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威廉·沃尔弗于1809年6月21日诞生在西里西亚弗兰肯施坦附近的塔尔瑙。他的父亲是一个世袭依附农民，同时兼营一家“法院科尔奇马”（即小饭店，波兰语叫做科尔奇马——karczma，乡村法院在这里进行审判），即使这样，他还得和妻子儿女一起为老爷服徭役。所以，威廉从小就不仅知道东普鲁士农奴的悲苦命运，而且还有切身的体验。然而，他还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威廉谈起他的母亲来，总是特别亲切，他的母亲受过比周围的人更高的教育。她激发和培养了威廉对封建主老爷无耻剥削和虐待农民的愤恨。这种愤恨如何在他的一生中汹涌澎湃地激荡，这在接触到他终于能把这种愤恨公开表现出来的那一段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农民孩子很快就显露出他的才能和好学的精神。得把他送进中学去念书才是。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多少障碍啊！经济上的困难就不用说了，还有老爷及其管事的阻拦，然而没有他们又是什么也办不了的。固然，世袭依附关系于1810年就在口头上废除了，可是封建的苛捐杂税、徭役、领主裁判所和领地上的警察权仍然照旧保留下来，而世袭依附关系实际上也同这些一起继续存在。老爷和他的管事们宁肯把农民的孩子培养成猪倌，也不愿让他们成为大学生。但是，一切障碍都克服了。沃尔弗进了施魏德尼茨的中学，后来又进了布勒斯劳的大学。在这两个学校的时候，他都不得不靠做私人教师来谋取自己的大部分生活费。在大学的时候，他特别喜爱古典语文课，但他决不是旧学派的那种读死书的语文学者。他对希腊和罗马的伟大诗人和散文作家有透彻的了解，他们的作品成了他终生喜爱的读物。
当联邦议会[35]和奥地利、普鲁士的政府重新恢复在二十年代曾经沉寂下去的对蛊惑者[36]的迫害时，沃尔弗快要大学毕业了。由于参加大学生协会，他在1834年被捕；有好多年，他从一个监狱被提到另一个监狱受审，最后判了罪。为什么判罪呢？我认为他任何时候都不认为值得谈这一点。不管怎样，他被关进了季尔别尔堡要塞。在那里，他遇见了难友们，其中有弗里茨·罗伊特。——沃尔弗在逝世前几个月曾读到罗伊特的“狱中生活”一书。当他知道作者就是自己的老难友时，立即通过出版社[37]给他写了一封信。罗伊特立即回了一封很亲切的长信。这封信现在摆在我面前，它证明，至少在1864年1月12日，这位老蛊惑者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恭顺的表示悔过的罪人。
他写道：“我关在这里已经整整30年了，我的头发已经变白，然而我还是期待着终究会强有力地表现出人民意志的真正的革命，但是有什么用呢？……要是普鲁士人民至少能够拒绝纳税，那就好了，因为这是摆脱俾斯麦这伙人和气死老国王的唯一办法。”
在季尔别尔堡，沃尔弗同囚禁在要塞的蛊惑者们一起经受了无数的患难，也分享了小小的欢乐，这些在弗里茨·罗伊特的这本书中有非常生动和十分幽默的描写。在潮湿的囚室和严厉的寒冬中差可慰借的是，看守古老的拷问室的是所谓卫戍部队的一些年老的残废人，这些人并不那么严厉，看到烧酒或者几文酒钱常常就不能自持。1839年，沃尔弗终于因健康十分恶化而得到赦免。他到了布勒斯劳，打算在那里靠教书维持生活。可是他作这种打算并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而主人就是普鲁士政府。他的大学学业由于被捕而中断了，因此，他没有学完规定的三年课程，更没有参加考试。而在普鲁士中国，只有按照规定学完全部课程的人，才能加入学者公会。其他任何人，哪怕就像沃尔弗那样在古典语文学方面精通业务的人，也只能被拒于公会之外，并被剥夺正式运用自己知识的权利。唯一的希望就是做私人教师来维持生活。但是这要得到政府的许可，当沃尔弗去申请时，却遭到了拒绝。要是普鲁士没有波兰人，这位蛊惑者就只好饿死，或者重返故乡去服徭役了。一个波兹南地主留他做家庭教师；他在这个地主家里度过了几年，每提起这几年，他总是感到特别满意。
回到布勒斯劳以后，经过长期的磨难，他终于得到极可尊敬的王国政府的许可做私人教师，现在，他至少可以维持俭朴的生活了。这位朴素的人也没有更多的要求。同时，他又在当时艰苦条件下可能做到的范围内，参加反对现存压迫的斗争。他不得不只限于公布官吏、庄园主和厂主们横行霸道的一些事实，可是，就是这样做，也常常遇到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但这并没有使他气馁。在当时刚刚建立的处理书报检查案件的高等法庭里，再也没有比布勒斯劳的教师沃尔弗更顽固、更经常光临的主顾了。在他看来，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愚弄书报检查机关。在多数书报检查官都很愚蠢的情况下，这样做对于稍微知道一点书报检查官的弱点的人，是并不那么困难的。例如，他在西里西亚地方报纸上刊登了一首流行的悔罪者的“歌词”，使得笃信宗教的人极为难堪。这首歌词是他在当时有些地方还在使用的旧赞美诗集中发现的，歌词如下：
|
“我的确是一头畜生， 我真是一个卑贱的罪人。 我全身浸透了罪过， 就像浸透大葱味的俄国人。 主耶稣呀，请您抓住我这狗的耳朵， 扔给我一根仁慈的骨头， 把我这有罪的蠢驴 扔到您那仁慈的天国。” |
这首歌像闪电一般传遍了整个德国，使得不信神的人捧腹大笑，“虔诚的人”［注：即虔诚主义者。——编者注］恼怒异常。书报检查官受到严厉的申斥，而政府从此又警惕地注意私人教师沃尔弗，注意这个在要塞里监禁了五年也没有制服的不安分的狂妄分子。
要想再次找寻对他起诉的借口，是不需要多长时间的。因为旧普鲁士的法律就像精心安排的一套陷坑、陷阱、圈套和罗网，布满全国，这些东西，连忠顺的臣民也并不总是能够逃避，而不忠顺的人就更容易掉进去了。
1845年底或1846年初，给沃尔弗加上了违反出版法的罪名，但违法的情节十分轻微，所以现在我们谁也想不起这件案子的确切情况[38]。然而迫害十分严重，以致对普鲁士的监狱和要塞感到厌倦的沃尔弗，躲避了被捕的危险而前往梅克伦堡［注：根据维尔穆特—施梯伯的著作（“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第2册第141页）[39]，沃尔弗于1846年因“违犯出版法”，被布勒斯劳高等地方法庭判处在要塞中监禁三个月。（恩格斯在1886年版上加的注）］。他在梅克伦堡的朋友那里，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并且一直住到在汉堡安排好可以顺利前往伦敦为止。在伦敦，他第一次加入了社会团体，即目前还存在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他在那里没住多久，很快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到了布鲁塞尔。
二
在布鲁塞尔，他很快就在那里办的一个通讯社找到了工作，这个通讯社是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根据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把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消息加以编辑后供给德国各报纸的。当“德意志—布鲁塞尔报”[40]由我们党掌握的时候，沃尔弗也给这个报写稿。在我们当时创办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41]里，沃尔弗很快就成了最受爱戴的演讲人之一。他每星期都到那里做时事评论。这些评论每次都是一篇叙述通俗、幽默，而又十分有力的杰作，对德国的统治者和臣民的渺小和卑鄙，进行了特别强烈的抨击。这些政治评论成了他十分喜爱的题材，在他参加的每一个社团里，他都要发表这种评论，而每次都讲述得同样完美而通俗。
二月革命爆发了，立刻在布鲁塞尔引起反响。每天晚上人们聚集在市民自卫团和宪兵队占据的市政厅前面的大集市广场上。广场四周的许多啤酒店和烧酒店挤满了人。人们高喊：《Vive la Republique！》〔“共和国万岁！”〕，高唱“马赛曲”，相互挤来挤去。政府表面上十分平静，然而它却在外省征集预备兵和休假人员。它私下通知比利时最著名的共和派若特兰先生：如果人民要国王退位，国王准备退位，若特兰要是愿意，可以从国王本人那里听到这一点。后来，若特兰果真听到列奥波特国王说，他自己在心里就是一个共和派，如果比利时想成为共和国，他是永远也不会加以阻拦的。他只是希望一切都能有秩序地进行，不要流血；此外，他还希望领到一笔优厚的养老金。这个消息秘密地迅速传开，使人们安静了下来，连起义也不打算举行了。可是，当后备队刚一调集起来，大部分军队刚一集结在布鲁塞尔周围（一个小国只要三四天就行了），国王退位的传说立即无影无踪了。一天晚上，宪兵队拔出马刀，突然冲向聚集在集市广场上的人群，而且还乱捕人。正在安安静静地走回家去的沃尔弗，也是最先遭到毒打和逮捕的一个。他被拖进市政厅，在那里又遭到狂怒和醉熏熏的市民近卫队的殴打。在被捕几天以后，他被押送出境，来到法国。
他在巴黎没有住多久。柏林的三月革命、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的筹备，促使他首先前往西里西亚，争取激进派分子在竞选中获胜。他想在我们一开始办报纸的时候，无论是在科伦办还是在柏林办，就从西里西亚到我们这里来。由于他受到普遍的爱戴，还由于他的演说通俗而有力，因此，特别是在乡村选区，他使得那些没有他就毫无成功希望的激进派候选人当选了。
这时候，“新莱茵报”从6月1日起在科伦出版，马克思任主编。不久，沃尔弗也来科伦担任编辑部里的职务。他那孜孜不倦的勤恳态度，他那一贯的过分认真的负责态度对他颇为不利，因为编辑部里尽是些年轻人，他们往往因此多给自己腾出个把钟头的空闲时间，相信“鲁普斯［注：鲁普斯——是对威·沃尔弗的戏称（Wolf——狼，拉丁语——lupus）。——编者注］一定会设法使报纸出版的”。在这方面我也不是没有过错。因此，在报纸出版初期，沃尔弗多半忙于日常工作而很少写指导性论文。然而，他很快就找到办法，把这项工作也变成了独立的活动。在标题为“国内新闻”的时事纪要栏里，他收集了德意志各小邦的消息，并以无可比拟的幽默描绘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那种闭塞、不开化的狭隘和庸俗。同时，他每星期都到民主协会[42]去做时事评论，因而在这里，也很快就成了最受人爱戴和最有影响的演讲人之一。
资产阶级在巴黎六月战斗之后愈来愈愚蠢胆怯，使反动派得以重新聚集力量。在维也纳、柏林和慕尼黑等地的宫廷权奸同高贵的帝国摄政王［注：约翰大公。——编者注］狼狈为奸，幕后则是俄国外交在拉线，指挥这班傀儡们跳动。于是在1848年9月，这些老爷们行动的时刻到了。在俄国直接和间接的压力下（这些压力得到了帕麦斯顿勋爵的关怀），第一次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进军的结果是在马尔摩签订了一个可耻的停战协定[43]。而法兰克福议会却卑躬屈膝到如此地步，竟批准了这个协定，从而公开地、毫不含糊地背弃了革命。9月18日的法兰克福起义就是对这一点的回答；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几乎在同一时间，柏林发生了制宪协商议会[44]同国王之间的冲突。8月9日，这个会议在极其温和的、甚至是怯懦的决议中，请求政府采取某种措施，使反动军官的无耻行为不再表现得那样公开和蛮横。9月，制宪协商议会要求执行这个决议，而得到的回答却是任命以一个将军为首的公开反动的普富尔内阁（9月19日），而臭名远扬的弗兰格尔则被任命为勃兰登堡军队总司令。这是两个极明显的暗示：柏林的协商派要不悔罪，就只有等着解散了。群众普遍愤激起来。科伦也举行了群众集会，并派定了安全委员会。政府决定在科伦进行第一次打击。因此，在9月25日的早晨，许多民主党人被捕，其中有现任科伦市长，即当时人人皆知的“红色贝克尔”。群情更加激愤。下午又在原来的集市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大会由沃尔弗主持，周围站着市民自卫团，他们并不敌视民主运动，而首先关心的是自身的安全。市民自卫团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说，他们在这里是为了保护人民。突然，人们冲进市场，喊着：“普鲁士人来了！”当时约瑟夫·莫尔——他也是早晨被捕的，但人民把他救了出来——正好在发表演说，他喊道：“公民们，难道你们见了普鲁士人就四散逃跑吗？”人们回答说：“不！不！”——“那我们就必须筑起街垒！”于是大家立即动手。科伦街垒事件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整个运动是一场虚惊引起的，没有遇到抵抗，没有武装（市民自卫团很谨慎小心地各自回家了），一点也没有流血，什么也没有发生就结束了。政府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科伦宣布戒严，市民自卫团解除武装，“新莱茵报”停刊，编辑们被迫出境。
三
科伦的戒严没有继续多久，10月4日就告解除。11日，“新莱茵报”又出版了。沃尔弗来到普法尔茨的杜尔克海姆，在这里，没有人来打扰他。同编辑部其他一些人一样，他也是因为谋叛等等的案件而被追缉。可是我们的沃尔弗在普法尔茨呆了不久就忍不住了，在葡萄收完以后，又突然来到下制帽坊衔17号的编辑部。他就近找了一个住处，不用上街，穿过院子就可以到编辑部。但是，这种坐牢式的生活，他很快就厌倦了。几乎每天晚上，天一黑他就穿上长大衣、戴上长沿帽，借口买烟出去了。他以为别人认不出他，虽然他那很特别的矮壮身材和坚定的步子很引人注目。但是不管怎样，谁也没有出卖他。他这样地度过了几个月，而这时候，对我们所有其余的人的追缉，都一一取消了。最后，在1849年3月1日，有人通知我们说，一切危险都已过去，于是沃尔弗去找侦查员，侦查员也说，整个案件是根据警察局的夸大的报告提出的，已经完全取消了。
这时候，柏林议会在12月初被解散了，开始了曼托伊费尔反动时期。新政府的最初措施之一，是使东普鲁士的封建主对他们占有农民无偿劳动的这种有争议的权利感到放心。三月事件以后，东普鲁士农民到处停止服徭役，有些地区，甚至迫使老爷立下字据，放弃占有这种劳动的权利。所以，只要把这种实际情况用法律肯定下来，长期受盘剥的易北河以东的农民，便会成为自由人了。然而，自从1789年8月4日法国国民议会无偿地取消一切封建赋役以来，已经过了整整59年，而柏林议会仍然不敢采取同类步骤。赎免徭役的条件是松了一些。可是，规定无偿废除的只是一些最无耻、最令人愤懑的封建权利。而在这个法案没有最后通过之前，议会就被解散了，曼托伊费尔先生声称，政府不接受这样的法案作为法律。这样一来，旧普鲁士的徭役农民的希望破灭了，因此，必须影响他们，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处境。而沃尔弗则是做这一工作的最适合的人。这不仅因为按出身来说，他是农奴的儿子，幼年服过徭役；也不仅因为他保持着这样的童年在他心里培养起来的对封建压迫者的强烈憎恨；而且因为没有谁像他那样清楚地了解封建奴役方式的各种细节，特别是在西里西亚这样一个有一整套不同的封建奴役形式的地区［注：在1886年版中接下去是：“沃尔弗就这样开始了反封建主的运动，这个运动在‘西里西亚的十亿’一文中达到了顶峰，下面我还要来谈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应该由资产阶级来进行。反封建主义的斗争本来就正是这个阶级的世界历史性任务。可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产阶级没有进行这个斗争，即或进行，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由于德国的社会和政治落后，德国资产阶级处处都不去保卫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因为无产阶级已经在他们背后带有威胁性地兴起了。巴黎工人在2月里的模糊的希望和意愿，尤其是他们在1848年6月的四天殊死斗争，不仅吓倒了法国的资产阶级，而且吓倒了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而在德国，在胆小的资产者看来，甚至早已在瑞士取得了法律效力的普通民主要求，也会侵害到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安全、他们的生命。像往常一样怯懦的德国资产者为了使得他们每个人都能拯救自己私人的利益，拯救自己的资本，而牺牲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即政治利益。最好是恢复旧的官僚封建专制制度，而不要让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获得胜利，不要在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加强的情况下通过革命方式赢得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这就是使得反动势力全线胜利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惊慌叫声。
所以，在资产阶级放弃战场的地方，无产阶级的政党就要担负起斗争的责任。于是，沃尔弗就在‘新莱茵报’上同封建制度展开了斗争。但是他进行斗争并没有使资产阶级感到高兴；没有，他是以真正的革命方式进行斗争的，因此，资产阶级见了这些充满法国大革命精神的文章，就同封建老爷们和政府一样地感到惊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