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我在芬兰车站迎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他取道德国和瑞典返回俄国。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聚集在克舍辛斯卡娅[1]宫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办公的地方唱《马赛曲》的时候，他生气了，他提出要我们唱《国际歌》。大部分同志都不熟悉《国际歌》，结果唱得很不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们会唱资产阶级革命的《马赛曲》，而不会唱工人自己的歌，他这句话使我们感到羞愧。第二天，伊里奇在塔夫利达宫作了报告，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这个提纲内容深刻，同时又明白易懂，所以很自然它就象真理一样获得了通过。那些抱怀疑态度的人问我是否在标榜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这种问题听起来实在令人费解。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确实已经收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两封来信，这些来信使我们对这个提纲在思想上已经有所准备，因为信里阐述的就是这个提纲的内容[2]。
　　整个春天和7月以前，我几乎每天都有机会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两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第一件事情是，中央委员会里为一位老党员的事所出现的一场争论。有人对这位老党员提出了控告。我记得伊里奇发表了尖锐、严厉的反驳意见，他猛烈地抨击了控告人，要求他们不要发表一些空洞的议论，而要拿出具体的事实来。可是他们却拿不出事实来，只是在那里捕风捉影。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对于一个老同志的名誉问题，处理过于轻率；不能那样随意地往一个有功劳的工作人员的脸上抹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终于使问题得到了解决：大家都认为控告缺乏事实根据，于是给那位同志恢复了名誉。
　　第二件事情是，6月底，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在宽街自己的住所里有危险的时候，他搬到我家来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那样朴素、谦虚，他竭力设法少给别人添麻烦。可是，他住在我家这件事显然还是被人知道了，因为1917年7月7日士官生在我父母的住所里进行搜查的时候对当时也在场的住宅代表说，他们是来搜查“列宁的秘书”的家的；他们估计大概在我家里至少能搜出一颗炸弹来。

载于《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回忆录（1900—1922年）》1963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24—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