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政府首脑和最高领导人列宁同志，已经订好具体的日期。前一天，外交部打电话给我并派来了一个干部。我把我出的几本小册子交给了他。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小册子要拿给列宁看。
外交部的沃兹涅先斯基[5]教授领我们到了克里姆林宫[6]。陪同我去的有毛兰纳巴尔卡图拉、毛尔维[7]阿卜杜尔·拉布、阿查里雅、达利普·辛格·吉尔和毛兰纳的仆人易卜拉欣。如今，毛兰纳、拉布、阿查里雅和吉尔都已作故，唯有我犹在人世……
我们被领到楼上一个宽敞的房间。列宁坐着，脸冲着我们；他一看见我们，就站了起来，快步走到屋犄角，拿起一把轻巧的椅子，放到他坐的圈椅旁边。这时候，我们已走到列宁跟前。他请我们坐下。我拿不定主意：我是坐在他旁边还是坐在近处的别的椅子上。由于我站得靠前一点，结果在列宁让坐的椅子上就座。我的朋友坐在别的椅子上或者长沙发上。沃兹涅先斯基没有坐，易卜拉欣也是始终站着。
列宁用英语问我，我们用什么语言交谈：用英语、德语、法语还是俄语。我答道，既然他英语说得这样好，那就用这种语言。
我送给他一本我写的《爱的宗教》。他说：
“我已经拜读了。这是托尔斯泰主义。”
这时我明白我上一天给外交部的小册子转给了列宁。他大概是在夜间看过了。
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我告诉他，据我看，是最高精神基因通过他个人造福于劳动人民。他答道：
“嗯，我说，这仅仅是您个人的看法……”
后来我向他陈述我的商品凭票分配计划。行政当局应该发票——面包票、米票、油票、煤票等等，废除金银结算业务[8]。列宁说，他将考虑这个问题。
列宁侧过脸看我的朋友。他说他想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观点如何。沃兹涅先斯基教授用俄语简短地向他讲了点什么，然后列宁向我们每个人提了一两个问题。他问到易卜拉欣的时候，后者用支离破碎的俄语回答他。列宁同志又高兴又惊奇，他高声说道：
“原来您会说俄语！”
我们同列宁一共谈了二十分钟左右[9]。我们告辞的时候，他同我们一一握了手。
列宁的政府请我陪苏里茨[10]大使同往阿富汗。我照办了。阿卜杜尔·拉布和阿查里雅随我去喀布尔。可是当时的局势有变化，由于哈萨克在中亚细亚袭击红军部队，我们不得不延期从莫斯科出发。后来我们乘火车到萨马拉。在路上，我们遇见了加里宁[11]主席；他正在视察投向苏维埃政权方面的哥萨克部队[12]。我有幸与主席便宴欢聚。以后我们又改乘汽车，因为当地的铁路在作战时被破坏了。然后给我们安排了专用列车，我们又继续前进。
我和苏维埃驻喀布尔大使苏里茨此行，一切细节，副部长加拉罕[13]事先都同我讨论过。因为阿曼努拉[14]国王[15]还在他当亲王的时候就对我很好，所以他们请我把苏里茨引见给国王。我办到了，后来又协助缔结了阿富汗与苏俄的友好条约[16]。
载于《新时代》杂志1967年第10期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