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拜！” ——我扯开嗓子向追捕我的人叫了一声，关上了门，没有忘记在锁孔中转了一下钥匙。我由应门的那个小伙子陪着，兴奋地笑着，走到车厢中部。三位同志坐在桌子旁边，一盏熏黑了的灯照着他们的脸。他们都是莫斯科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干部。这些外交官听说我是美国日本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代表，马上态度变得很自然，向我表示欢迎——我是他们平生第一次见到的日本人。
收留了我的列车，是把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克拉辛[3]送到烈韦里来，停在车站上等候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外国代表，准备把他们送往莫斯科。列车生火待发，代表一到齐便可开车。
“已经到了多少同志了？”
“到了十六位代表，是西班牙、法国、荷兰、德国和其它国家的。美国还没有人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海伍德[4]同志搭上一次列车走了。”
列车员进来了，穿着一件灰不溜秋的衬衫，浓密的胡子底下浮着笑容。“田口运三同志，”他们给我作了介绍。“欢迎！到我们这里来，敢情是老大不容易。不过眼下都过去了，”列车员好心肠地说，把提灯搁到桌子上，握了握我的手，“累了吧？我送您到卧铺去。”
分配给我的卧铺间，带着盥洗室，阔气得都叫我楞了。他们关照我：“千万別离开车厢，车站上是爱沙尼亚当局的天下。在火车上您可以放心，车上是苏维埃领土。”
夜晚，一个爱沙尼亚同志到了车上。他告诉了我们一个坏消息：爱沙尼亚当局逮捕了两个匈牙利代表。这位爱沙尼亚人向我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对于迫害和白色恐怖，爱沙尼亚工人决不会坐视。同志们，请你们相信，我们将重新同你们在一个队伍里战斗，这一天很快就会来到！我们盼望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帮助。”
彼得格勒
我们听了这位爱沙尼亚共产党员热烈的言词，十分激动，向他鼓掌，响得连玻璃窗都震动了。列车不能再继续停在车站上。第二天上午十时，列车缓缓起动，逐渐加快速度，沿着宽轨朝着工农的俄国驶去。
“同志！” 听到这声叫唤，我不由得抖了一下，目光从绿油油的黑麦山移到站在车厢旁的列车员身上。“我们刚刚过了爱沙尼亚国界，”——列车员告诉我们，我们站在阳光灿烂的窗口，听他的欢迎词：“我很幸福，因为我们胜利地完成了重要的任务——把你们这些世界无产阶级的代表平安地送到了苏维埃国土。”
是的，我们终于到了俄国，到了革命的俄国。
第二天上午十时，误点不大会儿，列车到了彼得格勒。在月台上，我们受到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们的欢迎。又是演说又是欢迎词……车站轨道上停满了破烂的车皮、生锈的机车和锅炉。好像这里不久前发生过火灾。俄国迫切需要机车——坏了的机车没有条件修理。
我们分乘三辆卡车。卡车载着起劲地谈个不停的乘客，在彼得格勒平坦的街道上疾驶。涅瓦大街上有几幅标语映入眼帘：“从国内战争转移到苏维埃建设！”“不劳动者不得食！”
在莫斯科
拐了几个弯，我们到了一个树木郁郁葱葱的公园。公园中央，一座教堂的金顶闪闪发光。教堂对面是“民族”饭店。白色大理石的圆柱支撑着一座三层的大楼。彩绘的大玻璃窗、大理石、种在木桶里的热带植物、又宽又长的楼梯；门洞间挂满了横幅，上面写着红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 一位由于受到热诚接待而感到不好意思的英国代表低声说。“就该这样，我们是在俄国，是工人和农民的国家嘛！” 一位法国人这样回答他。
东道主让我们自己选择：是在彼得格勒停留一天还是马上继续上路到莫斯科。我说：“我赞成停留一天；彼得格勒是俄国革命的摇篮，正是在这里经过十月革命奠定了无产阶级的统治。”“毫无意见。到了彼得格勒而不去看看冬宫，看看彼得保罗要寒的三角堡垒，谁会同意啊！” ——有个代表也支持我。
大家一致同意推迟到下一天晚上再动身去莫斯科。早晨，我从大理石的楼梯上下来，走出饭店，一眼瞥见涅瓦河，河面开阔，水势浩荡，却是微波涟漪，不禁心旷神怡。“那年11月，‘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就是从那里轰击冬宫的，”陪同我的一位市苏维埃代表指着大桥的方向对我说。我们向大桥走去……
在莫斯科，天亮得异乎寻常的早。刚明，无数的教堂就响起了钟声。一大早，特维尔大街上便是人山人海，人群经过大会代表们下榻的“豪华”饭店，川流不息地向红场拥去。钟声在他们头顶上回荡。我的熟人向我解释，这是游行队伍，游行的人号召早日讨平乌克兰的马赫诺[5]分子。游行队伍经过“豪华”饭店的时候，喊起了口号：“共产国际代表万岁！”有一队全都打看红旗，仿佛是多少艘奇特的帆船张若红帆在人的黑色海洋上航行。《国际歌》声宛如狂飚，从海洋的此岸冲向彼岸。
一位美国同志赞美列宁的性格，把他说成是温和软心肠的人。认识列宁的老布尔什维克斯某反对这个美国人的说法。他是1917年春同列宁一起从国外回到俄国的。“我不能同意您的话，”这位老布尔什维克说，“没有人比列宁更坚决更刚强的了。列宁的一切行为，都是从阶级利益出发的。”
关于妥协和不妥协
我不能不同意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话。列宁当初写过《第二国际的破产》，在这本书中同第二国际的领袖们进行了绝无妥协余地的理论斗争[6]。
1920年，英国工联当时的领袖斯迈利[7]采取妥协的立场，以致英国矿工大规模的罢工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斯迈利在有关声明中说道：“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被认为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连它也曾同德国帝国主义（德皇）妥协，签订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言外之意是：“所以，我们即使同矿主妥协，也决不是背叛我们的自标。”列宁揭露了斯迈利这些人的错误，竭力帮助英国工人运动；他说道，有恶劣的、意味着背叛的妥协，也有不得已的、被迫的妥协。英国工联“领袖”们的妥协是前者，而苏维埃政府在布列斯特和谈中的立场则属于后者。
列宁说，假设有一群明火执仗的强盗闯到你的屋子里。如果你赤手空拳去同他们格斗，白白牺牲，那就是最愚蠢的不妥协。如果他们要什么你都给他们，尔后你能够用其它的办法把他们抓住，这样的妥协从来都不是不可以的。我们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谈会议上正是采取了这种策略。
可是有人却同强盗一起去抢劫别人，以便参加分赃，这个人就是作了最恶劣的妥协。工联的“领袖”们难道不就是大致这样吗？他们蓄意歪曲苏维埃政府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中的立场，为的是替他们可耻的行径乔装打扮、洗刷辩白……
列宁的特点
一天晚上在“豪华”饭店，我认识了鲁特格尔斯[8]同志。他刚从库兹巴斯各矿井视察回来。鲁特格尔斯不仅是革命家。他还是个优秀的工程师。鲁特格尔斯在美国的时候，为了掩护他的革命工作，开办了一家专做爪哇生意的贸易公司，给他提供了活动经费。鲁特格尔斯还出版过美国左翼社会主义者宣传杂志《新社会》。他从物质上资助过许多革命家，其中也包括片山潜[9]。鲁特格尔斯曾几度到过日本，对日本的情形非営熟悉。十月革命后不久，在1918年，鲁特格尔斯从美国到俄国，途经日本，见到了一些老社会主义者。“你们日本的同志真好，”他对我说，还告诉我一件同这次见面有关系的事情，“他们当时交给我十六日元，托我带到俄国，作为对俄国革命的献礼。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期间，我把这些钱交了出来，充作共产国际的组织费。所以，这十六日元在共产国际的账簿上列为日本社会党交纳的经费。您瞧多奇怪，原来从共产国际一成立，日本便同它有组织联系。”
我同鲁特格尔斯分别的时候，托他把我介绍给列宁，好让我把片山潜的信交给他。鲁特格尔斯说，列宁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很忙，他答应等大会开幕后过几天把我介绍给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多少年来我们怀着敬仰的心情谛听这个响亮的俄国名字。
列宁！对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这个名字意味着号召革命（以下若干字为日本书报检查机关删去）。我住在俄国已几近三个月，没有一天不听到普通的人在谈话中怀着热爱说出“列宁同志”这几个字。不管在什么地方，饭店也好，街上也好，电车里也好，剧院也好，在莫斯科任何一个角落，两个人一见面，必定会听到他们在谈话中提到“列宁同志”。苏联人说起列宁，就好象他是个亲近的朋从两个人握着手，提起他的名字。“您见过列宁吗？”对这个问题，许多人骄傲地回答：“见过。我认识列宁。列宁是我们的父亲！”但，其中多数人只是从远处见过列宁。我可是真见过列宁，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幕后亲眼见到了他，看得很真切。我听到了他的铿锵有力的声音！
列宁到代表大会会议上露面，是在意大利问题上开始激烈争论之后。锐利深邃的炯炯目光，圆圆的脸，一半长满了火红色的胡子，——我见到列宁了！那一天，他给我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印象。塞拉蒂[10]集团对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项条件提出修正案后，列宁气愤地跑上讲台。“塞拉蒂集团是名副其实的机会主义者！俄国革命后，他们対俄国抱着同情的态度，为此我们感谢他们。但是我们必须粉碎这个集团在意大利的机会主义倾向。”
发发中的的言词
列宁的讲话很尖锐，每个字都能打中自标。列宁对他的论敌毫不留情，说话不拐弯抹角。他不妥协不动摇。他的动作看来既有力又灵活。列宁一口气说到底，激烈地驳斥了对手的论点。他讽刺了他们，他的讥讽又冷又锐利，象一把剃刀。
塞拉蒂—拉查理[11]集团要求修正加入共产国际的一项条件；这项条件规定一个国家不能有一个以上的党加入共产国际。列宁对这个要求的答复是严峻的：列宁提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猖獗的危险，证明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划清界限。
意大利问题的辩论于下午三时结束。在会场门口铺着红地毯的走廊上，鲁特格尔斯撵上了我。鲁特格尔斯拉住我的手说：“今天正是个好机会，可以把您介绍给列宁同志。”
我简直要高兴得跳起来了。鲁特格尔斯提到列宁名字时的口气，感觉得到他对领袖的深深的尊敬和热烈得象沸腾的温泉一般的爱。
共产国际的会场，是克里姆林宫大厅。沙皇时代，高官显宦在这里聚会，就国家大政作出决定；这座大厅因此而闻名于世。而如今，却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到这里来开会，讨论世界革命运动的问題和策略。
白大理石的圆柱缠着红布，走廊上的地板铺着红地毯。主席台两旁，从天花板垂下几大幅布，挂在墙上，用俄、德、英、法四种文字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过去，这里大概是挂着俄国历代沙皇的画像，装模作样地看着大厅。
我和鲁特格尔斯在无穷无尽迷宫般的厅堂殿阁和走廊里走了好久，最后到了一个房间。我们敲了门，听到低低的但很清晰的向声，是俄语：“请进！”
一张结实的大写字台。抛光的桌面上放着一本书，摊开的书页上压着一把裁纸刀。列宁停止看书，站了起来。
他的眼晴！眯缝成一条线，从眉毛底下和蔼地向我们笑。颔下火红色的胡须、上唇浓密的胡髭、宽宽的肩膀……我没有想到列宁是这个样子。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列宁，同我在第三国际代表大会讲台上见到的列宁相比较，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
房间陈设很简朴，没有任何装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书橱；虽然房间很大，书橱还是占满了横竖两面墙壁。橱里摆满了书。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鲁特格尔斯刚介绍完毕，列宁便突然转身朝着我，伸出了手：
“同志，欢迎您！”他反应那么快，我没有料到，窘得象乡下小伙子似的。
“我听说你们日本有许多很好的共产党人。现在他们将会精神抖擞地干起来了。许多俄国同志对你们的运动寄予很大的希望。我也由衷地感到高兴。”
仅仅三天以前，《共产国际》杂志刊载了日本给我寄来的日本共产党成立宣言[12]。宣言的英文本译得非常漂亮。我把宣言拿到共产国际书记处去之前，曾给柯伦泰[13]看过。她激赏得叫了起来：
“我没有想到日本人中间有那么精通英语的人！”
由于日本共产党成立，我和我的同志岛原收到国内寄的代表证书。我又惊奇又高兴，说不出的高兴。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我从黑暗推到了光明。
因为我带着美国日本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代表证书到了俄国，在其它国家的代表面前总是有些不好意思，他们是代表着强大的党和几万几十万的无产阶级群众。就只有我才能真正地充分体会到这种被承认的高兴。
鲁特格尔斯向列宁告辞并站起身来的时候，列宁对我说：“莫斯科最近要创办一所大学，训练东方的劳动者。你们日本也派些可靠的同志和战士来。”
列宁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继续说，言词之间充满了巨大的内在力量：“俄国终于摆脱了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反革命叛乱的时期也已经过去，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已打下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第三次代表大会可以称之为共产国际在和平条件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志，你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需耍好好出一番力！”
载于《在国外》杂志1969年第16期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