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我随身带着一份有关农业协会事务的长长的记录，上面记着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经济问题以及合作社的情况。农民们给我的任务是，要我把这份记录面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很快放我走：最后一次谈话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
今天[1]，在哀悼这位前无古人的伟人，全体劳动人民的领袖和朋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一周年的悲痛的日子里，我，一个老人，想起了那些幸福、愉快的日孑，想起了在接待室门口使我感到很不自在的激动和胆怯。
但是，我一跨进门槛，激动和胆怯刹那间就消失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平易近人，带看亲切的笑容走到门边伸出手向我问好：
“您好啊，切库诺夫[2]同志！”
他陪我到桌子边，让我坐下，然后他自己坐了下来，接着就问农民生活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受到什么委屈，对哪些事情感到满意。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解了农民的生活和经济情况以后，就开始介绍中央苏维埃政府在建设农村新经济生活中的任务和计划，并当即请我把他所说的话好好想一想，然后回答他，有什么错的地方，有什么地方要修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我提了很多问题，完全象我向他提问一样。
关于经济问题的谈话结束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话题转到政策方面，让我详细了解一切细节。
为了不拖长谈话时间，我四次站起身来，请他原谅我的打扰，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留住我，请我继续谈话。最后我不仅毫无拘束的感觉，而且感到仿佛是在同一位老朋友，老同志谈话了。我同列宁在1921年2月28日这最后的一次谈话，直至夜里十一点整才告结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我出来时要我别不告诉他就离开莫斯科：他要确定再次会见的时间。接着他请我把我们的谈话内容详详细细地写给《贫农报》。
对此我回答说，我未必能履行他的愿望。
“为什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
我说我在路上把眼镜丢失了，在市场上买了一副破烂货，几乎没有用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住我，回到桌子跟前，按了一下电钮。秘书进来了。
“请以我的名义转告谢马什柯[3]，明天就给切库诺夫同志配一副好的眼镜。”
我不同意，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说，这是他的愿望，而这个愿望一定要实现。
不用说，对这样的关怀和体贴，我只能表示感谢了。我说，这副眼镜对我来说将是十分珍贵的。
我含着眼泪告别了亲爱的伊里奇。
谁知，等我走后，弗拉展米尔·伊里奇还不满足于自己对秘书所作的有关眼镜的指示，他又亲笔写了内容如下的便条：
“致谢马什柯同志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伊万·阿法纳西耶维奇·切库诺夫同志正在我这里，他是一个很有风趣的劳动农民，他用自己的方式来宣传共产主义原理。[4]
他把眼镜丢了，花一万五千卢布买了一副破烂货！能不能帮他弄到好眼镜？
务必请帮忙，并请您的秘书告诉我，是否办到了。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伊万·阿法纳西耶维奇·切库诺夫同志正在我这里，他是一个很有风趣的劳动农民，他用自己的方式来宣传共产主义原理。[4]
他把眼镜丢了，花一万五千卢布买了一副破烂货！能不能帮他弄到好眼镜？
务必请帮忙，并请您的秘书告诉我，是否办到了。
您的列宁”[5]
信的原件保存在列宁研究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同我再次见面的愿望没有实现。他生病死了。但是死去的只是他的肉体。而他的精神不死，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在他的逝世纪念日我作诗悼念亲爱的伊里奇：
| 在英明睿智的脑袋上， 伊里奇给自己戴上的 不是缀满钻石的金冠， 而是劳动人民 用自己跳动着的心 给他编织的花冠…… |
载于1925年1月26日阿尔马维尔《劳动之路报》第20号第3版
（竺一鸣 译 顾柏林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