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夏，我应邀作为克莱德厂工会委员会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7月初我准备启程，但我没有护照，因此在纽卡斯尔浪费了很多时间，好容易才搭上一艘驶往卑尔根的轮船。我从卑尔根到了瓦尔德岛，在那里坐上一艘渔轮，是驶往摩尔曼斯克的。等到我终于抵达彼得格勒，代表大会已在莫斯科开幕了。[3]
我被送到斯莫尔尼宫，我的代表证书要在这里签发。在接待室里，我见到一本英文书。那是才出版的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我翻了翻涉及德国的章节，然后看关于英国的那一章。一看之下，我大吃一惊，原来我也被作为反面例子点了名！我离开英国时，自视甚高，觉得我作为政治活动家具有很多长处。我在列宁书中看到的，对我不啻是一盆冷水浇头。
后来我到了莫斯科的克里娼林宫。我在会场大厅旁边的一个房间里站着同其他代表交谈，等着大会的会议开始。这时候，不知是谁说：“加拉赫[4]同志，这是列宁同志。”我转身一看，见到了列宁。他微笑着向我伸出了手，说道：“加拉赫同志，欢迎您到我国。”我答道，我到莫斯科，感到很荣幸。接着泛泛地谈了谈。列宁的平易近人和诚恳真挚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代表“左派”小组在代表大会政治委员会发过言。我在讲话中声明（针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同志随随便便就把我看成是“幼儿”，然而我在革命斗争中并不是幼儿。我自命不凡地加了一句：“我在这方面可是老手了。”
代表大会过了几个月之后，威廉·波尔到了莫斯科。列宁同他谈话时，在玩笑中模仿我的苏格兰口音复述了我的话：“Am an auld haun at the game.”
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后来被开除出共产党的德国代表保尔·列维[5]对我进行了粗暴的人身攻击。列宁很不客气地驳斥了他；列宁说：“加拉赫同志可能犯错误，可是他永远忠于革命。”这句话表达了对我的深切的信任，我终生不忘，我在艰难困苦的时刻常常从中取得力量。
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我正在发言，有人递给主席一份电报。主席打断了我的讲话，宣读电文。电报中说：“英国共产党已成立，决定加入工党并与第三国际携手。”坐在讲台底下附近的一个人，说了句嘲笑话：“这，加拉赫可会喜欢了。”我从讲台上看着他，反唇相讥：“我希望那些想把我们变成议会活动家的代表更喜欢。电报不是这样说的嘛：新成立的共产党与第三国际携手。那是一只手；另一只手是通过英国工党同第二国际握在一起。”
我继续发言。我指出，英国资产阶级腐蚀了所有进入议会的工党领袖；而现在人们却建议我们同这些腐化堕落的叛徒联合。英国社会党代表团是怎么向我们的苏俄同志解释这个问题的，——我就此发表了几点评论。我的评论引起了全场的活跃，特别是“左派”宗派主义者情绪更为热烈。我讲话刚结束，列宁要求发言。他开头是这样说的：“加拉赫在开玩笑；但是这个题目很严肃，不能儿戏。”他强调指出，英国代表们在加入工党并参加议会活动的问题上援引了机会主义的论据。接着他说明了什么是革命的利用议会，说明了他为什么认为议会活动以及加入工党是英国真正革命党最重要的任务。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从饭店应召去见列宁。我们坐在一张小桌子旁。开始是谈我対苏维埃国家的观感以及苏俄同志面临的各种课题。我向列宁谈了约翰·马克林[6]的病。他托我劝马克林到苏维埃共和国来治病。“我们有很多同志，”列宁说，“同样也是由于坐牢患了病，我们能治。”我答应尽力而为，但很遗憾，我力劝无效。
我们继续谈下去。列宁一手遮住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盯着我看。他微笑着说：“加拉赫同志，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说资产阶级能把所有进入议会的人都收买了。如果英国工人选您到议会去代表他们的利益，您会不会腐化堕落？”我惊奇地看着他，嘟嚷了一句：“问得奇怪。”“加拉赫同志，”列宁往下说道，“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您会不会让资产阶级把您收买了？”“不会，”我回答，“我决不会让任何人任何事把我腐蚀了。”
列宁本来身子向前倾，看着我；听了我的回答，挺起了腰，满面笑容，说道，“加拉赫同志，您应当争取让工人把您选进议会。那时候，您就可以让他们看看一个人家收买不了的革命家在议会中是怎么干的。您可以让他们看看该怎样革命的利用议会。”
谈到后来，我不得不同意，我们把英国工人阶级让给麦克唐纳[7]和韩德逊[8]一伙机会主义者去摆布是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
后来列宁问我，我回到英国后是否打算参加新成立的共产党，是否劝我的苏格兰同志也这样做，而不是去另建一个党。我说我决定加入共产党。我们紧紧地、友好地握了手，然后我就走了。
英国政府命令派出舰队进犯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的那几天，我们又谈了一次话。当时英国工人着手成立“行动委员会”以反对这种疯狂的武装干涉行为。
我正准备离开莫斯科，到巴库去参加东方各国人民代表会议，因为我也当选了代表。我止准备动身，又应邀去见列宁。过了几分钟，一辆汽车把我送到了克里姆林宫，我又见到了他。列宁同我握手后问我：“您什么时候能回国？”“我现在可是要到巴库去呀，”我答道。列宁向我谈了英国当前的形势，向我说明目前英国开展的反对武装干涉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谁都可以到巴库去当代表，可是在英国，现在谁也代替不了您。您什么时候可以启程？”列宁问。“明天，”我回答。列宁凝视着我，问道：“为什么不能今晚走？”我说：“可是现在已经太晚了！”“如果您同意，一切都可以办妥，让您现在就可以走，”列宁这样说。我们道了别，我向列宁保证，我回国后，一定履行我的国际主义革命者的责任。我离去的时候，答应将来再来访问俄国。
我同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最后一次谈话，经过情形便是如此。这位领袖，我敢说，同时也是我的真诚的朋友和同志。
载于《近代史与现代史》杂志1957年第4期第37—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