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小组中的俄罗斯族同志为维护自己的路线通常有一些所谓“实事求是”的想法。他们说，鞑靼人中没有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能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要是把这些职务交给鞑靼人来担任，则意味着不是彻底完蛋，便是极大地削弱苏维埃的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结果在总数为七人的省党委会里（指在主席团内）鞑靼人只占—人；总数为二十五人（似乎没有记错）的省执行委员会里鞑靼人只占二、三人。这件事惹人注目，对此必须寻其原因。这个问题的产生仍然是认为鞑靼族共产党员尚未具备条件担任负责工作所致。
不能说，我在这场实质上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辩论中釆取了比较明确的立场，如果说得更确切些，那时我大概同任何一个在喀山的领导小组中的俄罗斯族同志一样，对这场辩论的全部意义认识不足。因此，我认为，我的任务是尽力把尖锐的矛盾缓和下来，在“现存的制度”（如果可以采用这种说法的话）范围内，寻找心平气和地解决每天发生的冲突的方法。那时，我感到应当把省委内的这部分鞑靼人的作用发挥出来，增加执行委员会和省委以及这类机构内的鞑靼族同志的人数，无论是我或是其他同志想到的也就是这一点。
我们曾想，俄罗斯族共产党员和鞑靼人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鞑靼族共产党员领导小组中带有非常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党员享有极大的威望，并在数量上占优势，这种看法有其一部分道理。鞑靼族共产党员本身分裂成两派，其中在喀山占优势的那派确实有民族主义的情绪，总是把俄罗斯族共产党员的一举一动看作是有意控制和排斥鞑靼人。这一派以苏尔坦—加利耶夫[1]为首（尽管赛德—加利耶夫[2]和苏尔坦—加利耶夫那时都住在莫斯科，但他们两人是鞑靼族共产党员中两种思潮的真正领导人）。
另一派的人数比较少，那时在鞑靼族共产党员中影响较小，他们的国际主义和协作精神比较多。他们真心实意地寻找同俄罗斯族人相互配合和协调一致工作的方法。领导这个派别的是赛德—加利耶夫。
当我现在竭力回忆这件不久前发生的往事时，我得出一个结论：上述的所谓种种原因都不过是次要的、非本质的现象，整个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而在于根据当时的形势贯彻执行列宁的民族政策的原则已势在必行，任何不彻底的组织措施都不能解决这个实质问题。当时我们不懂得这一点，党内相当大一部分人对此也一样不懂。
鞑靼共和国快要诞生了，应当来一个急剧的转变。然而，我们最多也只是采取一些不彻底的措施和干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有时甚至在暗中嘲笑我们鞑靼族同志的古怪行为。
“说实在的，他们哪能管理得了共和国，本来他们就毫无准备！纯粹是凭空想出来的事。”
在实际运用我们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一重要的问题上，喀山的俄罗斯族共产党员的思想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对筹建鞑靼共和国不仅不采取任何措施，而且我们甚至没打算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感到事情已很清楚，建立鞑靼共和国是无用的、无法实现的坏主意。但这时从莫斯科开始传来消息说，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正在讨论建立鞑靼共和国的问题，差不多就要同意成立了。这些消息到3月底4月初传得更厉害了。
当我们4月去莫斯科参加第九次党代表大会[3]时，我们喀山代表团决定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为此，应当和弗·伊·列宁谈一次话。在大剧院隆重举行的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我给主席团就座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这样一个便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喀山代表团对鞑靼共和国的问题深感关切，欲向您汇报喀山组织关于这方面的意见，请您务必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接见我们。”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场就在我的便条的背面作了答复：“见面很有必要，请把你们的电话号码告诉我的话务员（三楼，总机室），待明日再商定。”
在约定的时间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办公室（在人民委员会内）来的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外，还有我和戈尔杰耶夫同志（当时任喀山省委书记）；艾尔泰同志（当时是乌法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也来了，他是因为乌法的另一件事情来的，但此事多少与我们有关。
我们喀山省委的代表在这次会上表示反对建立鞑靼共和国。我们的论点是：（1）在鞑靼人中没有经受过一定的考验和训练有素的能担当起管理共和国的共产党员；（2）在目前条件下建立共和国势必导致苏维埃机构的垮台和造成地区经济的衰退：征购余粮无论如何不可能象在鞑靼共和国成立前那样顺利，而喀山省按征购额平均提供粮食一千万普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导我们说，不能把狭隘实用主义的、局部的，归根到底是暂时的利益放在整个党的利益之上；不能为了几百万普特粮食（即使我们甚至损失这些粮食）而抛弃数百万非俄罗斯族的农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谈到粮食问题时相当明确地表示了一种想法，就是在征购鞑靼农民的余粮时要适当制定一些优惠条件，他对我们因未给俄罗斯农民以优惠条件，所以也不能给鞑靼农民以优惠条件的这一规定作了答复。他说，他看到了我们的难处，但这些优惠条件毕竟是需要的，而且还必须找到一个适当的方式使鞑靼农民切实（尽管不是非常）感到有必要建立鞑靼共和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建立共和国将有不少困难，因此，他建议我们在鞑靼共和国宣布成立以前，在不大的范围内，如在某些乡村，某些市区，甚至是某些街区做些完全由鞑靼人自己管理的尝试。
会议至少开了一个半小时，离开时我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就是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建立鞑靼自治共和国已经不成问题了，仅仅是时间问题而已。我们说好，一旦事情付诸实现，再次去会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当我们返回喀山向同志们讲述我们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谈话内容时，我们的同志（为什么对此隐瞒呢？）很懊丧，认为这样的决定是“错误”的。显然，领导小组中的俄罗斯族共产党员对建立鞑靼共和国采取这种态度丝毫不夹杂“大民族主义”和恶意的东西，只是大家考虑问题时局限于喀山和喀山省的利益，喀山和喀山省已经把自己凌驾于整个俄罗斯联邦之上了。
看来情况变了，逼得要加快建立鞑靼共和国。我们从莫斯科回来后顶多过了二、三星期就颁布了建立鞑靼共和国的法令[4]。再过一星期之后，俄共中央书记克列斯廷斯基同志打电报叫我去莫斯科参加有关具体执行这一法令的会议。
这次我们不象在4月份那样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起开非正式的会议了。问题是在政治局会议[5]上提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担任主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赛德—加利耶夫同志也被邀出席了会议。会上决定建立鞑靼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和选举产生人民委员会之前一切权力应当集中在革命委员会手里。革命委员会拟定由七人组成：四名鞑靼人和三名当地的无产阶级的代表。这三个人没有经过特别讨论就定了：霍多罗夫斯基[6]，阿·伊·鲍奇科夫（在这以前曾在喀山担任省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波·伊·戈尔德贝尔格（当时担任喀山预备军指挥员）。选四个鞑靼人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仔细地询问了每个候选人的情况：他的经历，他对待国内战争的态度和在人民中的威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着重指出，革命委员会中这部分鞑靼人应在共和国的非鞑靼族居民中（而这部分居民总数达百分之五十）不致于引起流言蜚语，并且重要的是不让真正的大民族主义分子，其实就是赤裸裸的沙文主义者，大放厥词。这种人在鞑靼共和国的非俄罗斯人中是不少的，不幸的是，这种人有时在党员中也会碰到。
鞑靼共和国革命委员会的人员最后确定如下：赛德—加利耶夫任主席，霍多罗夫斯基任副主席，穆赫塔罗夫[7]、卡扎科夫[8]、鲍奇科夫、戈尔德贝尔格和菲尔杰夫斯[9]为委员。
同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保留喀山市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以便全面关心喀山人民，首先是工人的需要和要求，并为他们服务。
现在一切怀疑和议论都应该停止了。应该建立鞑靼共和国，于是，我们全力着手这个工作。
6月25日被定为喀山省执行委员会向鞑靼共和国移交权力的日子。这一天——现在是鞑靼共和国的节日，我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主席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10]同志代表俄罗斯联邦政府参加了庆祝典礼。
头几天我们就让鞑靼人来代替俄罗斯族工作人员担任一系列负责工作，如土地局由瓦利多夫负责，人民教育由苏尔坦诺夫同志负责，内务由伊兹马伊洛夫同志负责，卫生由穆赫塔罗夫同志负责，革命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委派乌斯曼诺夫[11]同志担任。在下级机构，在县里变化也很大。
7月和8月的上半月筹备召开鞑靼共和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8月底[12]召开的……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以赛德—加利耶夫同志为首的人民委员会和以曼苏罗夫[13]同志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大约9月10日我由喀山到了图拉，对建立鞑靼共和国的回忆就此结束。
载于《列宁和鞑靼（文件、资料和回忆录汇编）》1964年喀山鞑靼图书出版社版第272—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