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快步穿过会场；穿一身朴索的灰色衣服，这在我们布拉格随处都可见。这便是领导了推翻专制政体的斗争并领导着一亿五千万人走向社会主义的那个人。这便是列宁——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我由于幼稚，原来把他想象成另外一个样子。
在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中，他步上讲台，开始讲话。他才说了几句，便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这位报告人完全相信他的事业是正义的，他是在一步步地、用越来越有力的论据把明确的思想灌输给他的听众。他不求助于任何演说术上的花样。他只是进行分析、做结论，他一贯依靠冷静地考虑各种情况，更主要地是依靠人的健全的理智。他从来不感情用事，他只利用事实，出色的事实。他前额饱满，脸上常常浮起讥讽的微笑，睿智的目光扫视着会场，挑出个别人，仿佛是在同他们谈话。
他开始是揭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指出它的成绩。他举了财政制度为例。
谁只要听过他的这次报告，并且了解现在苏联国民经济的天文数字和苏联人民在人类活动各个领域内的巨大成就，谁便会充分认识列宁的天才。他对无产阶级力量的信心，已千百次地得到了证实。
列宁善于自我批评。我们当时感到很奇怪，听到他怎么说出了这样的话：“无疑地，我们过去干了而且将来还会干出许多蠢事来，”列宁说道，但作了补充：如果敌人责难我们，那我们要回答他们，“我们刚刚开始学习，但我们是在有步骤地学习，我们深信，我们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成绩。”[1]
成绩已经取得了，并且震惊了全世界。
列宁的话如此明确而精当地表达了他的思想，我们屏气敛息地听着。当列宁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下讲台时，我们每个人都在心中暗自对自己说：“你今天可学到了些东西，是你到死也忘不了的。”
……同列宁同志的谈话我始终不忘。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更对这次谈话特别感到兴趣。列宁在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上做报告后，过了八到十天，同我们谈了话。列宁同志邀请《国际新闻通讯》的领导人久拉·阿尔帕里[2]同志去见他，打算讨论一下这个杂志今后的任务和前途。我因为是阿尔帕里同志的“左右手”，阿尔帕里要我也参加这次谈话。
我到今天还记得我那次怀着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心情答应了他的要求。一方面，我因为将要当面认识列宁而感到无比幸福。另一方面我又很担心，因为我几个星期以前才离开利贝雷茨市《前进报》编辑的岗位到这里，现在就要去参加同列宁的谈话，说不定会讨论一些高深的问题；我觉得我当时的水平决够不上讨论这些问题。
我知道列宁是多么重视党的报刊。早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在列宁的积极参与下，《关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及其）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这个提纲中，列了一章《关于党的报刊》；这一章除了其它问题外，谈到党应当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创办并改进共产主义报刊[3]。
党应当重视报纸的质量，而不是报纸的数量。每个国家的共产党首先应当有一个很好的中央机关报，尽可能每天出版。
我们的报纸的任务是收集党员整个活动的宝贵的经验，介绍给全体党员学习，以便经常监督、不断改进共产主义工作方法。
弗·伊·列宁指出，如果没有共产主义报纸这一广泛的、目标明确的组织工作，未必能在共产党内实现民主集中制和合理的分工，从而未必能完成党的历史使命。
为了帮助各国共产党完成这些任务，1920年底创办了《国际新闻通讯》[4]杂志，每周一期，单面印刷，以德英法三种文字出版。我们这次要向列宁同志汇报杂志的状况和取得的经验。
我一到列宁同志身旁，慌张的心情很快就平静了。阿尔帕里同志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便已认识列宁，他把我介绍给列宁同志，说明我是《国际新闻通讯》的新工作人员。列宁听说我是从利贝雷茨来的，担任过《前进报》的编辑，便问起利贝雷茨的工人运动和《前进报》的情形；他说他知道这家报纸。列宁知道利贝雷茨是纺织工业中心。他问到利比希纺织厂工人的情况，叫我十分惊讶。列宁说话的神气，仿佛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我的拘谨突然消失了，我把种种情形讲给他听，尽可能讲清楚。
在这一段短短的开场白之后，列宁谈起《Internationale Presse-Korrespondenz》（《国际新闻通讯》）杂志（在党内通用它的简称《Inprekorr》）。他强调指出，这个杂志是各国共产党报刊的消息来源，十分重要。
我们的运动当时没有自己的新闻通讯机构。只有几家最大的共产党报纸和杂志，例如巴黎的《人道报》、柏林的《红旗报》以及《红色权利报》，才有力量向资产阶级通讯社订新闻稿。地方报刊注定要转载其它报纸上的新闻，基本上是转载党中央机关报的，但遗憾的是，也常常转载资产阶级报纸的。我们地方报刊的编辑不完全都是在政治上很有修养的，能对得到的消息材料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所以《国际新闻通讯》应当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把可靠的消息材料——关于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工人阶级的斗争和成就一一供给我们的党的报刊。列宁说，《国际新闻通讯》首先应当有系统地详细报道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苏联的情形。我们的敌人关于苏联在世界上广为散布了许许多多捏造的、诽谤性的消息；我们应当用翔实确凿的消息去同他们対抗，说明特别是向工人界说明无产阶级革命真正的实质和成就。
但是，我们的任务不仅是报道苏联的情况。我们的报刊应当支持一切工人运动和最最弱小的民族的运动。我们的报纸应当天天宣传这些事件，应当为此拨出大量篇幅并运用最出色的论据。在每次行动期间，为了让工人阶级确实明白事情的真相，特别重要的是让群众了解行动的基本观念，念念不忘。
所以，列宁说，《国际新闻通讯》必须在各国拥有优秀的通讯员。
列宁同志建议我们利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开会；这次大会，各国共产党都有领导同志出席。
我们这次同列宁同志谈了不到一个小时。对于我们，他的话是宝贵的指示，《国际新闻通讯》每期都认真照着办，直到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停刊为止。
我们——阿尔帕里同志和我——遵照列宁同志的意见，同各国共产党的代表讨论了这个问题，谈妥由各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各指定一位委员负责《国际新闻通讯》的稿件。今天，谁要是翻阅各期《国际新闻通讯》（或以后的《展望》杂志），便会发见主要文章总是由我们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写的。其中，我只举出几位：我党的哥特瓦尔德[5]、扎波托茨基[6]、什麦拉里[7]、科佩茨基[8]、加肯、克雷比赫[9]等同志，德国共产党的台尔曼[10]、皮克[11]等同志，法国共产党的加香[12]、多列士[13]、谢马尔[14]、柏辽兹[15]等，意大利共产党的葛兰西[16]、埃尔科里（陶里亚蒂[17]）、隆哥[18]等，西班牙共产党的迪阿斯[19]、帕肖纳里雅[20]等，英国共产党的波立特[21]等。
《国际新闻通讯》的出版地点仍应是柏林，这不仅是因为柏林位置适中，便于迅速联络，还因为刊物能在柏林合法出版。
但是，这种合法地位在德国并没有维持多久。1923年底，共产党在德国被取缔，《国际新闻通讯》只得改变出版地点，选中了维也纳。我们在维也纳，工作中不得不克服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
除了德文版、法文版和英文版以外，按照与意大利同志的协议，又增加了意大利文版。不过，意大利文版的寿命不足两年，因为在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下，《La Corrispondenza Internationale》（这是《国际新闻通讯》意大利文版的名称）的发行成为非法活动，全然无法进行。
载于《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杂志1960年第2期第194—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