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决定，在铁路沿线的各大车站，首先在莫斯科各个车站建立防疫站，从一个战线调往另一个战线的部队，以及长途旅客都必须在这里进行检疫。
人民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在莫斯科各车站建立卫生防疫站，这就是《建立卫生防疫站专门委员会》，由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2]任主席。
我当时在一个部队医院工作。1920年初我被任命为莫斯科一个最大的卫生防疫站主任，该站设在喀山车站。
1月底，当筹建防疫站的工作行将结束时，列宁突然来到我们这里，陪同他来的有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3]，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弗·亚·奥布赫[4]和阿·恩·瑟辛教授。
他们把我和一位工程主任介绍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弗·伊·列宁问道。
“五天以后，”我回答说。
“这很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请您谈谈怎样进行检疫工作。比方说，开来一列军用列车，车子开上通往防疫站的支线，下面该怎么办呢？”
我回答说，医务人员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车厢，把病员抬下来送往部队医院。然后红军战士们前往更衣室，把衣服放入网兜内送去消毒，他们自己去淋浴室冲洗。冲洗完毕就在另一间屋子里取回自己的东西和干净内衣。
“请等等，”列宁打断我的话说，“如果我带了文件和钱，您说该放在哪儿呢？”
这时我就把一些不大的密封铁盒子指给列宁看。旅客可以把它们带到淋浴室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继续询问被服消毒过程的一些细节，已经安装好的设备的效率。
我报告说，我们消毒一昼夜能达一万人之多，仪器试验表明，效果良好。
“我担心，巴拉诺夫同志对设备的效率估计得有点乐观了，”尼·亚·谢马什柯说道，“记得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格里奥斯’仪器的性能并不好。”
列宁用疑问的眼光看了看我。我那时还是一个年轻人，不好意思反驳人民委员。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等着我的回答。于是我就热心地为我们制造的仪器辩护，说它比“格里奥斯”完善得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着加热器回想起了什么。
“是因为加热器计算不准确误了事，使防疫站不能按时开始工作吗？”他问道。
我点了点头。我非常吃惊，列宁是怎么知道我们的错误的。
“好吧，我们希望能成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道，同我握握手就向汽车走去。
列宁走后，我才明白，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是多么重视斑疹伤寒这种流行病的防治工作。
列宁担负着极其繁重的国家大事，但是他仍然抽出时间来视察喀山车站的卫生防疫站。
我们的工作之所以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铁路员工的支持。我们没有固定式的锅炉，蒸汽是从机车锅炉发出来输入仪器装置的。蒸汽的消耗很大，机车库的领导同志指示，冬天拨两台机车为卫生防疫站工作。在当时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那时连列车运行的燃料都不足。
……于是第一列军用列车开到我们支线上来了。根据我的请求，卫生人民委员部中央细菌化学实验室检查了消毒的效果。原来，不仅是寄生虫，而且放入暗箱内培养的顽固的细菌也被杀死了。
过了两天，邦契—布鲁耶维奇对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化验报告，感到很满意，他高兴地搓着手说，在斑疹伤寒这条战线上也必然会来一个转变，因为我们已经转入进攻了。
载于《同列宁的会见。铁路员工回忆录》第2版（增订版）1962年莫斯科交通部铁路运输出版社版第183—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