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党的第二次与第三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我们对吸收新生力量这项工作做得不够积极，受到了列宁的批评。应该承认，我们挑选工作人员的确十分谨慎，生怕敌对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当工作遭到挫折时，我们往往会埋怨人手不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封信里是这样写的：
“需要青年的力量。我真想建议把那些敢说没有人材的人当场枪决。俄国的人材多得很，只是必须更广泛和更大胆地、更大胆和更广泛地、再更广泛和再更大胆地把青年组织起来，不要对青年存戒心……抛掉一切因循守旧、循规蹈矩之类的旧习气吧。到青年中去建立数以百计的前进派小组并鼓励它们竭尽全力来工作吧。”[2]
列宁在这段十分精辟的话里流露出他对俄国无产阶级的雄厚革命力量怀有坚定的信念和热切的期望。
1904年我因中央北方局的案件被捕。那时，林格尼克[3]、克努尼扬茨、鲍曼[4]等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都关在塔甘监狱。
1904年11月，经过绝食斗争以后，我被交保释放。但还有一部分因我们的案件被捕的同志依然关押着。
根据新的刑法典我们的案件应该由高等审判厅公开审讯，而不是象以前那样通过行政系统由宪兵局处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法庭上应该采取什么态度，遵循什么策略？我受同志们的委托带着这些问题去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回信（《给绝对者的信》）中提出了如他所说的所谓“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这封信的附言充满了巨大的关怀和对我们的热情鼓舞。他说：
“向库尔茨、鲁卞、鲍曼和全体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不要灰心！我们的事业现在进行得很顺利。我们终于和破坏分子分手了。我们和退却的策略也割断了关系。现在我们正在进攻……祝你们身体健康精神饱满！！”[5]
1905年9月，我被派往日内瓦去负责中央委员会的事务工作。到日内瓦后，我马上就去“伊里奇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以及她的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住在一起。
我到他家时，只碰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马上把我领到公用房间里去，这是一间既当厨房又作餐室的房间。他向我提了好多问题：彼得堡、俄国、彼得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情况怎样？后来他突然站起来说：“等一下！”我以为我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到餐具橱跟前，从里面拿出一只茶壶，灌上水，把煤气灶点着，铺好桌子，做好喝茶的一切准备，然后才同我继续谈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自己料理家务。他们家里有这么一个习惯：谁有空，就谁做家务。
列宁的一家人相处十分和睦。我回忆起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去世前不久对我谈起过的事。她谈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堡坐牢时的情况。在那些日子里，党有时安排一些假的未婚夫和未婚妻去同政治犯取得联系。通过这些“未婚夫”和“未婚妻”同犯人保持接触，因此这些犯人没有脱离政治生活。
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过自己姐姐告诉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要“未婚妻”到他那儿去一次。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我真不知道，该我去，还是叫另一个什么人去？结果我去了，原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确实是要我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评价很高，说她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说来，他所发表的文章没有哪一篇不同她商量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取汇报和向人家提问的风度是很独特的：在提问时，他把对方的思路纳入他所需要的轨道上去，使对方的回答触及他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在日内瓦第一次谈话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用这种办法向我了解我所能汇报的一切重要情况的。
恰好在1905年的春天和夏天，召开了医生、教师、律师等其他各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大会，成立了各种协会，组成了联合会。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了我们在这些代表大会上和协会里是怎样同自由派作斗争的情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完了我的汇报后说：
“您该给这里的俄国侨民[6]作个报告，讲讲这些情况。”
我感到有点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作过报告。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是说服了我，说这个报告很需要。在准备报告的过程中，我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一位多么出色的导师和同志啊。他耐心地向我指出报告的提纲和提要里的不足之处。报告会由他主持，在报告会将结束的时候，他又扼要地指出了我报告中的错误。
1905年10月20日（11月2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会议上，我第一次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报告。列宁讲的是俄国的政治事件。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报告里什么使我感到惊奇呢？出席报告会的不但有布尔什维克，而且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但是在整个报告过程中没有人提出反驳，也没有叫嚷声。报告结束后，主持会议的人问大家有没有问题。一个问题也没有提出来。怎么回事呢？难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真的完全同意报告的全部观点吗？当然不是！但列宁所作的报告的严密的逻辑性使他们都折服了。只是到了第二天，孟什维克才恍然大悟，对伊里奇在报告中所提出的观点进行疯狂的反驳。
就外观而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得很朴实。作报告时他常常踱来踱去；有时把两个大拇指插在腋下背心里，有时把伸着食指的右手向前一伸。后来在听普列汉诺夫作报告时，我不禁把他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一番比较。普列汉诺夫是个出色的演说家，他口才很好，声调抑扬顿挫，象演员那样手势很多，但他没有列宁那种逻辑性和说服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同志总是非常关心。我讲一件我个人生活中的事。那是在1905年10月底。当时我住在日内瓦的一个供膳旅馆里。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我那儿去，问起我们在莫斯科同鲍曼一起工作与一起坐牢的情况。我对他说，鲍曼那时被关在隔离牢房里，我们在监牢里想尽办法同他取得联系，使他了解各种事情。在高等审判厅拒绝审理我们的案件以后，我们就到处设法让鲍曼取保释放，但没有成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我讲完后就说：
“而娜嘉[7]倒设法使尼古拉·厄内斯托维奇获释了，但这不是什么喜事，因为他获释后不久便被黑帮分子杀害了。”
在讲了这番话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把一份载有鲍曼遇害的消息的英国报纸交给了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我同鲍曼的友谊，所以他不想让我从报上了解到鲍曼的死讯。
我在日内瓦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起工作的时间很短，因为俄国发生了革命，列宁在国外坐不住了。一有机会他就经芬兰回到了俄国。他到彼得堡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墓地去凭吊流血星期日的牺牲者。这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1905年一月九日事件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直到1906年1月我才重新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因为在他动身回俄国时，他交代我处理在日内瓦的所有具体事务。
在1906年这段时间内，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完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归来的情景。列宁离开斯德哥尔摩后中途在汉科停了一些时候，他在那里写一篇论立宪民主党人的文章。
那时我负责运送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国，并把他们接回俄国，也负责把从南方来的同志经过瑞典送往国外去购买武器，因为当时俄国南部的布尔什维克还在准备武装起义。
顺便说一下，在从南高加索来的同志中间有一位格鲁吉亚人。他给我讲了立宪民主党人在梯弗利斯活动的情况。听他讲完后，我想这个材料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文章会有用处，于是我就叫这位同志到列宁那儿去，但没有告诉他去见谁。过了些时候，这位同志回来对我说：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派我去见的是列宁？”
我回答说：
“如果你知道我叫你去见列宁，那你就要准备自己的汇报，这样你就不会讲得简单明了了。”
我回忆起党的代表会议的情形，这次会议先是在彼得堡的城外大街开的，后来转到捷里奥基去开了。在捷里奥基的会议上发言的有布尔什维克，也有孟什维克。[8]我还记得费多尔·唐恩[9]的发言。他对听众发表演说，好象旧时沙皇的将军对士兵讲话一样：常常要走到他们中间去。在他讲完以后，接着便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话。他讲得既清楚又形象。他讲完后同志们从四周把他围了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但是我们的领导人，同时又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我们可以向他倾诉自己的各种遭遇；向他提各种疑难的问题，不仅可以提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提个人的问题。
1906年国家杜马进行选举。彼得堡委员会同中央委员会一样已经统一起来。我们开展了抵制维特[10]杜马的鼓动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也是我掌握的鼓动员名单上的一员。我记得当时孟什维克因为他们在彼得堡没有这样的演说家而感到懊恼。
应该说一下弗·伊·列宁高度的纪律性。我有时约他到接头地点（当时我们都处于地下），通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作报告或发表演说，他从不失约，也从不迟到。第二天列宁总是很精确地告诉我：有多少人听了他的报告，提了哪些问题，在他去作报告的那个组织里有什么缺点等。
我再举一个其他时期的例子来说明列宁的组织性。那是1918年的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彼得堡迁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后不久。
在通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所的走廊里，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队长派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附属学校的学员在那里站岗。这个学校的不少青年学生没有亲眼见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警卫队长下了一道命令：没有通行证任何人不准进入列宁的住所。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人民委员会自己的办公室里去时，把长期通行证遗忘在家里了。午间，他有事要回住所去一下，于是他就去了。当他走近站岗的学员时，那个学员向他要通行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着他的住所的门说：
“这就是我的住所的门……”
学员回答说：
“我不知道。上级有命令：没有通行证谁都不准进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折回警卫办公室，领了一张临时通行证后才回到了家。
一昼夜的值班时间过去了。值班人员回到自己的班里向指挥官汇报了有个人没有通行证的事。这个指挥官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他听了汇报后就问这位学员：
“你知道你阻拦的人是谁吗？”
“我不知道。”
“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这个学员就抱着头奔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道歉去了。
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说：
“不，您用不着道歉。警卫队长的指示或命令在克里姆林宫的范围内就是法律。我作为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怎能不执行呢？这是我的过错，您是做得对的。”
我们这些对列宁比较熟悉的人，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超人的工作精神十分钦佩。我回忆起1917—1920年这段时期的几件事。那时我担任党中央书记，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或者玛丽亚·伊里尼奇娜[11]有时跑来对我说或打电话告诉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十分紧张，已经失眠了，应该采取措施。”
于是我就打电话给各个中央委员，作出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休假的决定。决定通过后，我就用电话通知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中央决定，要您休假若干天。”
这时，一个十分生气的声音在电话里回答说：
“您命令我什么时候开始休假？”
如果中央作了相应的决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不讨价还价的。有了假期后，他就去打猎，采蘑菇，钓鱼。他严格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决不工作。总的说来，列宁对待中央的决定是十分认真的。
列宁关心同志们健康的事是很令人感动的。例如，他很关心亚·德·瞿鲁巴[12]。瞿鲁巴同志不注意自己的健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一点是不能容忍的。他说，共产党员是国家的财富，浪费国家财富是不能容许的。起初，列宁写信给瞿鲁巴委婉地说，瞿鲁巴“对国家财富的态度越来越不可取了。”当这种劝告不起作用时，伊里奇就写了一份严厉的指令：
“由于亚·德·瞿鲁巴对待国家的财富采取不爱护的态度（曾两次发作），对他进行第一次警告，命令他立即回家……列宁”。[13]
当弗·伊·列宁了解到费·埃·捷尔任斯基[14]累得吐血还不肯休息时，他就打电话给我，建议中央作出决定，要捷尔任斯基到纳罗佛明斯克休假两星期。那时在纳罗佛明斯克有一个莫斯科郊区最好的国营农场，这样，捷尔任斯基可以在那里吃得很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细节都想得很周到，他甚至考虑到在这个国营农场里没有电话，所以捷尔任斯基就不能打电话到莫斯科来，这样他就有可能好好休息。人民委员会的各个地方是否都放上了给来访者用的水瓶和杯子，弗·伊·列宁连这件事也考虑到了。
那时，中央委员会书记不但要管政治事务，而且还要管供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打电话给我，要我给某某同志一顶帽子，给某某同志一双靴子，又给某某同志什么东西。第二天他必定要检查是否照他的指示去办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异常谦虚。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履历表上有一栏：“懂哪几种语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这样填的：“懂英语、德语、法语（懂得不多）、意大利语（懂得很少）”。
1920年，在第二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发言时批评了德共领导的错误和意大利人塞拉蒂[15]的路线。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到德共的问题时用德语讲；后来谈到塞拉蒂的错误时，他马上就用法语讲。我那时也出席了这次在克里姆林宫安德烈耶夫大厅里举行的会议。我现在还能回忆起当时会场上发出的惊讶声。外国人简直不能想象，一个俄国人，刚刚讲的一口漂亮的德国话，还熟练地掌握法语。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说的外语“懂得不多”的真相！
还有一个说明列宁谦虚的例子。他非常爱好音乐。他的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16]钢琴弹得很好，孩子们经常听她弹钢琴。1919年或1920年，有一次在亚·德·瞿鲁巴那里举办音乐晚会。一位钢琴家弹了一首列宁很熟悉很喜爱的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我走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跟前问他，对这位钢琴家的演奏是否满意。
他回答说：“干吗要问我！我的意见有什么作用？我不过是一个音乐爱好者罢了。”
反对机关中的文牍主义和滥发文件的现象是列宁工作作风的一个特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了一个指示：凡是可以用电话解决的问题不要用发文件的办法来解决。他自己就身体力行，只要有可能，就直接用电话下达指示。
列宁十分重视接见来访者的工作，他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关心来访接待工作。如果他与某某同志约好了接见时间，早晨他知道在约定的时间不能接见，那他就亲自（而不是通过秘书）给那位同志打电话，说明在预定的时间他不能接见，重新再约定他可以接见的时间。如果接见某某同志的时间到了，而紧急事务（那时紧急事务很多）不可能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接见来访者，那他就派他的秘书到接待室对来访者说：“不要等了，不用坐着白白地浪费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无法接见您。”然后秘书还必定同来访者约好什么时候这位同志再来，并把他的电话号码记下，以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他打电话。
我还记得一件也是在1919—1920年间的有典型意义的事，这件事同记者有关。那时纸张非常缺乏。《真理报》只出两个版面，用的是棕色包装纸。而编辑部收到的材料和信件却很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下达了一个指示，要求登在《真理报》上的每一篇文章要尽可能地写得简短些。记者们开始发牢骚了，但事实上是可以写得简练一些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重视时间因素。党中央的会议一般定在上午十时召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宣布开会不迟于十点一刻。发言的时间是严格规定好的，一般只给两分钟。发言时列宁看着表计算时间。开会时随意交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不允许的。有人刚要开始说话，他马上就伸出手指，发出嘘嘘声，并示意要人家“写下来”。如果您想要告诉别人什么事，那就写下来，不要说话，以免影响别人。所以开会时交换意见的小纸条很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面主持会议，一面为自己做总结作必要的笔记，有时还写小纸条同与会者交换意见。开会时不允许吸烟，离开会场那就更不允许了。那时很多吸烟的人象小学生一样坐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办公室里的一只荷兰式大炉子旁边，对着通风口吸烟。当要进行表决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俏皮地眯缝起眼睛，幽默地说：
“烧炉子的老师傅们有什么意见？”
我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农村的情况是非常关心的，如果从农村来的同志告诉了我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我就叫他们去见列宁，从我这儿转去的人往往能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对这一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习以为常了。他的秘书常常打电话对我说：
“某某同志要求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您接待一下，同他谈谈。如果您认为他能提供什么新的情况，那就叫他来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果没有什么新的情况，那就由您替他解决困难。”
其实，尽量减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负担是我们的责任。应该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个很快乐又很直爽的人。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常常可以听到阵阵笑声，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笑声常常会引起所有其他人的愉快的情绪。
有一段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病了，我有些日子没有见到他。后来，在一次例会上我见到了列宁，就问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的身体怎样？不过，不用问，看得出来健康情况良好，因为眼睛挺机灵。”
他愉快地大笑起来。
“你们听斯塔索娃[17]在说什么！她说我的眼睛挺机灵……”
我记不清是在1919年还是1920年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给了我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我推辞说，我不过是一个组织员，要完成这一任务在理论水平上我感到不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俏皮地眯缝着眼睛问我：
“您同‘工人思想派’斗争过吗？”
“斗争过。”
“同‘经济派’斗争过吗？”
“斗争过。”
“同孟什维克呢？”
“也斗过。”
“同取消派呢？”
“也斗过。”
“那您就去执行这个任务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这些问题是要告诉我，学习不仅靠书本，而且要在实际生活中学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不倦地教导我们：要深入地研究生活，密切联系人民，熟悉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掌握群众的丰富经验。
弗·伊·列宁五十寿辰那天，我病了，没能见到他。但是我想送一件能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高兴的礼物。我翻找了我的东西，找到了著名漫画家卡里克[18]的一幅漫画，——民粹派米哈伊洛夫斯基[19]的庆寿图。在一张铺着绒布的桌子旁边站着十分激动的米哈伊洛夫斯基，他一只手里拿着摘下的夹鼻眼镜，另一只手里拿着刚刚用来擦眼泪的手帕。米哈伊洛夫斯基周围站着尤沙柯夫[20]、米雅柯金[21]、司徒卢威[22]、亚·米·卡尔梅柯娃[23]；在桌子前面则站着两个小孩：一个穿着水兵上衣的小男孩；另一个是差不多年龄的小女孩，她的小辫子象条老鼠尾巴。这是“小马克思主义者”向民粹派祝贺来了。我给列宁写了一封信，说米哈伊洛夫斯基庆寿时，我们还在幼年时期，而现在我们已经是个大党了，这一切都得归功于您的工作和您的天才的领导。列宁很喜欢这幅漫画。
同志们告诉我（因为我没有参加莫斯科委员会举行的大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个由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组织的祝贺他五十寿辰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把这幅漫画给到会的人看了。他在讲话时讽刺了人们在他生日里对他的歌功颂德，他扼要地回顾了我党走过的历程，讲到我党面临的困难，号召大家不要陶醉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切忌骄傲。这次演说也象他的全部活动一样，生动地表明了他所具有的特点：无比的谦虚，对形势有清醒的估计，对歌功颂德和空话连篇的作风嫉恶如仇。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364—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