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不管他的敌人对他作何想法，连他们也否认不了，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我同他短短的一席谈，为什么我要记下，原因何消说得。据我看，那次谈话很能说明他的智力的性质。
他同我说到英国的工人运动缺少理论家，此时他记起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听到肖伯纳的讲话。
“肖伯纳，”列宁说道，“是个正派人，偶然和费边派走到了一起。他比他周围所有的人都要左得多。”
列宁对肖伯纳的《道地的瓦格纳派》一书一无所闻，我把书的内容讲给他听后，他对这本书很感兴趣。当时在场的一个人插了进来，把肖伯纳说成是小丑；列宁生气地顶了他：
“在资产阶级国家，对资产阶级来说，他可能是小丑；但在革命派中不会把他当作小丑。”
他问我：
“悉尼·韦伯[2]是不是自觉地为资本家效劳？”
我回答，我深信不是这么一回事。列宁说：
“那末说，他主要是勤奋，而不是有头脑。他的学识肯定很渊博。”
……关于苏维埃，列宁说道：
“起先我以为苏维埃纯粹是俄国的形式，将来也是如此。可是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苏维埃在各国都应成为革命的工具，尽管名称各各不同。”
他表示，英国不会让我说出俄国的真相；作为例子，他谈了美国是怎样逼迫罗宾斯[3]上校沉默的。关于罗宾斯，他问道：
“他是不是真的对苏维埃政府很友好？”
我回答：
“是的，不过仅仅是象运动员那样，赞赏苏维埃政府不屈不挠、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精神。”
我引证了罗宾斯的话。罗宾斯说过：
“我不能同一个婴儿打仗，在这个婴儿的摇篮旁我度过了六个月。可是，如果美国一旦发生布尔什维克运动，我会拿起枪随时同它干。”
列宁说：
“这是个正派人，比许多人都有远见得多。我一直很喜欢他。”
列宁想到婴儿的形象，爽朗地笑了：
“这个婴儿的摇篮旁，还有几百万人坐着呢。”
……谈到外界轰传的对俄国的诽谤，列宁说，这些诽谤主要是歪曲了事实，倒不是纯属臆造；他举了一个例，说了一个不久前他曾予以批驳的谣言。
“您可知道这个谣言是怎么传出来的？”他问，“我打电话给一个熟人，向他贺年；我说：‘我们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比在过去的一年少干些蠢事。’不知道谁听到了这句话，不知道又告诉了谁。结果有家报纸宣称：‘列宁说：我们正在干蠢事。’什么都是打这儿起的头。”
我觉得列宁看来是个幸福的人，这种印象在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
我从克里姆林宫回来，一路上想：我过去可曾看到过哪个人有他那种气魄，有他那种乐观愉快的气质？我一个人也没有想起。这个身材不高、秃顶、脸上皱纹密布的人，身子在椅子上微微摇晃，不断地笑着，一会儿因为这，一会儿因为那：同时，他随时准备给每个人认真地出主意，而且他的主意总是有根有据，以致在他的信徒心目中，他的主意比任何命令都更有力。他脸上皱纹的形成，是由于笑，而不是由于苦恼。我认为确实是这样，因为他是第一个彻底否定了本身个人作用的伟大领袖。他毫无沽名钓誉之心。不仅如此，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人民运动充满信心，相信不管有他还是没有他，人民运动总是要向前发展的……所以他很超脱，比他以前的任何一个伟人都要超脱。人们对他的信任，主要的不是由于他说的话，而是由于他那种显而易见的内心的超脱，由于他那种突出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情操。他从他的哲学观念出发，任何时候也不容许一个人的错误贻误全局。据他的看法，他自己在那些同他的名字永远联在一起的事件中，仅仅是个参加者，而不是引起这些事件的原因。
二
为庆祝第三国际成立而举行的红场检阅及庆典以后的第二天，我去见列宁。[4]
他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是：
“我担心英国和法国的琴戈派[5]会利用昨天的事作为口实，再度兴风作浪来反对我们。”
他谈起契切林[6]最近的一个照会，说俄国对这个照会寄予很大的希望。巴尔福[7]在什么地方说过：“让火自己灭吧。”这是不行的。但是，要在俄国恢复正常的局面，最迅速的途径当然是缔结和约并与盟国达成协议。“我深信，只要他们有达成协议的愿望，我们是能够达成协议的。英国和美国，如果不是被法国束缚住手脚的话，可能会同意。从广义上说的外国武装干涉，目前未必可能。盟国应当明白，他们永远也无法象对付印度那样对付俄国；派军队到这里来，等于是派军队到共产主义大学上学。”
我谈了一些外国敌视布尔什维克宣传活动的一般情况。
列宁说：
“您告诉他们，让他们各自筑一条万里长城，把他们本国围起来。他们不是有海关关员，有国界，有海岸警卫队嘛。他们不是想收拾哪一个布尔什维克就可以收拾谁嘛。革命并不取决于宣传。如果没有革命的条件，任何宣传既不可能加速革命，也不可能推迟革命。战争在各国造成了革命的条件；我肯定，即使俄国今天被大海吞没，或者完全从地球上消失掉，欧洲其它部分的革命会照常发展。你们可以把俄国藏到水底下，藏它二十年，就这样，你们也满足不了英国厂工会会员们的要求，丝亳满足不了，片刻也满足不了。”
我不止一次对俄国大多数人说过，这次我也对他说，我不相信英国会发生革命。
列宁答道：
“我们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他自己得了伤寒，自己却可能不知道。二十来年前，也许是二十年前，我得过伤寒，可是我一直没有想到，直到我躺倒才知道。英国也好，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都已经传染上啰。您可能以为英国没有事，可是微菌已经侵入它的机体。”
我告诉他，我国的罢工具有一种模糊、孤立的性质；我国的罢工运动如果有什么政治色彩的话，那也是属于自由主义性质，与社会主义性质相对立；这种自由主义性质叫我想起1905年俄国的情景，而不是1917年的俄国；我相信一切都会寂灭。
“是的，很可能，”列宁说，“也许目前还是在教育时期。但，就在这教育时期，英国工人仍然会意识到他们的政治要求，会从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英国的社会主义，力量当然很弱。你们的社会主义运动……你们的社会主义政党……我在英国的时候，尽量到处看看，能去哪里就去哪里，就一个拥有如此庞大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来说，你们的社会主义运动太无足轻重了……街头巷尾的一小撮人……客厅里……学校教室里……的集会，都是无足轻重的。可是您不应当忘记，1905年的俄国与今日的英国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我们的第一个苏维埃是在革命时期成立的，而你们的厂工会委员会已经存在很久了。它们没有纲领，没有方向，可是它们将要与之交锋的反对派会迫使它们制订纲领。”
他谈到伯尔尼代表团即将到来一事，问我认识不认识麦克唐纳[8]：在最近几封通知代表团将到的电报中，麦克唐纳的名字代替了韩德逊[9]。列宁说道：
“我很高兴，来的是麦克唐纳而不是韩德逊。麦克唐纳当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至少对理论感兴趣，因此可以推断他会竭力了解这里的情形。除此而外，我们别无所求。”
然后我们谈了一会我很关心的问题，即：共产主义理论在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的艰苦的过程中，是如何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同战争根本无关。我们谈到了“工人监督”的变化；目前的“工人监督”同起初给工作增加了困难的自发的委员会完全不同。后来我们谈到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反感的问题，谈到战时共产主义是如何进一步发展的。我问，城市的共产党员和满脑子私有制思想的农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什么样子，他们之间何没有交恶的危险；同时我说，我很快就要离开俄国，感到很遗憾，因为我看不到共产主义理论的弹性将如何经受农民的必然的压力了。
列宁指出，在俄国，富农和贫农之间有相当大的区别。
他说，我们在俄国交锋的唯一的反对派，是直接或间接地同富农联系着的。贫农一旦摆脱富农的政治统治，就诂到我们一边；目前，贫农占庞大的多数。
他问我打算不打算重访俄国，他说我可以到基辅去观察革命，象我曾在莫斯科观察革命那样。我说我很不愿意去想：我这次来，是最后一次到我热爱得几乎象我的祖国一样的国家。他笑了，说了一句恭维话来回答我：他说，虽然我是“英国人”，但对布尔什维克争取达到的目标多少有所认识，他将很高兴再次见到我。
载于《各国人民友谊》杂志1959年第4期第176—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