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1月初，芬兰举行了儿戏般的总罢工。这次总罢工,很可惜，只能称之为儿戏。因为罢工的举行并没有同沙皇政府的力量发生严重的冲突，从而阻碍了芬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发展。
罢工宣布结束厉，我们一一地方上的一些工人运动活动家——在赫尔辛福斯一家旅馆集会，讨论了局势，然后准备各回各地。正在此时，维克多·斯米尔诺夫——一位会讲瑞典语的大学讲师——找我们[1]。和斯米尔诺夫同来的，还有——一位陌生人，原来是列宁。对列宁，我们当时还不太知道。我同他谈了相当长的时间，谈到罢工，谈到社会民主党以及芬兰整个工人运动。详细情形已经记不清了。可是同他的谈话，有一个印象我终身难忘。我觉得，同这个人谈，光是说一套空话是不行的。他提问题的方式以及凝视对方的目光，使对方不得不把老实话统统说出来。
他同其他人也谈过。后来他在赫尔辛福斯两个同志那里住了两个来星期。他把对他们的印象概括成短短的一句话：“不是真正的社会民生党人。”这是对芬兰工人运动领袖们极其正确的评价。
可惜当时我们没有充分理解他的批评。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成为布尔什维克。我们党内，连激进派也比较温和。我们曾经准备彼得堡一旦发出行动信号，就发动革命。可是，因为彼得堡没有发出信号，我们无所作为；连1906年7月斯维亚堡起义[2]期间，我们也是半途而废，赞同在赫尔辛福斯举行大罢工，闻没有扩大到芬兰全国，主要是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去阻止忠于沙皇政府的军队开入赫尔辛福斯。
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辩论，我们通过报纸略有所闻。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3]上，芬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赞成布尔什维克抵制国家杜马选举的提议（在芬兰，我党也抵制议会的选举），可是我们党内没有提出向谁靠拢的问题——靠拢布尔什维克还是靠拢孟什维克。我们当时出版了利亚多夫同志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4]一书的译本，但这对于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自然并没有特殊重大的作用。
1910年，我在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5]上同列宁见面。开幕前夕，丹麦党在城郊一家饭店设晚宴招待与会的同志。我坐在列宁同志邻座。他把伏特加酒瓶递给我的时候，我自己斟了一杯，问他：
“您来一点不？”
“我的党并没有禁止喝酒，”列宁同志这样回答。
我记不得他是喝了一杯还是没有喝。这我是忘了，但他的回答很叫我吃惊。我想，他怎么知道1906年的芬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确曾绝对禁止党的干部饮用酒精饮料，并且，他为什么要提及此事呢？过了好久，我才明白列宁说这话的意思。他是想暗示我：你应当记得你们党的决议，要无条件地执行。当时，只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才能认识到严格遵守纪律的必要性。
记得就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有一次问我对哲学有否兴趣。他不久前出版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6]，他想知道我们对这本书的看法。可惜我无从置喙，因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我是在十年以后才读的。我们芬兰党内，对哲学问题不感兴趣，主耍是“实践”。轻视理论的倾向后来在革命时期遭到了报应。列宁同志的问题使我感到难为情：他好象是在诘问我——究竟为什么你们不注意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他这本驳斥经验批判主义者的书，宗旨是在思想上肃清反动时期不仅毒害了青年学生心灵、甚至还毒害了部分工人意识的流毒。列宁深信只有坚定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才能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是第二国际最没有生气的代表大会中的一次。我的感想是各国社会党的领袖大多反对马克思主义，虽然其中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代表大会上没有讨论当时各先进国家中最紧耍的问题——群众运动问题。那个时候，所谓群众运动，实际上是指革命；因为考虑到书报检查，无法公开谈论革命。瓦扬[7]和凯尔·哈第[8]提出了一项在爆发战争时宣布大罢工的决议草案。当这项决议有被大会通过的“危险”时，王德威尔得[9]慌忙建议把这个问题留交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去“审议”。然而对合作制之类的问题，却花费了很多时问。列宁也在委员会中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10]
我参加的是另一个委员会，没有听到他发言；但在同我私下交谈中，他对委员会的工作是持批判态度的。比方说，我记得他批评了提交讨论的决议案中的一个提法：“生产和交换的民主化与社会主义化”；这个提法是同资本主义国家中合作制的作用关联着的。
1917年夏，我在斯德哥尔摩住了几个月。我的任务是在国际会议上代表芬兰社会民主党，同时鼓吹芬兰独立。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是拉狄克[11]、沃罗夫斯基[12]和加涅茨基[13]。很明显，只有他们才有明确的路线和有力的论据。我们有时在齐美尔瓦尔德派会议上见面。
记得有一次我通过非法的途径从芬兰收到一封密信，密码的译法在另一封信里寄了来。拉狄克看完这封短简后非常高兴，在房间里快步踱来踱去。
“列宁他从来不晕头转向，”他说。
七月事件以后有一段时期，列宁住在赫尔辛福斯，常给俄国国内和侨居西方的同志寄去指导性的信件，帮助他们在斗争转折关头制订正确的路线，对同志们的艰苫工作是一个支持。我羡慕这些同志有这样的领袖。
10月中旬我到了芬兰；有一个女布尔什维克和我同行。我们在车站买了一份布尔什维克报纸，报上登载了列宁的文章《危机成熟了》[14]。我又一次从同志的眼神中看出列宁在“自己人”心目中的地位。
十月革命发生的时候，正值芬兰局势紧张。我们已经不占多数的新议会，在讨论芬兰的最高权力问题（资产阶级各党提出成立督政府，我们建议直接由议会行使最高权力）。总督涅克拉索夫[15]已去彼得格勒向克伦斯基[16]请示，但没有回任。十月革命把各种各样的“总督” 一扫而光。芬兰爆发工人罢工，革命的无产者把它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
我和另一位同志被派往彼得格勒祝贺政府成立。我们顺着肮脏的街道向斯莫尔尼宫走去。听到从加特契纳区传来隆隆的炮声。斯莫尔尼宫戒备森严，有大炮和机枪。证件经过仔细的检查。人民委员会的大厅独具一格。我哪儿也没有见过这样把形形色色的椅子收罗在一起。列宁和斯大林在“办公室”里（那是一个小房间，隔板后面看见有铺陈很俭朴的床）。
“不成，”列宁说，“目前祝贺太早了，克伦斯基还没有被打败。”
接着他谈起正事：
“你们怎么样？夺不夺取政权？”
我们答道，原则上已经决定夺取政权……（结果我们并没有夺取政权，我们畏缩了）。以后又谈了从芬兰运进食物（食油、牛奶等）的可能性。谈毕，我们告辞回国。
后来我看到斯德哥尔摩市长林德哈根[17]记述他俄国之行的巧，才知道列宁在几星期后尖锐地批评了芬兰工人运动的领导人。
白党的作家谰言芬兰革命（1918年1月）[18]是在彼得格勒“决定”，是由芬兰的“布尔什维克”实行的。可惜我们不是布尔什维克。如果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就能更好地领导革命。芬兰的国内战争是白党发动的，工人阶级处于防御地位（马克思曾指出，防御对革命是致命伤[19]）。
革命期间，我们曾找过列宁几次，但都没有时间讨论理论问题，只能就事论事。签订两国红色政府之间的条约问题，是由居林[20]同志谈判的[21]，我没有参加。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既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斗争，又要反对芬兰沙文主义。
我们在革命失败后到了彼得格勒，那时列宁同志已去莫斯科[22]。“芬兰同志近况如何，他们会不会成为共产党人？”他向芬兰工人提过这样的问题。1918年夏，我和库西宁[23]同志终于能告诉他，我们准备建立共产党。我们讨论了党的组织问题。后来他也经常帮助我们，给我们出主意，或者采取实际的行动。
8月底我们召开了芬兰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24]；我们预期列宁莅临到会。但在那一大发生了谋刺列宁的事件[25]。我们获悉后，决定给他寄去一封公开信。
过了几天，我们通过了一份库西宁同志起草的文件。这份文件尖锐地批评了我们的错误，然后阐述了芬兰革命的经验并提出了应作为我党活动基础的原则。我们承认列宁在1917年秋号召芬兰同志夺取政权是正确的，并祝他长寿，以便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26]弗·伊·列宁成为我们敬爱的领袖，他的每一句话都开阔了我们的限界。
我们在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上再度见面[27]。说来也怪，1915年，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一共只有四五个小组，这四五个小组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随便哪一个小组的成员都未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十月革命以后才一年多，与列宁志同道合的人已经可以开一次国际会议。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不仅有技术上的困难（虽然这些困难也相当大）。主要的障碍在于西方没有一定数量的同志或小组具备理论和组织上的修养，连稍有修养的也不够多。1919年3月，我们虽然人数有限，总算凑起了一批人马，但因为德国党的代表犹豫不决，列宁认真地考虑了能否立即成立共产国际的问题。结果仍宣布本次会议是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不久便明显地看出这一决定是正确的。
我们住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据说过去是皇子们的住处。住在这里的，是外国（德国、挪威、瑞典、奥地利、荷兰）同志；他们已经在俄国侨居了一段时间。他们都是左派，处在“布尔什维克化”的不同阶段。他们都自命为共产党人。可是他们未必充分认识到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有许多俄国革命活动家来访问我们，就各种具体问题向我们作了解释，也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一天晚上，列宁同志来看我们。他喝着茶，谈到各种问题；不一会儿，他触及到我们的弱点：农民问题怎么样？回答很不明确。显而易见，我们早先对此考虑不够。同他谈话时常有的那种情况又出现了：人家觉得，象他这样提问题，我们是应该知道怎样答复的。然而我们就是无法好好答复。他要我们给他写简要的书面说明，说清楚我们这几个国家的土地问题处于何种状况，在这一方面出现了什么任务和课题。我们毎个人都暗自下定决心，要仔细研究这个问题。
有一次，我们的一位译员晚上回来，兴高采烈地给我们看一份提纲，是他拿来翻译的。这份提纲是“老人家”在上一夜写的，就是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著名提纲，后来成为共产国际的主要文献之一。[28]
1920年4月22日是列宁五十寿辰。前几天，有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亲密的同志们决定借此开一次小型“祝寿会”[29]。会议即将结束，普列奥布拉任斯基[30]同志发言，把这个消息告知了与会代表。可是，加米涅夫刚开始讲话，办公厅有人给列宁送公文来。尽管大家叫喊“请别走！”“请别走！”他指着公文说道：“有公事！”还是走了。一旦公事需要，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事，都阻拦不住他。加米涅夫只好说：
“让他走吧。谈论起他来更方便些。”
全场笑了。几个人简短的讲话结束后，列宁同志回到会场，请求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但他谈的是公事，提出把一名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正式中央委员[31]。给他祝寿的活动终于无法进行。他并没有讲客套，并没有推辞，可是他以他的行动把“庆典”无形中取消了。
同年春，居林同志为成立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的问题，专程从斯德哥尔摩赶来。我们去见列宁。他非常详细地问我们关于卡累利阿都知道些什么，对卡累利阿采取行动方面有何建议。
“你们相信这件事能行？”
我承认我有怀疑：工人很少，本民族的无产阶级根本就没有，干部也少。可是居林同志有信心，他准备着手进行。他深信自治会推动卡累利阿的工人和农民，促使他们加紧争取捉高文化并巩固苏维埃政权。
列宁同志注意地听着。他看出他面前的那个人颇有卓见并且愿意为它的实现而努力。这样的同志，应当给他们施展抱负的机会。过了几天，这期间全面地作了研究，居林同志终于拿到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成立卡累利阿劳动公社的决定。他去了他的任所，不久便清楚地看出卡累利阿实行自治的见解是正确的。[32]
邓尼金[33]的进攻刚被击退的时候，我恰好在列宁那里。他是从电话中得到这个消息的。电话铃一响，他便拿起地图，把它铺开，然后兴致勃勃地听取关于红军骑兵挺进的报告。他在地图上把有关地点指给我看，并把最新消息告诉我。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密切地注视着事件的演变，多么细致地检查任务完成情况。然后他问我对芬兰革命的经验研究得怎么样；打听曾在白军任职的瑞典上校雅尔马松关于芬兰革命都写了些什么。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有什么德文书没有？”
“有的。驻芬兰德军总司令冯·德尔·哥尔茨[34]伯爵也写了回忆录。”
列宁表示希望看看这本书，我替他弄了来[35]。他就是这样仔细地研究国内战争的经验，只是不明白他是怎么挤出时间来的。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一次，正是最艰难困苦的时候，我又在他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几乎不断地响看（后来电话铃用灯泡代替）。电话上谈的是燃料问题，我只听到列宁同志的回答。他的脸色变得很严峻。话很短，仿佛是在宣布法律或下达命令。
“任务必须全部完成。不发奖金。现在不行。”
这些短短的命令帮助不知哪一位动摇的人民委员锻炼了意志。只有列宁能够要求人们鼓起超人的干劲。这样，只有这样，才拯救了一场伟大的革命。
我最后一次见到列宁是在1921年秋[36]。他叫我去，是为了了解领导库兹巴斯租让企业的那些美籍芬兰人以及他们的介绍人。我永远忘不了的目光：他闭着一只眼睛，好象是左眼，另一只眼睛锐利地盯着我。我觉得最好还是把实际情形一五一十告诉他。看起来，如果有所保留，他需要知道的东西，迟早总会了解出来。他强调这件事很重要，用了很多资金，必须托付给十分可靠的人。
后来我们谈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的说法。其中有些话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没有予以阐释。我想知道他对这些话有什么看法。他提到许多说法应该再议一议。我同列宁同志的谈话到此结束：很遗憾，这是我最后一次同他谈话。
载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30年第1期第78—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