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初期，反革命势力就已麋集在一起。意外地逮住一个小官吏格罗莫夫[2]，从他身上查出的小本本和传单中就可以看出，反革命象田鼠一样，在地下活动着，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时，国家机关人力微薄，但每天还要动员一些人参加对外军事行动。因此，契卡当时在机关工作方面就不能象所有在妥善安排的正常情况下进行工作的国家机关那样，履行一切必须的手续，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反革命分子和专爱搬弄口舌、捕风捉影的庸人开始制造和传播各种流言蜚语，诽谤契卡，说什么被逮捕的人连名字都没有登记下来，对抓去的人没有提出任何公诉，从他们身上搜出的财物，虽然登记了，但还是被侦查人员侵吞了等等。
反革命开始动员自己的力量公开向革命发起进攻，他们采用在苏维埃政权的中央通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表达自己的意图这一途径包围苏维埃政权。当时，社会革命党人与共产党达成了协议，在人民委员会取得了四、五个部长席位（具体数字现在已记不清了），其中包括司法人民委员部，委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施泰因贝尔格[3]。
反革命势力正是把这个施泰因贝尔格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好象是12月下半月），司法人民委员施泰因贝尔格发表声明，说契卡对被捕者滥用刑罚，说他掌握了很多事实，表明必须立即停止某些侦查人员的职务，并追査他们的侵占行为。他说逮捕工作违反了保障公民不受契卡侦査人员专断行为的侵犯这一规定，必须立即取消契卡的侦查工作，把它移交给司法人民委员部。
“那么，您有掠夺贵重物品和钱财的证据吗？您能现在就提供这些证据吗? ”伊里奇问施泰因贝尔格。
“有，有证据。”施泰因贝尔格答道，“但是，为了有利于工作，我只能在审查侦查队以后才将这些证据提供给人民委员会。”
“这是严厉的指责，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列宁说，“我建议，从人民委员会抽出部分人，组成包括司法人民委员部参加的专门委员会，调查施泰因贝尔格所了解的事实。有关调查的一切事宜都由这个委员会安排，并责成它在最短期间内将调查结果向人民委员会报告。”
会上，列宁的建议被一致通过，并规定了工作进程（列宁向别人交待工作任务时，总要规定日期），期限很短。后来，就在某一天（或者说得确切一点，是夜里，因为这是在夜里一、二点钟），人民委员会听取了关于调查结果的报告。
我记不得是人民委员会的哪个人做的报告，但施泰因贝尔格也参加了会议。调査结果是：现金和财物的现有数与财物登记簿上面的数字相符；通过对被捕人的询问，没有发现在这些登记中有出入的地方；在侦查工作结案之前，不可能都说出构成逮捕原因的具体事实，因为不这样做，侦査机关就不能利用这些材料来揭露罪犯。
施泰因贝尔格也没有对委员会的调査材料提出反驳。然而，他却以国家总检察长的资格坚持要求契卡的逮捕令必须得到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同意，坚持他有权停止契卡的侦査工作，并且在他认为需要的情况下，可以撤消契卡的命令，其理由是为了有利于“革命法纪”。
听到施泰因贝尔格提出的要求，列宁极其激愤，这种激愤的情况，在以前和后来我一次也没有见到过。
“在您所说的侵吞和盗窃财物的材料统统成了谎言之后，难道您还要让我们相信有什么证据吗？您对我们说革命的法纪。是的，是革命的，是法纪。但是，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什么措施才是真正革命的和真正合法的？！只有这样一些措施，它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真正有利于彻底巩固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利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有这些措施是非同一般的，因为来自反革命方面对无产阶级的威胁也是非同一般的。就在这样的时刻，在反革命势力确实已经开始寻找各种方法、手段来组织力量的时刻，在我们需要及时地、迅速地、坚决地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危害革命的时刻，您却要我们为了必不可少的逮捕而征询您的意见，同您协商，让您有权取消非常委员会进行的一切活动，因为您认为这一切活动都必须遵守和平时期适用的种种规定！这将是对我们为革命自卫所采取的革命手段的最大藐视。非常委员会之所以是非常的，就因为它是适应非常时期、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需要而成立的，因此，我们决不会限制它的权利。”[4]
列宁的这一驳斥，既带有愤怒的心情，也包含嘲笑的意味。
载于亚·施利希特尔《回忆列宁》1937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59—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