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胜利后两星期左右，我已是斯莫尔尼宫卫队长。我把楼下一个高级太太的房间安排为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的卧室。这个房间不大，用板壁隔成大小相等的两间，走进这个房间必须穿过一个有着许多水龙头的盥洗室，以前，这里是供贵族女子中学的学生用的。房间里有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一张小沙发和两把椅子，这就是全部陈设。板壁后面放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两张普通的单人铁床，两只床头柜，一张橱，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我把士兵热尔蒂舍夫暂时调到伊里奇的“住宅”去工作，他收拾房间，生炉子，到食堂去取饭菜：稀汤、一块掺有麸皮的面包，有时有稀饭，——和所有的人配给的口粮一样。伊里奇经常晚上自己到食堂去取汤，我曾几次看见他手上拿着士兵用的饭盒。
人民委员会食堂成立以后，情况稍有改善。这时已由彼得堡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绍特曼[4]的母亲特地来到斯莫尔尼宫照料伊里奇的住宅。她打扫房间，料理伊里奇的伙食，热尔蒂舍夫也由她支派。
伊里奇极其谦逊、简朴，他很少向别人提出个人要求；如果自己需要什么，则一定是请求，而不是要求；他始终那样客气、温和。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不愿意因为自己个人的需要给别人增添麻烦。
有一次，我坐在办公室里，突然门开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站在门口。他穿着大衣，戴着帽子，显然是去参加会议或集会的。他的手上捧着一只精致的小木匣。
“马尔科夫[5]同志，您能抽出几分钟的时间吗？”
我立即站了起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
他挥了挥手。
“坐下，坐下。我有点私事找您。”
伊里奇的神态似乎不同往常，看上去，甚至还略略有点不好意思。他小心翼翼地将木匣递给了我。
“如果您不觉得费事的话，请把这只木匣打开，我怎么也打不开来。只是请您小心点，仔细点，不要把它弄坏。我非常爱惜这只木匣，因为里面珍藏着我妈妈的来信。”
“妈妈的来信”——他就是这样说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马上就把它打开。”
“干么要马上？你这是干什么？什么时候有空，再把它打开吧。现在，我反正要出去，只是今天要搞好。暂时请您保管，等我回来再交给我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了，我着手摆弄小匣子。我十分爱惜地拿着这只匣子，小心翼翼，不仅注意不在表面上留下划痕，而且竭力不对着它呵气。折腾了半个小时，匣子被打开了。当伊里奇来到这里，我把匣子交给他时心里是多么高兴啊！
伊里奇拿着小匣子，爱抚地摸一摸它那光滑的表面，眯起眼睛看着我说：
“谢谢，马尔科夫同志，十分感谢！”
有一次，我们搞到了酥糖，我就把它分给人民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分了几磅给伊里奇，并亲自送到他的房间里去。
几小时以后，有人敲门。
“请进！”
进来的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她把一包酥糖放在我的桌上。
“马尔科夫同志，热尔蒂舍夫说，这是您送来的，十分感谢。只是我们不需要，谢谢您了。虽然数量不多，您还是把它平均分配给所有的同志吧。”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不是这么回事。我们这里酥糖多着呢，我不只是给了你们，所有的人都给了。”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反正您还是收下吧，把它让给别人好了。”
“给别人？这是为什么？也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喜欢酥糖？”
“这倒不是，喜欢还是喜欢的。只是，您知道，酥糖很贵，我们现在又没有钱。请您谅解。”
“别再说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我不拿。钱的事儿别再提了，酥糖无主，因此分给大家是不要钱的。”
好容易才说服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让她收下了酥糖。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他们就是这样的布尔什维克……
1917年列宁不论到什么地方，不管步行还是乘车，从不带一个警卫，这使我十分担心。好几次我想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谈这个问题，他只是挥挥手说：
“得了吧，我的老兄，还要这个干什么！”
与他争论是徒劳的。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6]和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7]也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过警卫一事，可同样毫无结果。但要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老是走出斯莫尔尼宫，傍晚，还经常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在街上蹓跶，稍微休息一下，以免过度紧张。我发现，散步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喜欢的休息方式。
确实，在1917年认识列宁的人还不多，因为他的肖像尚未公开。但是，仍然可能发生各种情况。每当列宁按照惯例出去散步时，我总是有点担心。我对伊里奇什么也不讲，只是非常严厉地吩咐哨兵，当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离斯莫尔尼宫不远的地方散步时，要时刻注视着他们，不要将视线移开，以防意外，而且不要让伊里奇发觉（我知道，一旦他发现了，会生气的）。如果有外人走近他们，并显得可疑，则立即采取坚决行动，使伊里奇避免可能遭到的危险。
做到这一点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在斯莫尔尼宫周围一直设有流动岗哨，他们留意着，不让可疑的人靠近……
1918年1月1（1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米哈伊洛夫马术学校群众集会上演说，和他一起参加集会的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妹妹玛丽娅·伊里尼奇娜[8]，还有二月革命后伴随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的瑞士社会党人弗里德里希·普拉廷[9]。
群众大会结束后，他们三人坐进汽车。汽车刚刚开动，就响起了呼呼的枪声。普拉廷体格魁梧，身体健壮，他抓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肩膀，让他俯向座垫，并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他。司机开足马力，汽车急驶而去。他们当中除了普拉廷，谁也没有遭难，就是普拉廷也只受到一点轻伤：子弹擦伤了他的手。但是，车身多处被子弹打穿。
这件事发生在立宪会议召开前不久。这样，我们不再顾及伊里奇的意见，立即组织了可靠的警卫队，特别是当列宁去参加立宪会议的时候。
这些日子，斯莫尔尼宫的保卫工作完全处于战备状态。岗哨加强了，增多了，警卫人员的入城通行证更换了。立宪会议召开的那天，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耶维奇打电话给我，传达了列宁的指示：警卫队全部佩带武器，架起机枪，我必须待在斯莫尔尼宫，寸步不离。这样，我就没有参加立宪会议的开幕式，在召开立宪会议的塔夫利达宫，保卫列宁的工作没有交给我们，而由别人承担了。
然而，就在谋杀列宁未遂以后，应有的警卫工作也未持续多久，仅有可数的几天。后来，列宁坚决反对，他一定要撤消警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格勒，不管是步行，还是乘车，又不带任何警卫了。
载于巴·马尔科夫《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回忆录》《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67年版第60—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