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团的两名团员不敢冒险，折回了。所以，和我同行的，只有后来壮烈牺牲的加博尔·麦萨罗什。我国与苏俄之间，铁路不通；一大段路我们只好步行或坐大车。在塔尔诺波尔，人家怀疑我是“布尔什维克特务”，我只是侥幸才逃了出来。我到文尼察的时候，正碰到红军部队进城。靠红军部队的帮助，我的“旅行”从此就不那么艰苦了。这次我是一个人上路的，因为加博尔·麦萨罗什以而在俄国当过战俘，对情况摸得比我清楚，已经先走了。3月23日，我到了基辅，得悉匈牙利已宣布无产阶级专政[2]。我在基辅还听说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已闭幕。我一到莫斯科，马上让我去参加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会议[3]。
我进会场的当口，列宁正在讲话[4]。他提议选举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5]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等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言完毕，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6]领我到主席台，径直找列宁。列宁知道了我是什么人之后，对我顺利到达表示很高兴（他已经听麦萨罗什说过我在塔尔诺波尔出了事），并且提出，如果我觉得有必要，我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讲几句话。可是，我推托旅途劳顿，谢绝了这个给我增光的建议，没有借此机会代表匈牙利劳动人民向大会代表致意。如今我认识到这是我的疏忽。所以有这样的疏忽，可能是因为我那时才三十四岁，革命经验不足，而且又是第一次离那么近地见到列宁，不禁慌了……
我到莫斯科一星期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我去。我由共产国际秘书克林格尔[7]同志陪同去克里姆林宫。当时，列宁的办公室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厦。岗哨让克林格尔同志进去，因为他有通行证；至于我，需要等几分钟。不一会儿，基拉基米尔·伊里奇出来了。他挽住我的胳膊，把我领进他的房间。
开头我自然很激动，因为我能幸运地同一位伟人谈话；在他身旁，我觉得我是那么的微末渺小。我最担心的是我能不能巨细无遗、详细地一一回答他的问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开始，好象是用德语，问我同他谈话想用哪一种语言。
“我们可以用德语、法语或英语，”他说，“我无所谓，因为这几种语言我哪一种都是说得一样地糟。”
我挑了德语。才说了几句，我就感到列宁说德语非但是比我说得好，而且是十分精通。
列宁的谦虚很叫我吃惊。
当谈到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专政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直截了当地问我：
“如果你们首先是把剧院和酒吧间收归国有，那算什么专政？难道你们没有更重要的事惰做？”
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担保，我们匈牙利并不局限于这些措施。完全可能，欧洲的资产阶级报刊此时此刻仅仅在这些次要的开端上掀起一阵鼓噪，但不久后，我们一开始把大企业收归国有，这些报刊必然会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做文章。
列宁听罢我的回答，马上又问起我们同社会民主党合并的问题。
“我认为这种合并是危险的，”他说，“不如建立一个联盟，两党各自保持独立性。这样，共产党在劳动大众的眼里仍然是个独立的政党，可以一步步积蓄力量，一旦需要，如果社会民主党背叛革命事业，就可以同他们彻底决裂。”
我无言答对，只好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匈牙利党要同社会民主党合并。
“我问过几位匈牙利同志，”弗·伊·列宁接着说，“这种合并，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它持久。他们回答我，叫我不要担心，因为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学生。我反驳他们，这种保证可是不够的，因为还有学习不好的学生呢……”
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问起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有没有得到贫农的充分可靠的支持。
“匈牙利有多少农业工人和贫农？”他突然问我。
我根据匈牙利战前的材料说了个数字：大约有四百万人。
“有那么多？”他惊讶地问道。从他的口气里可以听出他是有怀疑的慎重些，”他很严肃地说，“对这种事情可要认真负责。昨天有你们一个邻国的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来见我，我也问了他这个问题，他答不了。这算什么共产党员，连本国阶级力量的对比他都不知道，主要是不知道他的国家有多少农业无产者和半无产者。”
“您是不是认为说了一个数字就行了，不一定要管它到底可靠不可靠？那不如干脆承认您不知道倒好。”他盯着我看。
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担保，这个数字即使不十分准确，也相去不远。列宁说，他要核对一下我的数字准确到什么程度。
“要是我发现了错误，”他用温和的口吻加了一句，“您小心着吧。”
顺便提一句，列宁同志后来真的核对了我说的数字。季波尔·萨穆利[8]在莫斯科的时候，列宁曾托他转告我，说是我在列宁的心目中已完全恢复了名誉。
那天他还问我，匈牙利有没有发生反革命暴动或叛乱的危险，足以威胁到无产阶级专政。我答道，过去的统治阶级打输了仗，并已被镇压下去，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猛烈的反抗。我表示，我国东部的情况有所不同，在特兰西瓦尼亚，还保存看强大的封建余孽，农民的阶级分化也鮫为剧烈。任何反革命暴乱，富农恐怕都会参加。
“那么说，这是匈牙利的旺代[9]，”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了 一句，说罢沉思起来。
后来，我请他写封信给匈牙利工人阶级，以他的威信号召匈牙利工人阶级保持革命的坚毅精神。
“这我不能写，”列宁答道，“我无权干涉其它国家的内政。何况那些国家的国内状况我了解不够，我更不能干涉它们的内政。”
几个月后，列宁还是写了信，由季波尔·萨穆利带到布达佩斯。[10]
那天我们会晤，最后谈到了国际革命运动，谈到了考茨基及其一流人物扮演的角色。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1922年我重访莫斯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患重病。然而，他病后尚未完全康复，便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性报告[11]。
我似乎没有必要强调，同列宁的会见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我至今铭记在心。我这个普通的党员初见到他的时候不免畏缩胆怯；我们一开始谈话，列宁就打消了我这种胆怯的心情。说实在的，才过了几分钟，我就感到同我谈话的只是一位经验比我丰富得无可比拟的老同志。他在在都流露出谦虚；同时，如果他觉得我对他不够诚恳，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无知，他的目光就变得严厉逼人。这些，我感受极深。同弗·伊·列宁会见给我留下的印象，我永此聊忘。他历历如在我眼前，忽而微笑，忽而严厉，但对人永远是体贴关怀，富有同情心。
载于《1919年的匈牙利（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四十周年纪念文集）》1959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46—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