本性就同中央集权抵触的物质因素，而且尽力阻碍取决于全国性的分工和国内交换的多样性的共同利益的产生，而这种共同利益正是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和统一的法律的唯一可能的基础。因此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同欧洲的一般君主专制只有纯粹表面上的相似，其实，它应该列入亚洲的政体。西班牙和土耳其一样，仍旧是一堆共有一个挂名君主的治理不善的共和国。在不同的省份里，专制制度具有不同的性质，统一的法律由总督和省长任意解释；尽管存在专制制度，政府并不禁止各省保存不同的法律和习惯，不同的币制，不同颜色的军旗和各自的税制。东方式的专制制度只有当地方自治和它的直接利益发生冲突时才触动地方自治，但是当地方自治使它不必亲自做某些事情并使它省却实际管理的麻烦的时候，它是乐意让这种制度存在的。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拿破仑像所有他的同时代的人一样，原认为西班牙是一具没有生命的死尸，但是他发现，如果说西班牙国家死亡了，那末西班牙社会却充满生气，它的每一部分都洋溢着反抗力量，这使他非常不快地大吃一惊。根据枫丹白露条约，他争取到让他的军队开进马德里；为了进行谈判，他把王室一家引诱到贝云，强迫查理四世收回退位诏书，接着又强迫查理四世把领地让给他；拿破仑又威胁斐迪南七世，强迫他发表了同样的声明。查理四世和王后以及“和平公爵”被送到贡比臬，斐迪南七世和他的弟兄们被幽禁在瓦兰斯城堡，至于西班牙的王位，拿破仑则授予自己的哥哥约瑟夫。在这以后，拿破仑在贝云召集了西班牙洪达，并把他准备好的一部宪法^[243]赐给洪达。他在西班牙的君主国中只看到被他牢牢关在城堡里的可怜的王朝而没有看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波拿巴完全相信，他已经把西班牙攫为己有了。但是在他的coup de main〔大胆袭击〕以后不几天，他就接到了马德里起义的消息。的确，缪拉特屠杀了近1000人，把这一次爆发的怒潮压下去了。但是当这次大屠杀的消息在全国传开的时候，在阿斯土里亚又爆发了起义，并且很快就席卷了全国。我们要指出，这个第一次自发的运动是从人民中间产生的，而“上等”阶级却温顺地屈从于外国的压迫。
　　西班牙就这样准备好了它的现代革命历程，并进入了标志着本世纪西班牙发展特征的斗争。以上我们简单列举的事实和影响，现在仍旧决定着西班牙的命运并振奋着西班牙人民的精神。我们已经指出，它们不仅对于评价目前的危机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评价西班牙在被拿破仑侵占以来所做的和忍受的一切，评价这将近五十年的悲剧性的事件和可歌可泣的斗争——的确，这是现代史中最激动人心、最有教益的一章——也是必要的^[244]。

二

　　我们已经简单地向读者介绍了西班牙过去的革命史，以便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和评价那些使得这个国家目前为全世界瞩目的事件。更令人感到兴趣的而且对于了解当今时代也许具有同样意义的，是保证把波拿巴主义者驱逐出去并使西班牙王位重归于直到今天仍保持着它的这个王朝的伟大的民族运动。为了正确地评论这一运动和运动中的英勇事迹以及被认为几乎气数已尽的人民所表现的令人难忘的生命力，我们应当回溯到拿破仑进攻西班牙民族的最初时期。产生整个事件的真正原因，显然首先是1807年7月7日签订的而且据说是在库拉金公爵和达来朗又签订了密约以后才臻于完成的提尔西特条约。条约发表于1812年8月25日马德里“日报”上，其中包括下列条款：
　　这个条约只要是真实的（它的真实性是没有什么人反驳的，甚至从不久前发表的约瑟夫·波拿巴国王回忆录^[245]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那它就是1808年法国侵入西班牙的真正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当时的暴风骤雨般的事变就是靠秘密的线索同土耳其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
　　紧接着马德里大屠杀和贝云协定以后，阿斯土里亚、加利西亚、安达鲁西亚和瓦伦西亚同时爆发了起义，而法国军队占领了马德里，在这时候，波拿巴假借口实占领了北部的四个要塞——潘普洛纳、圣塞瓦斯田、菲盖腊斯、巴塞罗纳；一部分西班牙军队早已调往芬宁岛参加进攻瑞典的战役；最后，各当局——军事的、宗教的、司法的和行政的——和贵族都劝谕人民顺从外国占领者。但是有个情况抵销了这一切困难处境。当时多亏拿破仑，国家摆脱了国王、王室和王国政府。这样一来，那些在相反情况下会阻碍西班牙人民表现自己天生的毅力的枷锁被打碎了。在自己国王的统治下和在平常的情况下，西班牙人民是怎样无法抵抗法国人，已经由1794年和1795年的不光彩的战争^[246]证明了。
　　拿破仑把西班牙最显要的人物召到贝云，以便亲自把新的国王和宪法交给他们。除了极少数例外，全都来到了。1808年6月7日，国王约瑟夫在贝云接见了西班牙大贵族代表团，斐迪南七世的亲密朋友印范塔多公爵代表大贵族对约瑟夫说了这样的话：
　　加斯梯里亚的王政会议要可怜的约瑟夫相信“他是上帝派来登王位的那一家族的主要后裔”。率领军队代表团的德尔·帕尔凱公爵的颂词是同样卑贱不堪的。第二天，同样是这些人发表了文告，谕令全体人民忠顺于波拿巴王朝。1808年7月7日，91个出身于最大的贵族门第的西班牙人在新宪法上签了字，其中有公爵、伯爵、侯爵和各教团的首领。在讨论这个宪法时，引起他们反对的仅仅是废除他们的古老特权和利益一项。以前在斐迪南七世的内阁中任职和担任宫廷官吏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约瑟夫的第一届内阁和担任第一批宫廷官吏。上层阶级的一些代表把拿破仑看成上天赐来复兴西班牙的人物，另外一些人则把他当反对革命的唯一支柱；谁也不相信民族抵抗会取得胜利。
　　因此，从西班牙独立战争一开始，上层贵族和旧官员就失去了对资产阶级和人民的任何影响，因为从斗争一开始，他们就背弃了资产阶级和人民。一方面是Affrancesados（亲法派），另一方面是民族。在伐利亚多利德、卡塔黑纳、格拉纳达、哈安、桑卢卡尔、拉卡罗利纳、罗德里哥城、加迪斯和瓦伦西亚的最著名的旧官员（总督、将军和其他被认为是法国代理人和民族运动的障碍的著名人物）都成为激愤的人民的牺牲品了。各地原来的政权都被改换了。在1808年3月19日起义几个月以前，马德里就发生过骚动，要把EI Chorizero（香肠贩子——戈多伊的绰号）和他的可恨的走狗赶下台。这个目的现在在全国规模内达到了，这样，国内革命就按照人民群众所希望的那样并在与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完成了。看起来，整个运动与其说是拥护革命的，不如说是反对革命的。这个运动是民族运动，因为它宣布西班牙脱离法国而独立；同时这个运动又是王朝的，因为它拥护“受爱戴的”斐迪南七世而反对约瑟夫·波拿巴；这个运动是反动的，因为它拥护旧的制度、习惯和法律而反对拿破仑的合理的革新；这个运动是迷信的和充满宗教狂的，因为它拥护“圣教”而反对所谓法国无神论，或者说，反对取消罗马教会的特权。被自己的法国教友的命运吓坏了的僧侣，为了自保便激起人民的这种情绪。
　　所有反法的独立战争都具有复兴性质和反动性质相结合的特点，但是这种两面性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西班牙表现得那么明显。在人民的想像中，国王是童话中被大盗虐待和幽禁的王子。民族过去的最令人神往、最得人心的时代，是同十字架对新月［注：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教的象征和旗帜。——译者注］的战争的神奇的传说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很多下层人民都习惯于穿贫僧的袈裟，靠教会吃饭。一个西班牙作家唐·霍赛·克利门特·卡尔尼塞罗在1814和1816年发表了以下著作：“拿破仑——欧洲真正的唐·吉诃德”、“光荣的西班牙革命的主要事件”、“恢复宗教裁判所是合理的”^[248]。看一看这些书的名字就可以抓住西班牙革命的特点（这个特点在各省洪达的宣言中也表现出来了），所有这些书籍都歌颂国王、圣教和祖国，有一些甚至对人民这样说：
　　但是，如果说浸透了宗教和政治偏见的农民、内陆小城市的居民和无数穿袈裟和不穿袈裟的平民，构成了民族派的大多数，那末在这一派中还有一个把人民反对法国侵略的斗争看成西班牙政治和社会复兴的信号的活跃的、有势力的少数。这个少数是由港口、商埠和某些省会的居民组成的，这些地方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现代社会的物质条件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贵族和资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作家、医生、律师甚至僧侣（比利牛斯山脉也没有阻挡住十八世纪哲学对他们的影响）支持这个少数派。1795年发表的根据加斯梯里亚王政会议的命令而草拟的关于改进农业和关于土地法的著名的霍韦利亚诺斯备忘录^[249]可以看做这一派人的真正宣言。最后，还有资产阶级青年，例如大学生，他们热烈地接受了法国革命的理想和原则，有一个时期甚至希望依靠法国的支持来复兴祖国。
　　在只涉及共同保卫祖国的问题的时候，民族派的两大组成部分还能十分和谐。在他们还没有在议会、在争取新宪法（当时即将制定新宪法）的斗争舞台上相遇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对立也没有表现出来。革命的少数派竭力支持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毫不动摇地求助于旧的人民的信仰所具有的民族偏见。如果说这种策略对于民族反抗的直接目的是适当的，那末到了旧社会的保守派开始利用这种偏见和人民热情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反对革命者的真正的、最终的计划的时候，这种策略终究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少数派的致命伤。
　　斐迪南在按照拿破仑的要求离开马德里的时候，成立了以唐·安东尼奥亲王为主席的最高政府洪达。但是就在5月这个洪达就不存在了。那时中央政府没有了，起义城市成立了自己的洪达，这些洪达受各省成立的洪达领导。其实这些省洪达就是独立的政府，因为它们每一个都组织了自己的军队。奥维耶多的代表洪达宣布主权完全转入它手中，它对波拿巴宣战，派代表团到英国去签订停战协定。以后塞维尔洪达同样做了这一切。有趣的是，这些狂热的天主教徒在形势的逼迫下同英国结成了同盟，虽然西班牙人一向把英国看成比土耳其苏丹好不了多少的最坏的异端的化身。为了逃脱法国无神论的攻击，他们竟投入大不列颠新教的怀抱。因此也不奇怪，斐迪南七世回到西班牙后，在恢复神圣的宗教裁判所的命令中说：
　　这么突然出现的各自完全独立的各省洪达，曾承认塞维尔最高洪达有某种权威（诚然，是极微小的、极不肯定的权威），因为自从马德里被外国人占领，塞维尔就被认为是西班牙的首都。这样就建立了一种极端无政府状态的联邦政府，由于对立利益的冲突、地方的互相猜忌和竞争势力的存在，这种政府对于集中军事指挥和统一战斗行动的要求是很不适合的。
　　这些独立的洪达所发表的告人民书反映了突然从长期沉睡中醒来、像受了电流的作用似地投入狂热的活动的人民的十分强大的英雄力量；但同时这些告人民书仍然不能摆脱曾使西斯蒙第有理由给西班牙文学加上“东方的”这个形容词^[250]的那些毛病：过分夸张的词藻，过分的做作和吹嘘以及夸夸其谈。这些告人民书同样明显地表现了西班牙性格所特有的幼稚的虚荣，难怪洪达成员都自封为“殿下”，都穿上华美的制服。
　　说到这些洪达，还应当指出两个情况：一个情况表明到起义开始时人民的觉悟水平是很低的，另一个情况给革命的发展带来了损失。洪达是由普选产生的；但是“下层阶级的高度热诚表现为顺从”。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选他们的当然上司，即省的显贵人物和小地产贵族，其次是选僧侣，很少的场合选资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人民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是没有力量的，自己的主动性仅仅表现为迫使上层阶级抵抗法国人，而不要求亲自参与领导这个抵抗运动。例如在塞维尔，“人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求教区僧侣和修道院院长开会选举洪达代表”。因此洪达里面全是些凭过去的社会地位选举出来的、完全不像革命领袖的人物。另一方面，人民在委任这些代表时，根本没有想到限制他们的权力和确定任期。而洪达，当然只考虑扩大权力和延长任期。正因为如此，在革命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每当革命洪流有溢出河岸的危险的时候，这些迸发的人民热情在革命初期的第一批产物都成为阻挡革命洪流的堤坝。
　　1808年7月20日，也正是约瑟夫·波拿巴进入马德里的这一天，卡斯坦尼约斯迫使杜邦将军和韦德耳将军指挥的14000名法国兵士在拜兰放下武器，又过了几天，约瑟夫不得不从马德里撤退到布尔果斯。此外还发生了两件大大鼓舞西班牙人的事情：一件是帕拉福克斯将军把勒弗夫尔赶出了萨拉哥沙，另一件是德·拉·罗曼纳侯爵率领一支7000人的军队到达拉科鲁尼亚，这支军队不顾法国人的阻挠，从芬宁岛开来援救祖国。
　　在拜兰会战以后，革命达到了顶点，承认了波拿巴王朝或者聪明地保持沉默的那一部分上层贵族，现在都参加了人民事业，而这对人民事业的好处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三

　　各省洪达分掌政权使西班牙没有被拿破仑侵犯的第一个浪潮淹没，其所以如此，不仅因为这使国家的抵抗能力加强了好几倍，而且因为这使侵略者不知道应当打击的方向；实际上，法国人在发现到处都是西班牙人的反抗中心的时候，已经完全摸不着头脑了。在拜兰投降和约瑟夫从马德里撤退以后不久，各地就开始感到必须建立一个中央政府。在取得初步胜利以后，各省洪达之间的争执达到了异常剧烈的程度，例如，卡斯坦尼约斯将军费了很大的力气才阻止了塞维尔向格拉纳达进军。结果法国军队取得了恢复元气和占据坚固阵地的机会，尽管当时法国军队除去贝西埃尔元帅的那个军以外都溃退到了埃布罗河一线，只要奋力追击，可以很容易地击溃它，至少是把它赶出国境。但是，全国对洪达之间的猜忌的抗议以及对指挥官的laissez　faire〔漫不经心、玩忽职责〕的抗议，主要是由梅尔兰将军对比尔巴鄂的起义的残酷镇压^[251]引起的。迫切需要使军事行动配合一致；相信拿破仑马上会率领从尼门河、奥得河和波罗的海沿岸募集的常胜军卷土重来；需要有一个中央政权来同大不列颠和其他国家订立同盟条约以及维持同西班牙的美洲属地的联系并从那里征收赋税；在布尔果斯有一个法国中央政权，以及必须以自己的圣坛来对抗外国的圣坛，——就是这些原因迫使塞维尔洪达勉勉强强地放弃了自己的不肯定的、实际上是虚有其名的最高权力，并建议各省洪达各选两名代表，由代表们的会议组成中央洪达，同时各省洪达应保持对有关地区的内部管辖权，
　　这样在1808年9月25日即恰好是俄国君主和德国各邦君主在爱尔福特向拿破仑屈膝的前夕^[252]，由各省洪达35名代表（西班牙本土34名，卡内里群岛1名）组成的中央洪达在阿兰惠斯召开了会议。
　　军队的命运在革命时期比平时更鲜明地反映国民政府的真正本质。负有把敌人驱逐出西班牙的使命的中央洪达，自己却被法国武装力量从马德里赶到塞维尔，又从塞维尔赶到加迪斯，在那里得到不光彩的下场。中央洪达的政绩就是打了一系列可耻的败仗、西班牙各军团被消灭以及正规的军事行动变成个别的游击活动。西班牙贵族乌尔基霍于1808年4月3日曾这样对加斯梯里亚军区司令官库埃斯塔说：
　　这样，如果说西班牙在法国侵略时期的实际情况给建立革命中心造成了最大障碍，那末中央洪达的组成情况本身使得洪达不能克服国家所遭到的可怕危机。洪达要成为一个执行机关，它的人数是太多了，它的人员的组成太偶然了；同时，洪达要想具有国民公会^[253]那样的权威，它的人数又太少了。单单中央洪达的权力是从各省洪达授予的这个情况就使得它不能克服各省洪达的野心、恶念和任性的利己主义。省洪达的成员正像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指出的，是根据他们在旧社会的地位，而不是根据他们建立新社会的能力选举出来的。而省洪达派到中央洪达的也是一些西班牙大贵族、高级僧侣、加斯梯里亚显贵、过去的大臣和高级文武官员，而不是革命选拔出来的人物。由于力图做到合法和保持身分，西班牙革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
　　中央洪达的两个最卓越的成员是弗洛里达布朗卡和霍韦利亚诺斯，当时的两大派就是分别聚集在他们的旗帜下。他们两人都曾遭到戈多伊的迫害，过去都当过大臣，而现在都成了羸弱不堪的人，在保守的西班牙制度的刻板和拘泥的成规中老迈衰朽了，而西班牙制度的那种拘守礼仪的、繁文缛节的迂缓早在培根时代就很闻名了，培根有一次曾感叹地说过：“让死神从西班牙来找我， 那它就会来得很晚的。”^[254]
　　弗洛里达布朗卡和霍韦利亚诺斯是对立面，而这种对立是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以前就开始了的；前一个是平民官吏，后一个是贵族慈善家。弗洛里达布朗卡是以庞巴尔、弗里德里希二世和约瑟夫二世为代表的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和执行者；霍韦利亚诺斯是“人民之友”，他希望通过对经济法令的缜密的改变和对崇高学说的文字宣传来使人民得到解放。两人都反对封建传统，因为一个竭力使君主制摆脱封建传统，另一个则竭力使市民社会摆脱封建传统的桎梏。他们每一个在国家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也和他们的观点一样，是不同的。弗洛里达布朗卡曾以查理三世的首相资格执掌国家政权，他的统治随着他所遭到的反抗的增强而越来越专横暴虐。霍韦利亚诺斯在查理四世时曾任过很短时期的大臣，但他不是以大臣资格而是以学者资格，不是用法令而是用书本来取得他在西班牙人民中的影响的。弗洛里达布朗卡在政治风暴把他推上革命政府的首席的时候，已经是80高龄的老人，他原封不动地保存着的唯一东西就是对专制制度的信仰和对人民创造力的怀疑。弗洛里达布朗卡在去马德里的时候，曾给木尔西亚的自治机关留下秘密抗议书，宣称他只是由于害怕人民谋害才向强力让步，他还特地在抗议书上签了字，以便在约瑟夫国王面前替自己接受人民的委任状的行为辩白。他没有满足于恢复自己过去的传统，而修改了一些过去他的政府采取的现在看来过于轻率的措施。例如，当初他曾把耶稣会教徒驱逐出西班牙^[255]，现在他刚成为中央洪达的成员，就使他们获准“以私人资格”回来。如果他也认为从他统治以来发生了某些变化，那末这种变化只在于：赶走了弗洛里达布朗卡大伯爵并剥夺了伯爵的全部权力的戈多伊，现在就由这个弗洛里达布朗卡伯爵代替了自己的职位，而轮到自己被赶走了。被中央洪达选出来作主席，被洪达的多数派承认为毫无缺点的领袖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中央洪达中的有影响的少数派的领袖霍韦利亚诺斯也已经衰老了，也已在当年戈多伊使他受到的长期痛苦的监禁中丧失了很大一部分精力。但是，就在他精力最旺盛的年代，他也不是一个进行革命活动的人，确切些说，倒是一个过于讲究手段因而不能把事业进行到底的好心的改良主义者。如果在法国，他会同穆尼哀或者拉利－托朗达尔一致行动，但决不会多前进一步。如果在英国，他会是一个有声望的上院议员。在起义的西班牙，他可以供给热情的青年一些观念，但在实际活动方面，甚至连弗洛里达布朗卡的温顺的顽强精神他都远远谈不上。这位贵人没有完全摆脱贵族的偏见，因而具有强烈的像孟德斯鸠那样崇尚英国的倾向；他似乎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在证明，如果西班牙也可能出现能够提供普遍观念的智者的话，那只会是例外，而且要以损害西班牙人只有在本地事业中才表现出来的个人毅力为代价。
　　然而，在中央洪达里还有以萨拉哥沙的代表唐·洛伦索·卡尔沃·德·罗萨斯为首的一些人，他们赞同霍韦利亚诺斯的改良主义观点，同时他们也推动革命活动。但是，由于人数太少，其中又没有知名人士，他们没有力量把洪达这一辆沉重的国家大车从西班牙礼仪的深辙中拖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得十分粗糙、内部暮气沉沉、以一些旧时代的活化身为首领的政权机构，担负着完成革命和战胜拿破仑的使命。如果说它的宣言的语言气势磅礴，同时它的行动又十分无力，那末原因在于西班牙的诗人唐·曼努埃尔·金塔纳，在于中央洪达表现了文学鉴赏力，委托他这位秘书来起草了洪达的宣言。
　　卡德龙笔下的高傲的英雄把世袭的封号当成真正的伟大，在通报自己时，令人讨厌地列举了自己的一切封号；洪达也是这样，它首先忙于取得与自己高贵地位相称的头衔和荣誉。洪达主席得到了“殿下”的尊称，其他成员得到了“阁下”的尊称，而in　corpore〔包括全部成员〕的整个洪达得到了“陛下”的尊称。洪达成员都穿上了好像将军服一样的化装舞服，佩上画有新、旧大陆的胸章，并给自己规定年俸为120000雷阿耳。完全具有西班牙旧传统的起义的西班牙的领袖，认为只要穿上戏装，就可以神气十足地、体面地走上欧洲历史舞台。
　　叙述洪达内部历史和它的施政细节，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这里只回答两个问题。洪达对西班牙革命发展以及对保卫祖国究竟起了什么影响？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就能够说明十九世纪西班牙各次革命中很多直到目前神秘难懂的问题。
　　中央洪达的多数成员起初曾把镇压最初的革命爆发当成自己的首要任务。因此洪达加强了过去对付报刊的严格制度，并委任了一位新的大宗教裁判者，幸好，法国人没有让他去执行自己的职务。虽然当时西班牙的大部分不动产因有“死手”权不能买卖（贵族的财产只能继承，教会的土地不可转让），洪达还是下令中止已经开始了的出售“死手”财产的现象，甚至扬言要废除买卖教会土地的私人契约。洪达承认国债，但不采取任何财政措施来使预算摆脱由于轮流上台的卖国政府的长期统治所造成的庞大债务，来改革人人皆知的不公平、不合理、负担沉重的财政制度，以及粉碎封建制度枷锁而为民族开辟生产活动的新源泉。

四

　　早在菲力浦五世时代，弗朗西斯科·贝尼托·索勒达就说过：“西班牙的一切不幸都起源于西班牙的togados（法官）”^[256]。而加斯梯里亚王政会议［Consejo　Real］是西班牙的有害的司法等级中的最高一级。王政会议是在唐·璜和亨利的动乱时代产生的，菲力浦二世发现它是Santo　offico〔宗教裁判法庭〕的一个应有的补充机构，因而加强了它的作用。这个王政会议利用了这个时期的灾难和后来几个国王的软弱无能，把各种各样的权力都集中到它的手中，并把当时西班牙各个王国的立法者和最高行政机关的职权都并在自己的最高司法职权之内。因此按权力来说，王政会议甚至超过了法国的议会，——除了它从来没站到人民这边以外，在很多方面同法国议会是相似的。王政会议既然是当时旧西班牙最有威力的政权机关，当然也就是新西班牙和不久前产生的有削弱王政会议最高权威的危险的人民政权的死敌。王政会议既然领导法官这一等级并成为法官们滥用职权、享受特权的具体保障，自然也拥有全部由西班牙司法制度产生的无数具有权威的利益。因此它是革命决不能同它妥协的一种力量；革命本身要想不被这个力量消灭，就必须消灭这个力量。正像我们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的，王政会议已经把自己出卖给拿破仑，由于这种叛变行为，它在人民的心目中已经威信扫地。但是中央洪达在开始执政这一天，竟愚蠢地把它成立一事通知王政会议，并要求王政会议宣誓效忠于自己；同时洪达宣布，在得到王政会议的誓词以后，要把誓词散发给王国的其他所有政权机关。这种引起整个革命派公开谴责的轻率步骤向王政会议表明：中央洪达需要它的支持；于是王政会议振作起精神来，在几天假装犹豫之后，便心怀恶意地表示服从洪达，但在它宣誓效忠的同时就表现出它的反动怀疑，具体说就是建议洪达根据第三法规第二节第十五条^[257]把机构成员减少到3—5人，从而自己解散自己，并下令封禁各省洪达。在法军回到马德里，并解散了王政会议以后，中央洪达还不以自己的第一次失策为满足，竟轻率地恢复这个会议，成立了Consejo　Reunido〔联合会议〕，也就是把王政会议同古代历届王政会议的残余结合起来。这样一来，洪达自己为反革命建立了一个中央机关，这个机关同洪达本身的影响相抗衡，一直用阴谋诡计来给洪达制造困难和障碍，挑唆洪达进行最反人民的活动，然后又摆出一副激于义愤的姿态，在愤激的群众面前侮辱洪达。必须指出，先是承认然后是恢复王政会议的中央洪达，是没有能力在西班牙的司法体制方面或在完全不适用的民事立法和刑事立法方面进行任何改革的。
　　尽管参加西班牙起义的主要是民族分子和宗教分子，然而在起义的头两年曾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政治改革的倾向；这一点从当时所有省洪达的宣言中都可以看出来，这些甚至大部分是由特权阶级代表人物草拟的宣言也没有忽略谴责旧制度和许诺进行根本改革。这一点从中央洪达的宣言中也可以看出来。中央洪达在1808年10月26日第一个告人民书中说：
　　洪达1809年10月28日在塞维尔发表的宣言中说：
　　中央洪达看来进行了一种最新奇的分工：霍韦利亚诺斯派宣告民族的革命意图并记录成文，而弗洛里达布朗卡派有权直接否定这些意图，并以反革命行动抵制革命空想。不管怎样，对我们重要的是，根据省洪达对中央洪达的承认，可以证明一个经常被否认的事实，即在第一次西班牙起义时期是有革命意图存在的。
　　至于中央洪达是如何地利用了由于人民的善良意志、形势的逼迫和直接危险的存在而形成的有利于改革的形势，可以根据中央洪达派到各省去的专员对各该省的影响来判断。一位西班牙的作家^[258]直率地告诉我们，中央洪达苦于人才不足，因此竭力把优秀的成员留在中央，把那些能力很差的人派到外地去。这些专员被授权主持各省洪达和代表中央洪达全部职能。关于这些专员的活动，我们只举几个例子：罗曼纳将军，因为他永远来回行军，并且总是在他刚好不在的时候才发生战斗，所以西班牙兵士称他为Marques　de　las　Romerias〔朝拜圣地侯爵〕。这个被苏尔特击溃、并被赶出加利西亚的罗曼纳，以中央洪达专员的资格来到了阿斯土里亚。他的第一步就是找借口同奥维耶多省洪达争吵，因为奥维耶多省洪达采取的坚决的革命措施引起了特权阶级的仇恨。他毫不犹豫地解散了省洪达，以自己的走卒取而代之。奈元帅听到这个一向同心协力抵抗法国人的省份里发生了这些争执，就立刻进军阿斯土里亚，把Marques　de　las　Romerias〔朝拜圣地侯爵〕赶出去，进入奥维耶多，并把这个城市洗劫了3天。1809年底法国人撤出加利西亚以后，我们的这位侯爵和中央洪达专员便进入拉科鲁尼亚，攫取了整个国家政权，撤销了大部分是在起义进程中出现的区洪达，任命了军事总督来代替他们，并且威胁说要追究这些洪达成员，实际上的确对爱国者进行了追究，同时又对那些投靠敌人的家伙非常宽大，最后，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他是一个恶毒的、无能的反复无常的蠢货。究竟加利西亚省洪达和区洪达的过错在哪里呢？它们曾下令毫无例外地在一切阶级和一切人中进行普遍征兵；它们向资产阶级和地主征税；它们降低国家官员的薪俸；它们命令宗教团体把自己金库中的现款交由洪达支配。总之，它们采取了革命措施。自从这位大名鼎鼎的Marques　de　las　Romerias来到以后，阿斯土里亚和加利西亚这两个以普遍抵抗法国人著称的省份，只要没有受到直接侵略的危险，就不再参加独立战争了。
　　在瓦伦西亚，当人民和他们选举出来的领袖可以处理自己一切事务的时候，似乎出现了一些新的远景，但是这里的革命精神也被中央政府的势力摧残了。中央洪达不满足于把这个省置于一个叫做唐·霍塞·卡罗的将军领导之下，又派去了“自己的”专员拉巴索拉男爵。这位男爵指控省洪达不服从上级的某些命令，并撤销了省洪达的一个法令（根据这个法令，曾经合理地停止了对空缺的主教、圣职和骑士首领的任命，而把这里省下的收入拨归军医院使用）。因此中央洪达和瓦伦西亚洪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此瓦伦西亚后来在苏舍元帅的自由主义治理时代就不再有所作为，而在斐迪南七世回来以后，竭力拥戴斐迪南七世为国王，以对抗当时的革命政府。
　　在加迪斯这个当时西班牙最革命的地方，中央洪达专员愚蠢的爱虚荣的德·维耳埃耳侯爵的到来引起了1809年2月22日和23日的起义，这次起义如果不是及时地转变为独立战争，就会造成极惨痛的后果。
　　中央洪达任命自己的专员之高明，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派洛桑诺·德·托勒斯先生作为去威灵顿那里的代表，此人一面自甘卑贱地对英国将军阿谀逢迎，一面又秘密地通知洪达说，将军抱怨粮食不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威灵顿发现这个卑鄙家伙的两面手法以后，就羞辱他而把他赶出了自己的军营。
　　中央洪达所处的条件极有利于执行它在告西班牙人民书中所宣布的任务：
　　当洪达掌握政权的时候，法国人还没有占领西班牙三分之一的领土。旧的政权或者不存在了，或者投敌了，或者由于敌人的命令解散了。在拯救祖国的名义下，任何把财产和政权从教会和贵族手中转移到资产阶级和农民手中的社会改革，洪达没有不可以实行的。洪达有着同当年法国的Comit　du　salut　public ^[260]一样的幸运，即国内的震荡恰好同防御外来侵略的必要性结合在一起；不仅如此，中央洪达面前还摆着某些省洪达在形势逼迫下表现出大胆的主动精神的范例。但是中央洪达不仅仅成为西班牙革命的累赘，而且实际地起了支援反革命的作用：它恢复旧的政权，重新铸造已被打断的锁链，扑灭它所到达的地方的革命火焰，它自己没有作为，又妨碍别人有所作为。中央洪达在塞维尔的时候，甚至英国托利党政府都认为需要在1809年7月20日向洪达发出照会，坚决抗议洪达采取反革命方针，“担心洪达会窒息公众的热情”。有人说过，西班牙忍受革命的一切苦难而得不到革命的力量。假如这个说法还有一部分真理的话，那就是它对中央洪达作了致命的判决。
　　由于还没有一个欧洲历史学家了解这个问题的决定性意义，我们就更加认为有必要来详细谈谈这个问题。只有在中央洪达的政权下，才有可能把保卫民族的迫切问题和任务的解决同西班牙的社会改造、民族精神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做到这一点，任何政治机构只要一同实际生活发生微小的抵触就必然垮台。议会所处的环境完全相反：被赶到了比利牛斯半岛的尖角上、被法国占领军割断同王国的主要部分的联系有两年之久的议会，是一个想像中的西班牙，而真实的西班牙已被占领或在进行战斗。在议会治理期间，国家分成了两部分。在累翁岛有思想而无行动，在另一部分西班牙则有行动而无思想。反之，在中央洪达时期，需要有最高级政府的特殊软弱、无能和恶意，才能使西班牙战争同西班牙革命脱离。同法国和英国作者所说的相反，议会遭到失败并不是因为它们进行革命，而是因为它的先行者是反动派，放过了革命时机。现代的西班牙作者虽然也责怪英国和法国批评家，但是看来无力驳倒他们；他们直到今天还得忍着痛苦去听神甫德·普腊德的bon　mot〔刻薄话〕：“西班牙人民很像喜欢挨揍的斯加纳列尔的妻子。”^[261]

五

　　中央洪达不能保卫祖国，因为它不能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它既然意识到本身的软弱、它的政权的不稳固和它的极其不得人心，那末除了采用不体面的诡计和微贱的阴谋以外，还能采取其他什么手段去克服将军们在一切革命时代所共有的勾心斗角、互相妒忌和骄横自负呢？既然洪达对自己的军事指挥官经常怀有恐惧和猜疑的情绪，我们就没有理由不相信威灵顿于1809年9月1日写给他的哥哥威尔斯里侯爵的话：
　　在革命时期一切从属关系都松弛了，只有使将军们严格服从国民纪律才能恢复军纪。正如中央洪达和它的不合理的体制从来无法使将军服从自己一样，将军也无法使兵士服从自己，因此直到战争结束，西班牙军队甚至还不能达到一般的纪律水平和服从水平。军队的纪律松懈现象又因经常缺乏粮食、被服和一切军需物资而更加严重了，因为军队的士气，按拿破仑的说法，完全取决于它的物质条件。中央洪达不能按时给军队供应，因为可怜的金塔纳的诗一般的宣言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而除了法令以外再采用强制手段，就意味着采用曾被中央洪达谴责过的各省所采用的最革命的措施。甚至宣布无人特殊和无人例外的普遍征兵制和准许一切西班牙人担任各级军官，也是省洪达的功劳而不是中央洪达的功劳。如果说西班牙军队的失败是由中央洪达的无能和反革命性造成的，那末这些灾难又转过来使政府更加沮丧，并使政府招致人民的鄙视和怀疑，从而使人民更加依赖骄横而又无能的军事首领。
　　西班牙的正规军虽然到处失败，还是到处都有。它被溃散了二十多次，却永远准备着迎击敌人，而且在失败以后往往以更大的力量出现。打它是没有用的，因为它很快就跑掉，人员伤亡很少，而丢失战场又不在乎。当队伍溃退到山谷中的时候，他们坚定地相信，他们一定会重新集合起来，在得到新的增援之后，又会在出其不意的时刻出现，他们即使不能抵抗法国军队，至少也能使他们经常保持紧张，使他们耗尽力量。西班牙人比俄国人幸运，他们甚至不必死去以求死而复生。
　　1809年11月19日奥康尼亚附近的溃败是西班牙人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正规战；从这时以后他们就只进行游击战了。放弃正规战的事实本身就证明，全国政府中心在地方中心面前黯然失色了。在正规军的失败成为经常现象的时候，各地都出现了游击队，人民群众也不理会全国范围内的失败，而去赞赏自己的英雄在地方上的胜利。在这一点上，至少中央洪达有一种普遍的错觉，认为“日报”“对游击队的一个小战斗都比奥康尼亚会战报道得更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