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官生们四出搜索，寻找列宁，但是他已经不在住所里了。那时众说纷纭：“他跑到威廉那里去了”，“能找到他？想得倒美”。
塔夫利达宫。这里尽是在议论着昨天的事，议论着我们的行动，说我们的组织里并非事事顺利。这样议论的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还有一些相当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在工人区里也出现过短时间的惶惑不安，不过很快就过去了。在巴甫洛夫分子和伊斯马依洛夫分子中间听到有人很明确地讲：“我们上当了，我们不知道布尔什维克竟是德国的间谍”。士官生们在寻找列宁，但是找不到。我们有些同志提出意见，说列宁不应该隐藏起来，他必须露面。“否则，在广大的群众面前党就无法证实自己是正确的。”“既然党的领袖受到了严重的控告，他就应该到法庭上去证实自己和党是无辜的。”很多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也都这样议论着。
我和斯大林一起赶到伊里奇那里去。季诺维也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5]、诺根[6]和瓦·雅科夫列夫[7]己经先到了。于是我们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该不该露面，该不该让他们逮捕的问题议论开了。对应该露面，应该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战斗的主张，诺根吞吞吐吐表示赞同。当时，相当多的莫斯科的同志也抱着这样的观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证明不会进行任何的公开审理。斯大林坚决反对让列宁出面同当局辩理。他说：“士官生不等把人送到监狱里，就会在路上把人杀害的。”当时，伊里奇显然也是反对这样做的，但是诺根的话使他感到有点困惑。恰巧这时候叶·斯塔索娃[8]来了。她讲了塔夫利达宫里又流传开的谣言，说根据警察司的档案资料记载，列宁好象是个内奸。这句话对伊里奇刺激之强烈是难以想象的。一阵痉挛的颤抖使他的面部肌肉抽搐起来。他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声明，他应该去坐牢。
我同诺根被派到塔夫利达宫去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委员阿尼西莫夫[9]谈判把伊里奇羁押在狱的条件。我们要他保证：伊里奇不会受到残暴的士官生们的折磨。我们还要求他们把伊里奇羁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那里的卫戍部队是我们的人），或者，伊里奇如果被羁押在“十字”监狱的话，那么我们也要求绝对保证他不致被杀害并进行公开审理。如果阿尼西莫夫能作出肯定的答复，那么傍晚就要把伊里奇送进监狱去。不用说，假如真的做出这种极其愚蠢的犯罪的事情来，伊里奇就会在监狱里断送性命。
阿尼西莫夫不同意把伊里奇羁押在彼得—保罗要塞。至于羁押在“十字”监狱里的保证，他说当然要尽力而为。我坚决要求得到绝对的保证（当然，谁也不能够作出这种保证）；我吓唬说，要是出了什么岔子的话，我们就要他们所有人的命。阿尼西莫夫本来是顿巴斯的一个工人，我似乎觉得，他自己也由于这事情责任之重大而吓懵了。又等了几分钟，我就对他讲：“我们不把伊里奇交给你们啦。”诺根也同意我这样处理。
我正赶紧要回去，出门的时候遇见了卢那察尔斯基[10]同志。他托我转告列宁，要他无论如何不能去坐牢，因为当时政权只是形式上掌握在联合政府手里，实际上，政权操在科尔尼洛夫[11]分子手里；而一到明天也许就更加名存实亡了。
我把同阿尼西莫夫的谈话情况和卢那察尔斯基的意见转告给列宁和在他那里的斯大林，并且补充说，阿尼西莫夫不知道他自己明天将受谁的管。我们认为继续谈判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伊里奇同佐夫[12]同志（现任海军军事委员）以及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的一个工人一起安全地出了城。
过了几天，斯大林建议我到列宁那里去一趟，一方面为了向列宁报告消息，另方面可以听取他的指示。斯大林给了我叶梅利扬诺夫[13]同志（他住在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附近）的地址和接头暗语。这件事我做得非常谨慎，生怕被密探跟踪，从而暴露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处。
夜间，我抵达车站。没有走多少路我就找到了叶梅利扬诺夫同志住的那幢房子。叶梅利扬诺夫同志本人不在家，他的妻子叫了自己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给我领路。我们朝湖边走去，坐上小船，划到对岸之后，我们就沿着灌木林走去。我以为列宁同志一定是住在一个别墅里。突然，我们在一个刈草场附近停下，那里堆着不大的一垛干草。男孩喊了声一个人的名字，随后就有个人走出来。他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我同他打了招呼，向他讲明了来意，我以为他接着就会领我到列宁那里去。
这时候，有个刮过脸，不留胡须的人朝我走来。他走到跟前，向我问了好。我淡淡地答应了一声。那时他拍着我的肩，说道：“怎么，谢尔哥同志，没认出来吗？”原来这就是列宁同志。我惊喜地握了握他的手，于是就谈起来了。过了一会，伊里奇请我同他们一道吃晚饭，我们吃的是黑面包和鲜鱼，再没有别的什么可吃了。
这顿“晚餐”吃完之后，我们就换个地方，到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住宅”里去谈话。这个“住宅”就是刚才提到过的那一垛干草。我们往那里面一钻。新鲜的干草散发出十分好闻的气味，并使人觉得暖和。我讲了很久，叙述了他们离开后城里所发生的事情，工人和士兵的情绪，我们的组织、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孟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里所发生的事情，等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我讲完后，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他说道：
“一些孟什维克苏维埃已经威信扫地。两个星期以前他们无需特别地费劲就能取得政权。而现在他们已不成其为政权机关了。他们的政权已被夺走了。现在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才能够夺取政权，而起义已是迫在眉睫了。起义将不会迟于9月到10月。我们必须把重心移到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应该成为起义的机关。”
那时我全神贯注地倾听他每一句话，我感到十分惊讶，我们刚刚遭受打击不久，而他现在就预言着大约两个月之后的胜利起义。
有个同志说至迟在8月到9月间政权就要转到布尔什维克手里，而列宁将要当政府主席。我把这些话讲给伊里奇听的时候，他十分严肃地回答说：“是的，事情必将如此。”接着，伊里奇作了一系列的指示。他指示如何开展工作；如何在目前公开的中央存在的同时立即成立这个中央的秘密支部；如何在公开的印刷机关存在的同时立即成立一个秘密的印刷所，以便在秘密的报纸上充分发表公开报刊上不让发表的言论。
由于我疲倦得很，不知不觉睡着了，谈话也就中断了。早晨我不是在六点钟而是在十一点钟才醒过来。在这时间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写好了几篇短文和给斯大林及其他同志们的信件。我带上了这些东西就告辞走了。
不久以后，我又一次到伊里奇那里去了：送绍特曼[14]同志去见伊里奇，因为他要安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芬兰。之后，直到10月24日（11月6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一次在斯莫尔尼宫大厅里露面以前，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15]
当我走进大厅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的演讲快结束了，他高呼：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大厅里响起一片欢呼声。
晚报上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列宁进入斯莫尔尼宫，开始亲自领导起义。
是的，记者们的报道没有错。
列宁钢铁般的双手把握了十月起义的组织活动，把起义引向最终的胜利。
载于1924年3月28日《真理报》第71号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