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郊外的寓所里
我从1921年7月到1924年1月，曾三度见到列宁。在这以前，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和著作。就我耳闻到的，他主要是革命家，而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知名的。就连他那革命家的名声，我也是才听说不久。今大，我回顾我的一生，以我的记忆，以我的亲身经历，可以侃侃而谈整整半个世纪来的意大利及国际工人运动；而在当日，由于年轻，由于长期服军役，我确实是还不可能了解我国以外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事件。第二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第二国际各党的历史、派别斗争、各个领导人不同的立场，等等，我都一概不知。
到1916年9月，我刚满二十岁，才第一次听说列宁，听说他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作用。说得确切些，是在《前进报》——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报道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时候，我才听说的[2]。大家知道，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意大利社会党和所谓中派分子联合起来反对列宁的提案。列宁的提案强调了必须争取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可是书报检查机关把上述报道删改得面目全非，同时刊载的编辑部文章又尖锐地批评了列宁的立场，还在那出高唱“向战争发动战争”的口号。意大利社会党是利用这个口号来进行反对参战的斗争的。
我当兵的时候为此吃过苦头，以涣散军心的罪名被判过刑。因此我不能立即很好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列宁在齐美尔瓦尔德所采取的立场的革命意义。但在两年后，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列宁的立场便十分清晰地、充分地向我展示了它们的经验的伟大。它们的经验就是布尔什维克斗争的经验——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3月与11月之间争取变资产阶级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争取在和平口号下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经验。
传奇般的革命
沙皇制度被推翻后的第一天，各种政治力量便在彼此间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各自向俄国人民大众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纲领。对这场斗争，意大利社会党倒是没有任何动摇，作出了公正的估计。《前进报》支持布尔什维克争取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斗争，介绍了各个领导人的姓名和为人。他们原先在意大利默默无闻，此时比谁都要出名。
同时，工人阶级先进的活动家热心地把他们的著作找来阅读，从最早的、写于俄国祉会民主运动初期的作品到最近的作品都有。他们的著作从理论上规定并说明了各项互相联系着的决策的策略。这些决策导致了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史上的新时代。
但是，意大利人民大众主要是落后浅陋的老百姓，而不是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阶级，他们大多把苏维埃革命看成是别具一格的英雄传奇，把这场革命的主要人物视为英雄，把这些人的画像挂在他们简陋的房子里，同传统的民间木版画挂在一起。
屈指行程十二天
1921年6月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充满了这样的想法。代表团成员中，没有一个知名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其部分原因是意大利社会党在里窝那分裂时，这个党的活动家，也就是意大利无产阶级工会及合作社运动的重要政治领导人，没有一个加入共产党的……
因为这个缘故，代表团与其说是对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感兴趣（大会后来通过了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指示，从而具有重大的意义），倒不如说是抱着一种由于天真而热烈非凡的希望——想在苏维埃首都尽可能多见识见识。在苏维埃首都可是能见到革命的领袖们、斯莫尔尼宫和克里姆林宫的人们，能见到列宁啊！
但，是不是真的能见到列宁，同他谈谈？我们从意大利到莫斯科的长得没有尽头的路途上（延续了十二天），这个问题经常向陪同我们的那位苏俄同志提出。这位同志的化名叫尼科利尼[3]。他秘密居住在意大利，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他的真名叫什么，他后来的情况怎么样，我都始终没有打听出来。五花八门的问题更是把他纠缠个不休：一个那不勒斯的鞋匠郑重其事地在箱子里藏着两双鞋，谁也不让看；鞋是他亲手做的，一双男鞋，一双女鞋，准备送给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4]。另一个是卡塞塔的理发师，他対列宁的胡子有他一定的看法，打算在这方面给列宁出些主意。最后是一个托斯卡纳的雇农，从尼科利尼嘴里听说列宁仿佛爱喝“吉扬蒂”酒，于是在柏林的意大利商店里买了一瓶。
我们到了莫斯科，在特维尔大街上的“豪华”饭店下榻。安顿就绪后，我和杰纳利[5]、都灵的几个工人和米兰的两个工人立即投入紧张的代表大会准备工作，出席各委员会的会议，同其它国家的代表会晤。
可是有一天，我们的同志，那个鞋匠，急急忙忙地冲进我的房间。他腋下夹着那两双鞋，用一块黑布整整齐齐地包着。鞋匠们一般都是这样把鞋送到顾客手里的。他非常激动，要我赶紧准备。过一个小时，尼科利尼就要把意大利人带去见列宁。
老实说，我听说后觉得很奇怪。列宁在工作这样紧张这样忙碌的时候——代表大会行将召开，国内和国际局势向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提出了大量课题，——居然能为我们挤出时间（哪怕是一小会儿也不容易），来满足我们代表团中文化程度很低、政治上没有经验的同志的请求，满足他们感人至深但很天真的愿望。
但，我见到了列宁，才明自我原来并不了解他。我们乘着汽车一路疾驶，到了郊外的一座房子（可能就是在哥尔克村）。刚走进一楼的一个大房间，他便利落地从写字台后面站起身，朝我们走过来。听到客人们热烈的致敬，他笑逐颜开，由衷地感到高兴；理发师热泪纵横，向他扑过去，钦佩地握他的手，他流露出喜悦的激动；见到鞋匠献给他的鞋——一双鞋跟很高，一双是漆皮舞鞋，鞋底绝薄，——我听见他有些尴尬地笑了一声；他一见那瓶托斯卡纳红葡萄酒——酒瓶是照老规审用草编的套子套着的，——说了声“好”。我见到听到这些，便明白我原来并不了解列宁。
我和列宁素未晤面，神交以来，我在他身上确实领略到了人类社会生活最复杂过程明察秋毫的考察者的崇高才智；从一定的前提出发，与既定目标相比较，作出合情合理的推断的无与伦比的能力；在争取达到目标与探索相应的策略上不屈不挠的惫志。我所理解的以及我所知道的他的生涯，说明了他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耿耿忠心；为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在任何考验下，他都愿意毫无保留地牺牲他的一切。但，如果没有通情达理作为支撑，这些最伟大的才能又将如何呢？在列宁身上，这些最伟大的才能同通情达理交融在一起，前者得到后者的支撑，因而加强了一百倍。此时此刻，列宁的通情达理从内心深处进发出来，一刹那间仿佛推开了直接的现实，推开了他作为国家首脑和伟大的党的领导人的无数职责，让他抽出片刻时间来同普通人打交道。
我同列宁的初次见面，便是接触他那伟大的心。
他异常亲切地握了握我的手。他看过我在里窝那发表的那篇演说，简单地说了几句。他知道过几天我们将在公开的政治斗争中再度相逢，但对此他只字不提。
二、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
第二次见面是在克里姆林宫，在前皇宫的豪华的金銮殿上。白色描金的华盖底下，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大桌子，旁边是讲台。对而，稍偏左一些，前三排坐着意大利的代表。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团坐在会场远处——右首后排。分配给我们的是荣誉席。意大利共产党是在轰轰烈烈的事件当中成立的，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正不懈不怠地注视着这些事件。
此外，参加这一次代表大会的还有意大利社会党派来的一个小型代表团。这个代表团要发言反对把该党开除出共产国际，反对承认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的唯一支部。预见到将有一场热烈的争论，这个事实引起了所有代表团对我们的兄弟般的同情。但，在全世界先进劳动者可敬的代表举行的这个庄严的集会上，我们的代表团虽然没有知名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却受到重视，这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原来我们代表团同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代表团一道，对布尔什维克代表团提交大会的关于策略的提纲提出了一系列修正。大家知道，这个提纲是列宁亲自定稿的。
我要代表提出修正案的各国代表团，在大会讲台上为修正案辩护。有意思的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竟胆敢使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武器去反对一位精通这种武器的行家。
列宁在讲台上
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凡是稍微学过一些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都知道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策略的提纲是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在这以前，大多数共产党从事于抽象的宣传鼓动；而在这个提纲中，为了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这是胜利地夺取政权的斗争最必要的条件），抛弃了抽象的宣传鼓动，代之以循序渐进的、在政治上立足于每个国家具体环境的斗争的方针。但我们在意大利还过分醉心于反対塞拉蒂[6]中派主义的激烈争论，不能立即领悟这个新提法的决定性意义。就象列宁后来在谈到修正案时所说的，我们稍稍越过了一条界线，把反对中派主义的斗争变成了游戏，以致幵始损害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名誉。
列宁登上了讲台。我记得这是在1921年7月1日。我记得这个日期，是因为我不止一次地把他的演说[7]读了又读。他是用法语讲的，为的是让我们能马上明白他的意思，立即对他的演说作出反应。他的发音很清楚，他的措词隐含的语气我们全部都领会了。但是，在他的演说中每每象重音感叹词似的出现的我的名字，他是照意大利的读法读的，没有把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Ч”这个字母也念得比较软。
坚决的进攻
我在提出修正案时说话很平和，但我的激动心情也免不了有所流露。我毕竟是第一次在国际代表大会上讲话，且当着那些享有权威马克思主义者盛名、在革命斗争中卓著功勋的活动家。我承认，当列宁以他的朴实（不了解他的大会把他的朴实误认为低声下气）回答我的发言，才说出他的演说的头一句——“同志们，很遗憾，我只好实行自卫了，” 一刹那间，我的虚荣心油然而起。
可是，刚说完这句话，从他的口中马上吐出了猛烈进攻的言词，越来越厉害。他的演说把我们的一切都打乱了，彻底粉碎了我们用公式和概念搭起来的短命的理论。是自卫吗？不！相反，是坚决的进攻，因为“如果代表大会对这些错误，对这些‘左的’愚蠢行为不坚决进攻，那末，整个运动就会注定垮台……我们俄国人对于这种左的词句早已厌恶得要作呕了。”[8]
我坐在第一排，正对着讲台；我的周围都是我们代表团的同志，他们大多不懂法语，不明白列宁在说什么，只知道列宁有十来次提到了我的名字。他们大概以为列宁是在鼓励我表扬我。不过，在我们后面，离我们不远，坐着意大利社会党的三个代表——马菲[9]、拉查理[10]和里博尔迪[11]。他们可是懂得法语的。他们得意扬扬地微笑着，满心希望这篇火力猛烈的起诉书到最后会判决意大利共产党有罪，接受他们社会党的要求。
列宁继续往下说。他出于他的老习惯，不是站在讲台上，而是前前后后踱来踱去，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会场。每当他的目光扫到了我，他都能从在场的人中间把我认出来。一刹那间我甚至想，我前几天若是不去哥尔克村就要好些。但是，坦白地说，这仅仅是一刹那间的想法，因为我马上明白，投向我的目光并不是要叫我伤心、叫我屈辱，而是要激励我鼓起勇气，振作精神。我好象领悟了他的目光寻找我的意思：他是想告诉我，他那铿锵有力的言词中严厉的谴责，是为了最高的责任——拯救我，拯救我们大家，让我们改正错误；这个错误可能会成为不可挽回的，可能会毁了我们，不仅如此，还可能会葬送我们大家共同的事业，最伟大最光辉的社会解放事业。
这个责任很折磨人，然而很崇高。外科医生也常如此。为了治好病人，他有时不得不在病人的身体上开刀。一念及此，我就平心静气了，不再注意列宁关于我们的修正案说了哪些尖锐的话，而是全神贯注地听一堂论据精采、极其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课。这堂课的起因是我的发言，教材也是我提供给列宁的。我后来作为共产党员斗争了四十年，我认为这堂课对我四十年来的斗争是大有益处的。
会议结束时，我劈面碰见了列宁。 “特拉奇尼[12]同志，”他友好地、安详地微笑着，用法语对我说，“需要灵活和明智！”到他已经离开，混杂到楼梯上的人群时，他举起手，又重复了一遍：“要灵活明智！”
三、在红场上
我最后一次见到列宁，和他永别，是1924年1月在红场上。当时，克里姆林宫红墙脚下还没有那座精雕细磨的深色大理石列宁墓。紧靠着红场的入口，低低的木台子上停放着暗红色的灵柩。灵柩开着盖，前面稍稍抬起。列宁的头枕着红色的枕头。
他似乎透过闭着的眼睑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在一片无垠的凝固的寂静中，只听到大堆篝火发出的噼啪声。成千上万的人围着篝火取暖；他们来自各地城乡，来一掬悲痛的眼泪，在灵柩面前行个礼。
灵柩四面站着守灵的人，每十分钟换一次班。守灵的有老布尔什维克、科学院的学者、男女工人、党中央委员、工会领导人、胡子上结了霜的农民。该轮到所有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了。下午四时，冬日的薄暮已开始降临宽广的红场，我也同克拉拉·蔡特金[13]、福斯特[14]和片山潜[15]一道，登上几级覆盖着雪的踏级，肃立在灵柩旁，在列宁的脸的左侧。
他同世界、同历史、同未来的伟大对话结束了。从此，一切热爱他、听过他的教导、在思想上受到过他的教育的人，任何一个国家的一切共产党员，都应当继承他的事业，进行下去，献出自己的全部才智、全部精力。
我同片山潜、蔡特金、福斯特向小小的梯子走去，准备下来；这时我朝他的宽阔的苍白的前额瞥了一眼。“是的，”我对我自己说，“你也是个共产党员。”
载于1960年2月12日《真理报》第43号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