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作为达占斯坦的代表，在这革命的年代里，经过长期的国内战争第一次来到莫斯科，自然非常想见到列宁，向他汇报达吉斯坦的情况，告诉他在群山中进行的国内战争，以及达吉斯坦劳动人民同反革命、饥饿和各种各样困难作英勇斗争的情况。
我们是在1920年初刚从形形色色的敌人的统治下获得解放的。从1917年起在达吉斯坦作威作福的有：白色的山区政府，英国人的走狗比切拉霍夫[1]（1918年），然后是土耳其人和邓尼金[2]将军的志愿军。直至1920年4月，达吉斯坦才从最后一批白匪部队手里解放出来，那时邓尼金部队受不住来自北方的红军的强大压力和达吉斯坦红色游击队的袭击，被扔进了里海。我们怀着满腔的英雄主义激情和胜利的喜悦，要向伊里奇倾诉。
我们一行共三人：德·科尔克马索夫[3]、姆·希兹罗耶夫和我……
我们和伊里奇的会见是由斯大林同志安排的。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当着我们的面打电话给列宁，就立即得到了列宁的同意。于是他建议我们抓紧时间马上就去。盼望已久的会见出乎意外地得到这样简单和迅速的解决，甚至使我们感到措手不及。但是，为了抓紧时间，我们就上路了。
我们从斯大林同志的住所出来，走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厦，上了楼，通过克里姆林宫里狭窄的走廊。在去伊里奇办公室的路上，我们在几处楼梯口碰到了警卫。在这些走廊里我们觉得走了很长的路。到了秘书处后，我们马上被引进伊里奇的办公室。走进办公室时，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和蔼可亲、生气勃勃的伊里奇，以及放在几只书橱里的书本。使我感到特别的是，列宁完全不象大家都熟悉的照片上的样子……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中等身材、动作灵活、蓄着浅黄色短须的普通的人，他正亲切地迎着我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我们相互问好以后，让我们坐下，然后他自己坐到桌子边，我们就开始谈话了。
我们决定先让列宁了解达吉斯坦的情况和它的需要，谈一谈同白卫军斗争的经过。列宁以惊人的注意力听着，仿佛要把对他讲的每句话都印入脑海里，但他又不是默默地听着。他经常插话，好象是在帮助对方清理混乱的思路，并不断予以鼓励，间或还提一些问题和意见。
列宁听了我们的叙述，深受感动。山区农民的景况很困难，特别是妇女。由于布匹奇缺，山区的妇女衣不蔽体，只能偷偷地去打水。鉴于此种情况，伊里奇当即作了指示，专门给我们发放布匹。因此，在这次会见后过了两个半月，当我离开莫斯科回达吉斯坦时，我带去了送给红色达吉斯坦的礼物——装满一列总达货车的布匹，计一百五十万俄尺。伊里奇对我们同僧侣的斗争也很感兴趣：他听到我们同伊斯兰教的教士作了积极的斗争，再三追问，我们是不是真的从教士们手里夺回了土地，而且还常常插话说：“这太好了。”他询问从俄罗斯去达吉斯坦的红军部队表现怎么样，红色游击队是不是很多，有没有武装起来，还需要不需要武器。他还问哪一方面人数多：教士多还是游击队多，想必是在衡量敌人的力量有多大。
记得他还捉过这样的问题：“达吉斯坦人还是那么憎恨俄罗斯人吗？”他似乎想核查一下，对大国殖民主义者的憎恨在多大程度上由于习惯的缘故转到了所有俄罗斯人头上。当他从我们嘴里得知，达吉斯坦的贫农和红色游击队曾强烈而急切地等待红军的到来时，他非常高兴。他关心山区的医疗状况，还向我们征求有关建立两个自治共和国——哥里自治共和国和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的意见：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合理还是各自单独成立共和国合理。当他听到我们赞成各自单独成立共和国时，他说，他也认为暂时以各自单独成立共和国为好，今后如何到时候再看。
我们专心谈话，告别时几乎忘了把我们从达吉斯坦带来的几件小礼物送给列宁了。那是我们的一些手工业品：墨水缸、烛台、裁书刀、笔杆、吸墨纸，好象还有手工制的烟盒以及别的小玩意儿。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在他的书桌上时，他欣赏着，对工匠们的手艺非常赞赏，并要我们帮助手工业者保持他们的于艺，但他不想接受我们的礼物：“我怎么能一个人欣赏这些东西呢，”他说，“让大家都可以欣赏，应该把这些东西送到博物馆去。”我们最后终于说服列宁把这些东西留了下来，因为我们答应给博物馆送展品。（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们的礼物全都放在克里姆林宫列宁办公室的桌子上。）
我们邀请伊里奇去达吉斯坦，他答应工作允许时他就去。临别时，他再三请我们每个月至少给他写几行字，向他报道达吉斯坦的情况。当我们离开时，他又重复了这个要求。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履行他的要求：我们怕影响他的宝贵时间，没给他写过信。我们没有想到，伊里奇通过同当地人民的直接联系，获得了无数细小的事实，并巧妙地从这些事实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也向伊里奇提出了要求，为了纪念我们的会见，请他送给达吉斯坦一幅有他亲笔题词的像。他答应了。过了几天，我把一帼很大的全身像（伊里奇戴着鸭舌帽，在克里姆林宫里）交给了伊里奇。后来，我们通过福齐也娃同志取回了这幅像，像上有伊里奇的亲笔题词：“给红色的达吉斯坦。”
载于1935年4月22日《真理报》第111号第2版
（竺一呜 译 顾柏林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