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工厂里每星期五都召开群众大会，伊里奇经常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这一天，他仍打算到各个区里去。我请布哈林来我们家吃饭，请他帮我们劝说伊里奇这天别去演说。伊里奇不作肯定的答复，只是半开玩笑地说：“我到那里，去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我正患感冒，他们让我呆在家里，晚上我也没上编辑部去。五点钟左右，伊里奇从办公室回来时已穿上了大衣。他对我说，他仍然要去参加群众大会，并坚决不让我一起去。一个小时过去了，第二个小时又过去了。我焦急不安地守在窗口，等候那辆熟悉的汽车回来。汽车终于回来了，可是不知怎么地开得特别快。这是怎么回事？司机跳下汽车，把车门都打开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几个陌生人把伊里奇从汽车里扶出来。他没有穿大衣，也没有穿上衣，靠同志们扶着走。我飞奔下楼去接，在楼梯上就碰见了他们。伊里奇脸色苍白，但自己在走，两旁有人搀扶着。后面跟着我们的司机吉尔。我问伊里奇情况怎样，他安慰我说，是手部受伤，伤势不重。我跑回去把门打开，铺好床，几分钟后就让伊里奇躺下了。护送伊里奇来的人也一起帮了忙。他们是目前在莫斯科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工作的冈恰罗娃同志，[1]还有波卢托尔内依同志和工人伊万诺夫。
这位工人同志并没有惊慌失措。
他说：“快去请医生，拿碘酒和绷带来。”
给谁打电话呢？我想起来，八点钟人民委员会要开会，伊里奇原定要去主持这个会议，现在快八点了，同志们大概己经到齐。我跑到人民委员会，说伊里奇负了伤，要他们赶快去请医生。当时在那里的维诺库罗夫[2]同志赶紧跟我跑来，他是医生，可以进行急救。他给伊里奇裹上了绷带。这时同志们川流不息地到寓所来打听伤势，询问要做些什么。不断地响起电话铃，因为我们一时没有想到告诉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员不要接通电话。有几个人乘车去请医生了。司机吉尔当时也在场。他匆忙地谈了出事的经过，然后跑去打电话给药房，同时去接马上要回家来的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并让她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但她不需要任何思想准备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她只问了一句话：“他活着吗？”
秩序逐渐趋于正常，医生们也陆续来了。韦利奇金娜—布鲁耶维奇[3]同志是最早赶来的医生之一。在最初那段困难的时间里，她和其他同志一起一直守护在伊里奇的身旁。他们是魏斯布罗德[4]、奥布赫[5]、明茨[6]，后来还有罗扎诺夫[7]和马莫诺夫。他们神态严肃，脸色苍白。对我们的问题作了一些不肯定的答复：情况严重，暂时还不能说什么，但体质很强。这是一个沉重的夜晚。伊里奇躺着，低声地呻吟着。他脸上苍白得一丝血色也没有。但是，每当我或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走进房间时，他就勉强提起精神来。他不喜欢看到我们发愁，我们也竭力不在他面前流露出自己的情绪。中央委员会中亲密的同志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和其他人就坐在伊里奇书房的圈椅里过夜，准备一听到叫唤就起来帮忙。护理人员来了，为输生理盐水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魏斯布罗德也留下来过夜。他躺在穿堂间的长沙发上。但是几乎每分钟都要把他叫醒。似乎只要他不睡觉，而是在我们身旁坐着或走走，情况就会好些。拂晓时分，伊里奇精神好了一些，脸上带一点笑容，伸出了一只手。
情况逐步地、缓慢地不断好转。危险期己经过去了，但还可能发生感染。要看第四天、第五天的情况怎样。再说，要使伊里奇绝对卧床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医生不在的时候，他一再说服我们不必过分听医生的话，要我们把他生病期间的报纸全都收集起来，一号也不要漏掉，让他自己看报或者读报给他听。
在最初那段时间里，医生、护士、护理人员昼夜值班。后来情况愈来愈好，医生已经允许伊里奇坐起来。过了不久，伊里奇感到身体强多了，开始下床走动。直到医生闻声赶来，警告他说，心脏可能出问题，他才不大走动。那只负伤的手也安分了一些。最后终于能够走路了，也能够乘车前往哥尔克去彻底恢复健康了。尽管伊里奇提出反对，但魏斯布罗德坚持非要送他到那里去不可。汽车已经开动，但是突然在路上给站在远处的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拦住了。我说：“临别赠言。”大家笑了起来。几分钟之后，我们已在郊外大自然的怀抱中了。又过了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哥尔克了。在那里伊里奇的健康恢复得很快。
1923年3月间，伊里奇在失去说话能力前几个小时，我们坐在他的床边回顾往事。伊里奇说：“1917年，多亏白卫军的准尉们，我在谢斯特罗列茨克的草棚里休息了一阵子；1918年，又多亏卡普兰[8]的一枪，我又休息了一阵子，而后来这种机会再没有了……”
这种机会再没有了，紧张的工作完全损坏了他的健康。
最初载于《莫斯科无产者》杂志，1926年笫31期第16—17 页
按玛·伊·乌里扬诺娃：《忆列宁》1966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第2版第85—87页刊印，根据手稿作过校订
按玛·伊·乌里扬诺娃：《忆列宁》1966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第2版第85—87页刊印，根据手稿作过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