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的房子座落在城市东区边缘的卢博米尔谢戈街上。他的住所共有两个不大的房间，里面放着两张简朴的床、两张普通的木制桌子和几只木制椅子和凳子。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1]亲切地接待了我。她告诉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离家在外，要过几天才能回来。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对那时俄国国内发生的一切自然十分关切，但是她听我谈论这些消息时，不时打断说：不要急，您不能多说话，还会有时间的，您可以再详细谈。
当晚我宿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所里，第二天我被安置到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特罗雅诺夫斯基[2]的住所里居住。
在等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来的日子里，我尽量仔细地考虑了我应向他汇报的内容，即我所知道的关于国内我们党的情况、关于杜马党团的工作和《真理报》的情况等等。
在那以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即将同我们党的领袖的首次会见使我感到有点胆怯。但是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回来，我同他见面之后，我立刻发觉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普通的俄国人。他的外表、所穿的服装、说话时的手势——他身上的一切都很平常。唯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双眼睛熠熠闪光，显得与众不同，有时我觉得这双眼睛能洞察我的心灵。
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之后，我正想开始叙述俄国国内我们党的工作状况，但是他也象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样，马上就阻止我说：您连续讲许多话是有害的，以后慢慢再讲，不用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竭力鼓励我说：我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您的病治好，不过您千万别灰心。
第二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过当时在那里的谢·尤·巴哥茨基[3]同志，介绍我去找那时克拉科夫的一位著名医生、大学副教授兰道大夫。大夫替我作了检査，并劝我到瑞士去治疗。
后来我在克拉科夫还逗留了一些时候，因此有机会每天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就他与我都感兴趣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交谈。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全力以赴地从事党的工作：大量阅读和写作，并且每天晚上十一时左右亲自到火车站去寄自己发往俄国的邮件（为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报刊撰写的文章、供布尔什维克代表用的发言稿、有关党的工作指示和其他材料）。
不久我动身去瑞士。在送我去火车站的路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再三叮嘱，要我写信告诉他治疗过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给住在伯尔尼的一些俄国布尔什维克侨民写了信，要他们尽快地妥善安排我的治疗。
我在瑞士逗留得相当久，这期间经常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来信中询问我的健康状况，劝我少考虑工作，多注意治疗，有时他也告知一些政治方面的消息。这样的信我收到相当多，可是1914年11月我们在彼得格勒被捕的时候，这些信件全部销毁了 （这些信件连同其他材料都被我们付之一炬）。
6月末我已经痊愈了，身子也结实了，于是我打算返回俄国去，但是突然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使我未能成行。
德国与奥地利的边境已经封锁，因此，在走之前需要花很长时间来打听，还有哪些路线可以去俄国。这时我住在莱兹根别墅村。
有一天，我收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奥地利发来的电报，要我如有可能给他寄一些钱去。在这之前，我曾收到从彼得堡寄给我的杜马代表薪金，我就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电汇寄去五百法郎。在这以后，几个与我有联系的俄国政治侨民突然遭到瑞士警察的逮捕；第二天，当我在一位被捕的俄国政治侨民家里，坐在别墅的小台阶上时，忽然出现了几个骑自行车的、我从未见过的家伙。他们一再驶近小台阶，并且极为放肆地、粗野地盯着我看。这一情况十分可疑，但是我没能想到这些人会是密探。我没有这样去猜疑，因为我当时认为瑞士是一个最“民主的”国家。
许多政治侨民毫无道理地遭到逮捕，这使我觉得十分意外。那时我不相信，在瑞士会出现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暴戾行动，尤其是“不经宣布原因”就实行逮捕的恶劣行径。
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父母之邦”的俄国的专横暴虐的景象在我眼前浮现。从那时起，“世界上最自由的瑞士民主”的声望在我眼里已经一落千丈了。
第二天被捕的人获释了，这之后盯我梢的暗探也不再出现了。后来打听到，确实有人不折不扣地怀疑我们从事替俄国效劳的间谍活动，原来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通信成了这一事件的因头。那时担任伯尔尼警察局局长的社会民主党人斯格拉根在使被捕者获释上起了作用，他向瑞士警察当局解释说，对政治侨民的上述控告完全是荒谬的。
后来得知，原来还准备逮捕我，但由于我有代表头衔，怕引起“外交上的纠纷”，才没有下手（他们没有想到，我所属的党是沙皇制度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此不会因逮捕我而发生任何“外交上的纠纷”的。
稍晚一些时候才得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收到我寄的钱。只是通知他说，“有一笔汇款是寄给他的，但是不能发给他，因为他是与奥地利交战的国家的国民”。
与此同时，事态迅速发展。各交战国的社会党的领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国际，这在旅居瑞士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中间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并在它中间形成了两种极为明显的针锋相对的观点。普列汉诺夫、阿列克辛斯基[4]和其他一些人采取了护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立场，而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则坚定地站到了反对战争和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立场上。
这时我又住在伯尔尼，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在那儿。他作为与奥地利交战的国家的国民，遭到奥地利当局的逮捕，获释后刚从奥地利来到伯尔尼。抵达伯尔尼后的第二天，即8月24日（旧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当地一个布尔什维克小组举行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对待战争的态度的报告。会议是在城外的森林里举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一切关于保卫祖国的言论都是沙文主义，在战争中对沙皇政府的任何援助都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因此我们必须利用沙皇政府在军事上的一切困难来跟它作最坚决的斗争。接着他说，必须在世界各地进行宣传，以便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所有交战国的工人应当掉转枪口去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和本国政府。
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作的以我们党对待那时已经开始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为题的首次演说。这次演说为我们党在当时这个重要问题上提出了基本的策略方针，这一方针为稍晚一些时候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三十三号上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
载于费·尼·萨莫伊洛夫：《过去的足迹》1964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60—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