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我收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维堡市写来的一张便条，当时他住在维堡市的芬兰人拉图卡同志的家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去他那里，为他安排一条安全返回彼得格勒的路线。
我完成了任务，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顺利地回到了彼得格勒。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同意，在维堡公路兰斯卡亚车站附近的电车场的一个职员家里找了一个住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在那里住下。那儿的主人我不认识。为了保密我自然没有去打听他们是谁。对我来说，只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识他们就足够了。好几次我都见到一个满头白发的妇人，她听到我约定的敲门声就来开门；当我问她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家吗，她就让我进屋。
后来，我因为太忙，压根儿忘了再去打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芬兰返回彼得格勒时为他提供住宿的那些人是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到彼得格勒后，就开始紧张地工作。他给《真理报》写了大量的文章，接见了一些同志，而同斯大林同志进行谈话的次数就更多了。他出席了几次由他提议召开的会议。开了几次中央委员的会议。我记得10月16日（29日）在列斯诺伊的区杜马所在地召开的那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以外，还有许多负责同志。在这些会议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地提出了夺取政权的问题。
我作为“卫士”和“护送者”跟随着他参加了全部会议。
事变酝酿成熟得特别快。我在10月23日（旧历）送出了一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的预定到各区散发的信件。在维堡区我把信转交给了任尼亚·叶戈罗娃，她用打字机把它打印出来，再散发到各个区去。[2]
有时我感到特别难受，由于交通工具落后要完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委托的各项任务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又是必须完成的，否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要批评我，虽则批评是很客气的，但也是有份量的。
按照他确定的任务我要下工厂，参加会议，从那里了解工人们的情绪，给他带回通过的决议副本。有时我还到兵营去，目的也是一样；到了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详细地询问我一天的见闻。
终于在10月24日（11月6日）我得到了一个消息：克伦斯基政府打算把涅瓦河上所有的桥都拉起来。城里加强了巡逻，桥都由一队队士兵把守着。
我决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处去。
到了他那里之后，我向他报告即将发生的事变，说如果克伦斯基的军队真的把桥拉起来，那么每个区孤军作战，就会被击溃。只有在维堡区政权确实掌握在赤卫队手里。虽然赤卫队的武装不是特别好，但毕竟是有武装的，而且它相当团结，甚至有一个指挥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我讲完后就说：“是的，今天就应该动手了。”我们喝了点茶，吃了些东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房间里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来回踱步，他在进行思索。
突然他对我说必须找到斯大林同志，而且要尽量快一点。我回答他说这不可能，因为我没有把握是否能在《真理报》编辑部碰上他。可能他在斯莫尔尼宫。徒步往返斯莫尔尼宫一次需要花几个小时，因为电车大概已停驶了。只能步行。我计算了一下，斯大林同志午夜以前是到不了的。
听我这么一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提出：“那么我们到斯莫尔尼宫去吧。”我劝他放弃这个计划，千方百计地说明如果有谁认出了他的话，那他将要冒多大的风险。我那时并不明白：如果劝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斯莫尔尼宫的话，我就是对革命犯罪。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同意我的理由，他坚决地表示：“我们上斯莫尔尼宫去。”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决定还是化装。我们设法给他换了衣服，拿了条相当脏的绷带替他把面颊包扎起来，头上给他戴了一顶搁着不用的鸭舌帽。我还在衣袋里放了两张斯莫尔尼宫的通行证，以防万一。这两张通行证伪造得非常蹩脚：原来的签名用橡皮擦去了，后来签的是一个伪造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的姓名，而且墨水都化开来了，所以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伪造的证件。因为再没有更好的证件，只好决定用现有的伪造通行证进去。
当我们走出门，朝萨姆普桑大街方向走去的时候，已经快晚上八点钟了。
大约过了十分钟光景，一辆进厂的电车就在车站附近赶上了我们。电车里几乎是空的。我们登上了拖车车厢的平台，顺利到达鲍特金大街的拐弯处，电车在那里拐弯后继续往厂里开去。我们就下车步行。在维堡区的利齐尧大桥附近有相当多的赤卫队战士在守卫。我们通过了警卫队。我们没有受到盘问。只是当走到大桥中间，才发现桥的另一端有克伦斯基[3]的士兵——也是警卫队，他们要过路人出示通行证。我们当然没有通行证。
工人们围着士兵，同他们展开激烈的争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这些没有被放过桥去的工人之后，仍然决定要试试能否过去。我们走近正在争论的人群。原来士兵们要求出示通行证，而大多数人同我们一样没有这种通行证。据士兵们说，通行证要到司令部去办理。工人们很气愤，拼命骂这些士兵。趁着工人同士兵争吵的当口我们悄悄地从岗哨身边迅速走过，朝利齐尧大街走去，然后转向什帕列拉街，朝斯莫尔尼宫走去。
我们沿什帕列拉街已经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这时候迎面出现了两个骑马的士官生。他们赶了上来，走到我们身边大声命令道：“站住！通行证！”我低声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您走，我一个人来对付他们。”我口袋里带了两枝手枪。我粗暴地同他们拌起嘴来，我说谁也不知道要使用通行证，因此我们没能及时拿到这样的通行证。这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悄悄地离开我们走远了。士官生拿马鞭威胁我，要我跟他们走。我坚决加以拒绝。大概他们认为我们是流浪汉，最后决定不理我们了。我们的一身打扮确实是典型的流浪汉。士官生骑马走掉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顺利地走出相当长一段路，我赶上了他，一起继续往前走。
我们走近了斯莫尔尼宫。大门附近聚集着人群。原来，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早些时候使用的通行证是白色的，现在换成红色的了。这样一来就够糟的了，再说在等候的人群里面我们的同志一个也没有。由于不能进入斯莫尔尼宫，那些等候的人感到恼火。我比谁都更恼火，比谁都嚷得更响，同时怒气冲冲地挥动着自己“伪造的”通行证，大叫为什么连我这个全权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也不让进去。我对站在前面的那些同志嚷道，要他们别去理睬检查的人，先进去，到了斯莫尔尼宫里面我们再把事情弄弄清楚。我学扒手的样子去挤去轧。结果，那些检查证件的人果然被推开了，我们进了斯莫尔尼宫，登上二楼。在走廊尽头，在靠近大礼堂的一扇窗户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停了下来，派我去找斯大林同志。我找到了斯大林同志，就一起回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边。
在走廊里谈话不方便，于是我们走进大礼堂旁边的一个房间。房间正中摆着一张台子，台子四周放着几把椅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台子一端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脸朝着礼堂大门；斯大林同志和我在左边坐下。斯大林同志把发生的事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报告。
谈话之际，有三个人——孟什维克的骨干，他们党的领袖唐恩[4]和李伯尔[5]，还有一个好象是郭茨[6]（社会革命党人）也同他们在一起——从正在举行苏维埃会议的大礼堂里出来，进了我们的房间。其中一个人（不记得究竟是谁）从挂在这里的大衣里取出一包东西，请一起进来的两个人吃，他说他有奶油面包、香肠和干酪。他们谈话时根本不注意我们。从大衣口袋里取出来的那包东西他们就摆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的台子的另一端。那个正打开纸包的人抬起头来，那时他才认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脸上缠着绑带。他觉得怪不好意思的，赶忙收起自己的食物，三个人一起狼狈地走出房间，回到大礼堂去了。这件事使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心情变得愉快了些，他纵声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也走了出来，到斯莫尔尼宫的一个房间里去。不久，党领导核心里的许多同志就到我们这里来了，于是我们就立即开始讨论当时的局势问题。
城里这时候在进行战斗。机枪的射击声清晰可闻。
礼堂里的会开完了，孟什维克涌向出口处，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计划失败了。
午夜时分，决定召开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7]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没有散去。会议一开始由主席发言，他在一片肃静的气氛中宣布：“克伦斯基的政权被推翻了。一部分部长被逮捕，尚未逮捕的也即将逮捕。”这些话迎来了一阵掌声。
讲完话之后，会议主席宣布：“现在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讲话。”会场上迸发出来的那种喜悦和狂热的情景，我是无法形容的。总之，机枪的射击声听不见了，它被掌声所淹没。掌声持续了几分钟，使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无法讲话。
会议结束后，我们就朝底楼走去。那里除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外，还有斯大林、诺根[8]、米柳亭[9]等同志，我也跟着他们一起去履行自己保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职责。
所有的人都在桌边的椅子上坐下，我没有椅子坐，就坐到门边角落的地板上，两脚一缩，用膝盖顶住下巴坐着。
那时同志们在谈论组织政府的事情，提出了关于称呼的问题：部长——这个称呼大家认为不适当；有人建议釆用“委员”，“人民委员”的称呼。结果就这样决定下来了。然后就分别委派职务。
那时我一直坐在角落里听着。
我的事情结束了，因此我也就成了一个“失业者”。
载于《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个月里》。（论文和回忆文集）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3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