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为《人民报》[1]的创刊纪念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宴会。这次我接受了邀请，因为目前的形势似乎要求我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在所有的流亡者中只有我一个人（象《人民报》所披露的那样）被邀请，而且还让我第一个举杯祝酒，即由我提议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主权而干杯。因此我用英语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但是我不让它刊登出来[2]。我想达到的牡丹已经达到了。塔朗迪埃先生（他不得不花两个半先令买了一张入场券）以及其余一切法国的和其它的流亡者伙帮都确信：我们是宪章派的唯一“亲密的”盟友；虽然我们不做公开的表示并且听凭法国人公开向宪章派献媚，我们仍然有能力随时重新占据历史上已属于我们的地位。使这点变得更加必要的，是在前面已经提到的2月25日由皮阿主持的群众大会上，德国大老粗谢尔策尔（老滑头）发表了演说，并且以实在骇人听闻的行会狭隘精神指责德国的“学者”、“脑力工作者”抛弃了他们（大老粗），从而使得他们在其它国家面前丢丑。你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知道谢尔策尔。我又和朋友沙佩尔见了几次面，我发现他是一个正在痛心忏悔的罪人。他近两年来所过的闭门幽居生活，看来对他的智力有相当大的磨练。你知道，有这个人在手边无论如何是好事情，尤其是把他从维利希手里争取过来。沙佩尔现在对磨坊街的大老粗非常恼怒。[3]
你给施特芬的信我一定转交给他。勒维的信你本来应当留下。凡是我不要求退还的信件，你全都这样处理吧。信件愈少通过邮局有愈好。我完全同意你对莱茵省的看法。对我们说来糟糕的是，遥望未来，我看到某种带有“背叛祖国”味道的东西。我们是否会被迫处于美因兹俱乐部派在旧革命中所处的境遇[4]，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柏林情况的转变如何。这将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是多么了解莱茵河彼岸我们那些英勇的兄弟呵！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录入者标记黑体。这是马克思最早提出这样一个革命思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融合在一起，即在将来的德国的全部问题——即民主革命（土地、国家统一、民主宪制等）问题取决于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民主革命，而农民革命者作为同盟者，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起支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