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弗·伊·列宁在日内瓦和巴黎的会见

经过七个月的监禁之后，1904年初春，我从彼尔姆监狱获释了。跟我同时关押在那里的还有我的兄弟以及其他同志，罪名是我们加入了彼尔姆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出狱后，我立即又投入了革命工作。然而才过一个月，就明摆着我难免再次被捕，于是彼尔姆的同志们便帮助我逃往国外。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去萨马拉秘密接头的暗号；到萨马拉之后，我拿到了一张前往边境小城苏瓦乌基的介绍信，在那里将替我作好出境的安排。
　　通过国境这件事简单得令人好笑，可也花了十五个卢布。据向导告诉我说，这笔钱相当大一部分是边防哨所长官得的，而国境边上的小兵就只分到二十戈比——买一瓶伏特加酒的钱。我越过一道不很宽的小河，只几分钟工夫就到了德国的领土上了。我的向导把我送到德国小城戈利达普，在那里我按照在苏瓦乌基时给我指定的地址找到一位当裁缝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他家里宿了一夜。第二天，他帮我弄到了一张火车票，我就上柏林去了，随后从柏林到了日内瓦。
　　到日内瓦之后我没有马上同弗·伊·列宁见上面。我按照给我的地址来到卡鲁什街，在那里碰到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1]同志，我把他错当成列宁了；他作了自我介绍后对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2]眼下并不在日内瓦，不过他们很快就会来的。
　　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非常亲切地接待了我，并建议让我到布尔什维克党的书刊发行部去工作，那个部是由他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主管的。发行部也设在卡鲁什街（我们称之为“卡鲁什卡”）。我在那里见到了维·米·韦利奇金娜^[3]（邦契—布鲁耶维奇）、马·尼·利亚多夫^[4]和他的妻子莉·巴·曼德尔施塔姆、弗·弗·伊林、潘·尼·勒柏辛斯基^[5]和奥·波·勒柏辛斯卡娅以及许多党的工作人员——布尔什维克。这都是些非常好的同志，我同他们交往不仅很愉快，也很有益，因为有助于我认清政治侨民的纷繁复杂的生活环境。
　　来日内瓦之前，我对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分歧的实质和程度还没有清楚的认识。但就我们能了解的不很多的情况来看，我们是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因此，我来到日内瓦以后，我的全部同情都在布尔什维克一边，而且立即加入到他们中间去了；也许，与其说这是根据充分的了解，还不如说是出于本能吧。只是当我在日内瓦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党的书刊，特别是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这部著作以及与老同志们交谈之后，我才对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分歧的深度和不可调和性有了透彻的了解。
　　日内瓦政治侨民的情况非常紧张和复杂。布尔什维克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与孟什维克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孟什维克推行分裂政策。孟什维克立场在思想上的无原则性决定了他们无论在国外政治侨民中，还是在俄国国内所推行的行动路线。他们在书刊上和会议上千方百计地诽谤布尔什维克；指责列宁，说他搞专制，想把全部党权抓在自己手中，搞波拿巴主义，总之把一切不可饶恕的罪戾都加在列宁头上；欺骗国内的党组织；想方设法破坏布尔什维克在日内瓦组织的会议；一旦要开会通过什么决议案时，他们就玩弄偷天换日的手法篡改表决结果。一言以蔽之，他们没完没了地制造无谓纠纷，吹毛求疵地搞派性争吵，闹得人有时无法容忍。孟什维克追逐每一个从俄国来的工作人员，企图把人家拉到自己一边来，为此甚至不惜使用蛊惑人心的手段。
　　1904年夏天，我一到日内瓦所面临的就是这种紧张而又艰难的侨民生活环境。
　　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回到了日内瓦，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久久盼望的与列宁的第一次会见终于实现了。这次会见使我终生难忘。列宁的沉着坚毅和一贯的朝气勃勃，他的意志力使我感到惊讶。列宁仿佛置身于那些纠纷之外，无限超然于它们之上。他以高度的原则性和对所捍卫的观点的坚定信念来对抗孟什维克的无原则性。他阐明了布尔什维克立场的实质，阐明孟什维克观点在意识形态上是站不住脚的，是机会主义的。
　　在日内瓦逗留期间，我差不多天天都在不同场合遇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无论作为一位英明的领袖，还是作为一个极好的同志，或是他在那样复杂的环境里待人接物所持的恰如其分而又似乎特别温和的态度，总是使我叹赏不绝。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同俄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以及其他布尔什维克组织进行秘密的通信。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在争取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斗争时期，信件一个月多达三百封。她建议让我担任她这项工作的助手，我欣然同意了。
　　在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块儿工作的过程中，我喜欢上了她。她一向沉稳、娴静、和蔼可亲、时时关怀并乐意帮助每一个同志。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具有渊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党的工作经验。侨居国外期间，她在列宁的直接指导下，每天同地下党组织通信，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这一重要和艰巨的工作。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面收到从俄国寄来给列宁的大量信件和通讯稿，一面便把我们地下组织的情况详细地报告列宁。她是列宁的好帮手，她对职业革命家当中的人才了如指掌，同志们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党内化名她都一一记得很清楚，她善于肯定每一个党的工作人员的长处。
　　跟俄国通信是一项繁重而辛勤的工作，它包括这样几个步骤：首先，收到的信件要分拣；每封信都要显影；信中用密码写的部分要解译出来并加以重抄。其次，寄到俄国去的信要拟好内容，把最机密的部分译成密码，再把全信用化学方法写在事先准备好的，内容不会引起保安局怀疑的，用普通墨水写的信件的行间。来信中的密码部分常常有错，这就需要动好多脑筋才能把它们解译出来。也有这样的情况，由于上一封信寄丢了或者组织遭到了破坏，来信换了一种新的、不熟悉的密码，要弄明白是什么意思则又是一件难事。有时，用化学方法写的信没有显出来，那时就得通过“信箱”要求重写一封寄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密切注视着同俄国的通信。那些信通常由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以列宁的名义执笔，或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动手写。其余的事务性工作，当我在日内瓦的时候，是由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我两个人分担做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党的各个委员会写的信件，意义非常重大。那些信团结和联合了这些委员会，起了总领导的作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迫不及待地盼望这些信，怀着激动的心情阅读它们。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办理“信箱”这项工作。在秘密工作条件下设“信箱”是至关重要的。它以简洁的形式和只有收信人才懂的用语发指示、提建议、询问消息、告知哪些信件收到，哪些信好久没有收到，某一封信解译不出来等等情况。在布尔什维克停办了自己的报纸的那个时期（1903年11月至1904年底），没有地方可以登载“信箱”，但一俟《前进报》问世后，差不多在每一号上又办起了“信箱”。有时“信箱”占的篇幅很大。例如，《前进报》第九号上，“信箱”就占了将近二十九行。下面就录一则内容不太多的、刊登在1905年4月21日《前进报》第十五号上的“信箱”内容作为例子：

　　我每天一早去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那里，白天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工作。“伊里奇一家”那时住在道维特街（我们称之为“道维特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她的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住在一套只有两个房间（每个房间仅一个窗户）、一个厨房的简朴的住所里。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是一位十分讨人喜欢的老太太，她几乎从来不曾跟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分开过，直到去世都同她住在一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待她非常好，而她也格外地疼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家的日常生活极其俭朴。全部家务——买菜、做饭、收拾房间都由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一个人担当。她总是很安祥，从不手忙脚乱；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体贴。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常抽空帮她的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常对我说，做家务并不使她受累——这点儿算不了什么——而必须经常想着这件事反倒是个负担。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她母亲住一个房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另一个房间。两个房间的陈设都很简单，跟普通工人家一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房里放着一张铁床，上面铺着棕垫，一张不很大的桌子和两三把椅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里接见从俄国来的同志们，同他们进行谈话。他要看书写作的话就上公共图书馆或读书会去，那里有很好的工作条件。他一大早出去，回来吃了午饭以后又去，直到喝晚茶时才回家。我记得“伊里奇一家”吃午饭是在下午四点。偶尔我也接受他们的盛情邀请留下来吃饭，工作特别忙时甚至还留下喝晚茶。那些日子对我是特别珍贵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平时总是心情愉快，常开玩笑。他逗引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要她相信对一个重婚者最严厉的惩罚便是他有两个岳母。无论吃饭还是喝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概不谈工作。他吃起来胃口挺不错，从不挑挑拣拣，看来他对吃些什么是满不在乎的。
　　我很欣赏这个家庭特有的和睦、协调的气氛。这种气氛是建立在髙度的原则性、共同的精神情趣、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之上的。
　　我同多数俄国政治侨民一样，通常在勒柏辛斯基夫妇开的饭馆里就餐。这家饭馆从早到晚顾客盈门。事实上这里是布尔什维克的俱乐部。同志们在这里碰头，交谈新闻，争论一番，下下象棋，听听报告。从俄国来的同志首先第一个去处就是勒柏辛斯基夫妇开的饭馆。这里放着一架租来的钢琴。晚间我们常听谢·伊·古谢夫^[7]演唱歌曲，听彼·阿·克拉西柯夫^[8]拉小提琴，我为他俩伴奏，有时也找个什么钢琴短曲弹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常到这里来。古谢夫是最积极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天生一副动听的男中音嗓子，音乐天赋很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满意地听他演唱达尔哥梅日斯基^[9]、鲁宾斯坦^[10]、柴可夫斯基的抒情歌曲。
　　我演奏的钢琴曲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喜欢贝多芬悲怆奏鸣曲第八首作品十三号（即所谓小热情奏鸣曲）。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听完这支曲子之后走到我跟前对我说：“您应该学习”。这话使我吃了一惊。“意思说，是可以的罗？！”——我心里想。在我刚刚踏入青春时代的时候，曾迷恋过皮萨列夫^[11]的著作。我背下了他这样的一段话：“艺术界里哪怕只有一个目不识丁的人，它就会象一个手上戴着金手镯的裸体野人”（这是我凭记忆摘引的）。这段话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于是，我离开了我当时正在那里就学，并以优异成绩即将升入高年级的音乐学院而进了别斯图热夫学校。可是突然——竟是谁呵？！——列宁说：“您应该学习……”然而，一直到差不多十年之后我才得以回过头来搞音乐。
　　克拉西柯夫用小提琴演奏勃拉加的《小夜曲》和拉夫的《抒情曲》等一些不太复杂的曲子，是不错的。莫斯科大逮捕时，彼·阿·克拉西柯夫侥幸没有被抓去，这以后，在6月底他就到日内瓦来了。我见到他时，他刚从火车站来，跟潘·尼·勒柏辛斯基走在一起，手里提着一只小箱子和一把装在盒子里的小提琴。一位从密探和宪兵的魔掌下挣脱出来，手里带着一把提琴偷越过国境的职业革命家——这在我眼里显得有点非同寻常。克拉西柯夫是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谈了会上的好多趣闻，谈了在俄国的工作以及他土生土长的西伯利亚的情况。在同孟什维克进行辩论时他的发言总是很成功，善于钻对方的空子，抓住最薄弱的地方，准确地给予打击；他机警、灵活、尖刻而有分寸。正因为如此，孟什维克才这么不喜欢他，而他则在党内得了个雅号叫“簪子”。
　　有一次克拉西柯夫建议我组织一个三—四个同志的小组，由他来教我们怎样按指定的题目写普通的或秘密的传单。参加小组的除了我之外，有索尼娅·阿法纳西耶娃——她是我关在基辅监狱时的难友；瓦利娅·卡萨特金娜，当时是日内瓦大学医疗系的学生，后来，到1905年，成为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秘书；以及还有一个什么人。我们当中谁也不想在日内瓦长久地呆下去，而在俄国会写传单是非常用得着的。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克拉西柯夫的建议。但这个小组活动了不多久就没有再搞下去，因为这个主意出得有点不切实际。
　　晚上我们有时在“兰多尔特”咖啡馆消磨时间。那家咖啡馆专为俄国政治侨民设了不很大的一处雅座，有一个单独出口跟一条胡同相通。晚上我们在那里喝啤酒，边喝边谈边争论，或者下象棋玩。只有布尔什维克才上“兰多尔卡”^[12]去，至少，我在那里时就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孟什维克。我下棋多半是跟古谢夫，而克拉西柯夫则在一旁观战助兴，还老是一个劲儿地打岔妨碍我们。有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跑来杀一盘。有几次我曾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13]两个人一道在那里坐了一两个钟头。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是1904年9月下半月或10月初刚出狱不久来日内瓦的。我们相互认识以后，马上就成了好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她去世。1905年我在彼得堡因革命工作的需要经常同她见面。十月革命以后，玛丽亚·伊里尼奇娜随苏维埃政府迁往莫斯科，住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所里。她无限热爱列宁，是他的亲密的朋友。那几年我们天天见面。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何关心她的事讲给我听。逢到潮湿天气，他就要查问她是否穿上了套鞋；看到她显出疲倦的样子，就问她是否“操劳过度”了。有一次，在克里姆林宫的院子里，我碰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在散步。我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打起雪仗来。这场快活的游戏一直进行到我把雪球扔得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满领子都是才罢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到她跟前，关心地替她把雪擦干净，免得灌进她脖子里边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病期间，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都没有离开过他。她是一位无限忠于党、把全副精力和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献给了革命的职业革命家，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37年6月上旬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突然患了重病，随后一直昏迷不醒，于6月13日去世。
　　我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她的党内化名叫小狗熊）常骑自行车到日内瓦郊外去兜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跟我们一起去。有一天傍晩，我们三个人骑车经过郊外一个什么地方，我们走的是一条田间小路，很窄，两旁都有一道不很深的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骑在头里，我跟在他后面，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在最后。小路微微向下倾斜。我是才学会骑自行车的，还不懂得可以使用后刹车，而前刹车又失灵了，这样，我的车就失去了控制，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朝前面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冲过去。我嚷了起来：“我要撞上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到我的喊声回头一看，发现有危险，就朝沟里拐了过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及时地跳了车，但他的自行车掉到沟里摔坏了：车把歪了，不能再骑了。我未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丝毫责备或懊恼的表示，这就更加使我感到难堪，埋怨自己心慌意乱，竟没有想到应该赶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前面把自己的车拐进沟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面愉快地跟我开着玩笑，一面把我们领到不远的一座教堂附近的一条长椅旁边。教堂里传来了簧风琴的乐声。我们坐在长椅上听了一会儿音乐，然后，推着自行车步行回到了城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喜欢骑车作这样的郊游，他多半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去。这些活动对他至少是一种休息，换一换那由于同孟什维克关系越来越紧张而变得令人焦躁和紧张的环境。
　　潘·尼·勒柏辛斯基那些著名的漫画使得令人不安的紧张状态一度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6月份，孟什维克的《火星报》上出现了马尔托夫针对列宁《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写的文章：《前进还是后退？》马尔托夫宣称列宁在政治上已经死了，于是就给文章加了个小标题：《代悼词》。潘·尼·勒柏辛斯基的漫画《老鼠葬猫》是对孟什维克《代悼词》的回击。这幅画是他画得最好的漫画之一。潘·尼·勒柏辛斯基笔下的老鼠画得活象马尔托夫、唐恩、波特列索夫^[14]等几个出名的孟什维克。说明词借用了茹可夫斯基^[15]的童话《老鼠和青蛙的战争》的结尾部分，配得很成功。这张漫画在日内瓦广为传播，人们交相传诵说明词里的某些句子。布尔什维克听了哈哈大笑，孟什维克听了则气得发狂。这幅漫画以笑这一致命的武器鞭挞了孟什维克，孟什维克对此是无力招架的。
　　7月，布尔什维克侨民的情况变得更加困难了。几名中央委员被捕以后国内中央委员会成员起了变化。新的中央委员会釆取了调和的立场并发表了坚持与孟什维克和解、坚决反对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反对争取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鼓动工作的声明（《宣言》）。列宁被解除了管理中央委员会国外事务的职务，而且，不经中央委员会会务委员会全体同意，不得出版他的任何著作。中央委员会不准布尔什维克的刊物运往俄国，而要求散发孟什维克的刊物。这一切引起了俄国国内党的工作的混乱。冲突接二连三地发生。日内瓦布尔什维克小组的人全都对业已形成的局面感到十分难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心情更是特别地沉重，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这一切将使精力白白地浪费掉，使俄国党的工作遭到全面的破坏，而这一切又是发生在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要求我党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的时候。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及他最亲密的同志们明白，对中央委员会分裂主义的《七月宣言》不能不予以反击。召集当时在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开一次小组会议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这次会称作“二十二个布尔什维克会议”。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弗·伊·列宁写的《告全党书》^[16]。宣言从头至尾充满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特有的对党的力量的坚定不移的信念，相信党有能力克服严重的危机，而且无论如何会走上正确的道路。
　　会议是在城外——日内瓦近郊的一个地方举行的。记不清是什么样的一幢房子了，但开会是在二楼，一间相当宽敞的大厅里。我无法确切地记得所有出席会议的人的名字了。1904年夏天我在日内瓦遇见过许多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人员。他们当中有卢那察尔斯基^[17]、波格丹诺夫^[18]、马利宁、沃罗夫斯基^[19]、卡尔宾斯基^[20]、伊林夫妇、彼尔武欣夫妇等。其中谁是会前就来了，因而也就参加了会议的；谁又是会后才来的，我说不准确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出席会议的人当中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维·米·韦利奇金娜、勒柏辛斯基夫妇、利亚多夫夫妇、彼尔武欣夫妇、彼·阿·克拉西柯夫、谢·伊·古谢夫、莉莎·克努尼扬茨。
　　《告全党书》对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必要性作了说明，认为这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可行的出路，并号召党的各个组织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它对俄国党的各个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活动起了重大的作用，使它们手中有了战斗的武器——争取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斗争纲领。10月，在列宁的倡议下，在俄国成立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进行筹备工作。
　　没有报纸，这给布尔什维克组织在工作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对领导国内党组织的工作影响特别大。
　　要办一份布尔什维克报纸的想法越来越吸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最亲密的同志们。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社（“弗·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尼·列宁出版社。出了一批寄往俄国的小册子，是由列宁、奥里明斯基^[21]、沃罗夫斯基、利亚多夫、波格丹诺夫和其他同志写的。但这些显然是不够的。需要有一份紧密联系党的各个组织、对俄国革命生活的种种事件反应迅速的报纸，一份指导性的、定期印行的机关报。
　　神经的极度疲劳迫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离开日内瓦去休养。大约从7月中到9月中他们徒步在瑞士的山区旅游，住在布雷湖边的农村里。整个这段时间，特别是8月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留在日内瓦的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马·尼·利亚多夫、潘·尼·勒柏辛斯基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他指导他们工作，通过他们收到来自俄国的信件。
　　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版布尔什维克报纸的计划看来已经完全成熟。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她的回忆录里说，她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布雷湖畔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同波格丹诺夫、奥里明斯基和彼尔武欣一起度过了 8月。在那里他们同波格丹诺夫商议好了写作工作的计划，“计划在国外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并在俄国开展召开代表大会的鼓动工作”。^[22]
　　我在8月底收到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来信也间接地证明了上述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尽可能快地（最好是今天）”把信寄给“所有我们的在俄国的朋友”。下面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笔写的那封应该寄往俄国的信的全文：“请立即收集所有各种通讯，并按我们的地址寄来，注明列宁收。我们也需款甚急。局势日益尖锐。少数派勾结部分中央委员，显然要准备变革。我们等待最坏的情况。详情不日再告”^[23]。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重复了一遍说这封信必须马上发出。接着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亲手写了应该把信寄去的十个地址：“总之，按所有完全可以信得过的朋友们的地址寄”。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集通讯稿是作新的布尔什维克报纸的素材用的。出版报纸的拦路虎是缺乏经费。但是11月里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跟一家法国公司谈妥了报纸纸张和印刷的贷款问题，而马·尼·利亚多夫则弄到一定数目的款子作为最初的经费。此外，以后还可以通过在国外和俄国国内出售报纸弄到钱。
　　这一切使出版报纸的事情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因此1904年12月初在日内瓦举行了布尔什维克小组会议，最终解决了出版新机关报的问题，一致通过它的名称为《前进报》，通过了弗·伊·列宁提出的关于该报出版的通知的全文。此外，还解决了编辑方面的一些问题和确定了编辑部的成员为：列宁、沃罗夫斯基、奥里明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这次会议上大家的情绪是高昂的。事情终于取得了进展而不再停留在原地不动了！开会时我也在场，我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高兴又激动，而且并非他一个人如此。所有的人都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前进报》继承了列宁旧《火星报》的略线。它在争取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斗争中以及在领导国内布尔什维克各地下组织、阐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分歧的实质和原则方面都起了巨大的作用。1904年12月2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玛·莫·埃森^[24]说：“现在我们情绪高涨，大家都拚命干。昨天发表了我们《前进报》出版的广告。所有的多数派都空前的欢欣鼓舞。令人厌恶的无谓争吵终于被打断了，我们开始同那些愿意干事而不想胡闹的人齐心协力地工作”。^[25]
　　《告全党书》的通过使布尔什维克的情绪大为高涨，但并没有使局势得到缓和。凡布尔什维克举行报告会，孟什维克总要组织捣乱，没有一次不是这样。记得有一次布尔什维克举行专题报告会，双方就差一点儿没打起来。孟什维克起哄捣乱，企图夺现金。我们怀着极度的反感离开了会场，同克拉西柯夫、古谢夫以及另外几个同志在日内瓦的街道上一直徘徊到天亮，大家都义愤填膺，激动到了极点。
　　我在日内瓦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最后一次演说是他的题为《地方自治派的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的专题报告。这次报告会是在“兵营”咖啡馆举行的。入场券上印着下列字样：“‘兵营’咖啡馆。晚上八时半准时开始。入场券编号：十二。列宁同志专题报告会。讲题：《地方自治派的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凭券入场。票价二十生丁。多数派专题报告组织委员会。会议主席：弗拉·邦契—布鲁耶维奇。日内瓦”。
　　列宁的专题报告是为批判1904年11月出版的《火星报》编辑部致各党组织的信（《仅供党员阅读》）而作的。在这封信里孟什维克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政治运动计划，以便对为宪法说好话的自由资产阶级发生彩响。孟什维克提出组织人数众多的工人示威游行使自由资产阶级增加勇气。他们提出用支持自由主义立宪运动来代替提出革命要求的工人示威游行。
　　列宁对当了资产阶级尾巴的孟什维克作了揭露，指出孟什维克竭力想使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表示屈从，甚至为了讨好资产阶级而要求“减少无产者的勇气”。对政府组织群众性的冲击，而不是同地方自治派签订协定——列宁这样规定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最近期的目标。现实生活很快就证实了列宁路线的正确性。1905—1907年革命期间自由资产阶级暴露了他们自己是一股反革命势力的真面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专题报告时热情奔放。他把孟什维克，就象我们常说的，狠狠地“剋”了一顿。孟什维克简直气疯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报告被印成小册子寄往俄国国内。
　　我们大家都异常振奋：1905年1月4日《前进报》创刊号终于出版了。我收到这份报纸时人已经到了巴黎。
　　1904年12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派彼·阿·克拉西柯夫到巴黎去当俄国布尔什维克小组的书记以加强该组的工作。约两个星期之后我也到了巴黎。一开始的时候巴黎使我看得傻了眼。偌大的城市，车水马龙的街道，众多的历史纪念碑、博物馆、鲁佛尔宫^[26]、卢森堡宫^[27]，陈列馆里的雕塑和绘画展览……一切都很新奇，使人眼花缭乱。但不久，最初的印象就变得淡薄了，接着便开始觉得在这个人口集中的大城市里有点儿空虚和令人犯愁。俄国侨民人数并不很多。在巴黎居住了多年的老同志有菲拉托夫，年轻的有贝尔、英别尔、娜嘉·舍维林娜、拉希利·里夫林等同志。
　　这里没有日内瓦那种组织之间的紧张斗争，也较少碰到孟什维克。但在日内瓦能摸到俄国革命生活的脉搏的跳动，而在这里就不行。为俄国国内党组织牵引提线的中心人物——列宁——也不在这里。
　　同日内瓦，即同国外中心的联系大都通过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进行。所有党内的最新消息都由她告诉我们。同她的通信十分频繁。她的来信往往很长，谈到了从俄国得到的消息以及日内瓦发生的事情，还常寄书刊来，其中包括日内瓦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社出的一些小册子以及寄给巴黎小组和准备“装在信封里”寄到俄国去的《前进报》。常常有同志从日内瓦来，带着书刊和一幅幅绘画（复制品），里面巧妙地贴有布尔什维克的铅印出版物，交由我们邮寄到俄国去。所有那些出版物那时都印在一种很薄很薄，几乎可用来卷烟的纸上，这样，往俄国寄的时候就省事得多了。常来巴黎的有沃罗夫斯基、邦契—布鲁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埃森（男爵以及他的弟弟布尔）等。
　　1905年1月或是2月，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由日内瓦寄到巴黎给我的信中，有一封信谈到了国内某些党组织情况不太妙的消息。她希望《前进报》能改变各地方组织的情形。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写道，重要的是多派些人到俄国去，钱是有希望得到的，但暂时还没有。
　　“听说彼得堡有十七个孟什维克被抓。敖德萨的情形不赖，叔叔^[28]最近在那里。那里孟什维克陆续去了十四个人，戴夹鼻眼镜的小老鼠季^[29]也在内。那地方成立了一个八人宣传小组——四个孟什维克加上四个布尔什维克，但看上去发展的趋势多半将是：各地通过分裂的途径，分别成立孟什维克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委员会。
　　本地新闻有这么一些：马尔托夫在日内瓦做了一次关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专题报告，内容空洞，索然无味，就象是对五年级中学生做的报告。报告对各种辩论，对新《火星报》的新计划竭力避而不谈，弄得本来打算发表意见的沃伊诺夫^[30]再怎么想说也只好作罢了，因为没什么好反驳的……我们的人组织了一系列的小组：组织组、鼓动组、宣传组、技术组。工作搞得很有生气，会议都作了记录。目前很有意思，也挺有成效，就不知以后会怎样……”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希望我们搞好把书刊装在信封内分寄到各地去的工作。“这项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况且，其他侨民区在这方面又搞得很糟糕。如我们对莱比锡也曾抱过很大的希望，从那里寄出去的却主要是《火星报》（！！）伦敦则一声不吭等等”。另外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要求把从巴黎寄出的布尔什维克书刊的收件人地址统统告诉她，而且，如果有记录的话，那就把给什么人寄过什么东西也附上；她答应也把新地址寄来，“不过，重要的是利用这些地址……”^[31]
　　把书刊装在信封里或用印刷品挂号寄往各地时，即使在巴黎这样的大城市也只能釆取每次寄一点点的办法，一天一两件，免得到了边境上发生问题。每天不断地把“信封”寄出去，换句话说，也就是俄国国内的党组织收到载有列宁的指导性文章的刚出版的报纸，现在当然很难想象这工作有什么意义。这条“小运输线”是我们在巴黎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是很认真地去完成它的。
　　我们应做的工作还包括在政治侨民中间散发布尔什维克的书刊，迎接和安排外来的（多半来自日内瓦）同志们，组织收费的、设有小吃部的晚会（晚会收益上缴给经费一向拮据的党的会计处）。
　　一月九日事件使整个侨民区动荡起来。我们急不可耐地等着从俄国传来的一件件新闻。成群结队、通宵达旦地徘徊在巴黎灯光如昼的“林荫大道”上。我们不时跑到各报社的编辑部去看看有没有来自俄国的最新电报。似乎是既离不开同志们，更无法安静地坐在家里或者去睡一觉。向往回国的心情更加强烈了。
　　一月九日事件几天之后，我们出席了特罗卡杰罗宫大厅的群众集会，会上饶勒斯^[32]就一月九日事件发表了演说。可以容纳一万人的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饶勒斯在台上几乎象跑一样迅速走动着，他按照法国人演说的习惯，用的是一种慷慨激昂的、朗诵似地拖长了的声调。俄国听众对此是不习惯的，但炽烈的演说词深深地感染了与会者，所以，当饶勒斯讲完了的时候，全场激奋而有节奏地高呼起口号来，连续喊了有好几分钟之久：“刽子手——尼古拉！刽子手——尼古拉！”这番情景是十分动人的，但是当我们走出宫来时，看到入口处前面站着警察马队。在法国，无论怎样大声喧闹也好，发表革命言论也好，只要关起门来在室内搞，便是宪法所许可的，但是在街上举止必须循规蹈矩……上万个人镇静自若、不慌不忙地退到街上，各人分散干自己的事去了。
　　一连几天我们提着募捐箱在晚会和音乐会上向观众募捐“救援一月九日事件死难者”的款子。每天早晨我们都焦急地抢最新的报纸看，急于想知道彼得堡发生的事情。沙皇刽子手们枪杀赤手空拳的工人，造成大批伤亡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使我们大为震惊。我们的心时时向着日内瓦。很想知道日内瓦的同志是怎样对待俄国来的消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如何评价俄国发生的事情的。这事件意味着什么？是开始革命了吗？
　　过了很久很久，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她的回忆录里作了如下的追述：“一月九日事件的消息是第二天早晨传到日内瓦的。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往图书馆去，路上遇见了去找我们的卢那察尔斯基夫妇。我还记得卢那察尔斯基的妻子安娜·亚历山大罗夫娜的样子，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无可奈何地摇晃着皮手笼。我们决定到勒柏辛斯基夫妇开的侨民饭馆去，凡是听到彼得堡事件的消息的布尔什维克都本能地纷纷赶到那里去。大家都希望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人们彼此都不说话，那时大家都太激动了。人们唱起了：‘您为革命而牺牲……’。大家都是一脸全神贯注的表情。人们都意识到：革命已经开始了，对沙皇的信仰已经消失了，现在‘暴政即将垮台，……人民站起来’的时代迫近了。
　　我们也象那时住在日内瓦的一切侨民一样过起独特的生活来：一号一号地读着当地的报纸——《论坛报》。
　　伊里奇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到俄国去了。”^[33]
　　几天之后，我们兴奋地看了《前进报》第四号的社论。列宁对彼得堡发生的事件的描述和分析读上去就象是革命的宣言。还有谁能写得象列宁那样好呢？谁也不能！

　　社论号召全体公民立即武装起来，做好准备、组织和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
　　随着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出版和流传，国内布尔什维克的阵地越来越巩固了。对各地方委员会来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思想分歧变得更加清楚、明白了。孟什维克企图用无原则的纷争、组织上的混乱和以虚伪的报道蒙蔽国内各委员会的手法来模糊这些思想分歧。但他们却一步步失去了他们的地盘。他们叫嚷说代表大会必然会导致分裂。
　　俄国的党组织越来越坚决地要求召开代表大会。鉴于这种情况，在国内的调和主义中央委员会于1905年3月12日（25 日）与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商定共同发表《告全党书》，宣布他们已就共同组织召开代表大会达成了协议。这份协议书的最后一点指出：“中央委员会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认为党总委员会在《火星报》第八十九号上公布的反对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不能成为停止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的理由”。这是布尔什维克在道义上的彻底胜利，是党性对小组习气的胜利。
　　中央委员会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告全党书》刊登在1905年4月5日《前进报》第十三号上，是印的单页。在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来信里可以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最亲密的同志们对它的反应。

　　1905年的3月和4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作特别紧张，他正在加紧进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他在日内瓦就筹备第三次代表大会问题发表演说；为《前进报》撰文；准备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就代表候选人的提名问题给国内党组织发信，建议既要邀请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也要邀请孟什维克委员会出席代表大会；还要在日内瓦参加筹备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的各种会议。与此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巷战的战术进行了研究和周密的思考，因为俄国正在开展人民革命。
　　4月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在巴黎的克拉西柯夫。克拉西柯夫将代表国外组织委员会参加代表大会，在动身之前，他应该先到列日去讲一讲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劝他“买一张有效期四十五天的环行票，巴黎——列日等地——巴黎”并规定了对待代表的方针：“我们对待代表的方针应该是非常和平的方针，因为我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会贏得一切（在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对手却相反”。^[36]
　　4月2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前往伦敦出席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持的是库尔斯克和敖德萨委员会有表决权的委托书^[37]；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也去参加代表大会了。
　　1905年春，大概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伦敦期间，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来到了巴黎。我记不得那回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是为什么事来的，在巴黎呆了多长时间。我只记得我们常常到拉雪兹神父墓地去，久久地坐在公社战士墙对面的小山岗上。1871年凡尔赛当局在这座墙附近枪杀了一千五百多名巴黎工人——巴黎公社最后的保卫者。我们俩促膝谈心，交流了将来工作的计划。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讲了好多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事情。
　　回到日内瓦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有关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孟什维克代表会议作了一次指导性的报告。
　　6月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到巴黎。在来之前他先写了封信给我，内容如下：

　　礼堂租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报告也作了。除了作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之外，我不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巴黎是否还有别的什么事情要办。他这次在巴黎呆了至少三天。有两个晚上他没事就上剧院看戏去了。第一次是菲拉托夫同志出的主意，他对巴黎非常熟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大歌剧院去听歌剧，但听后并不满意，感到乏味得很。第二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了“弗利·贝尔热”剧院，是我和克拉西柯夫同他一起去的。上演的是风格轻快的小戏。记得有一出戏名叫《巴黎的脚》。帷幕低垂到膝盖高度，从幕的下面可以看到不同职业、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一双双脚打台上经过：工人、制灯匠、女裁缝、神父、警察、小铺掌柜、巴黎花花公子等等。这些脚特别典型，因而决不会认不出那是什么样人的脚，不知不觉就在头脑中勾画出了这个人物的全貌。那情景是非常荒谬可笑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住地纵声大笑——只有他一个人会笑得那样富于感染力。这天晚上他得到了很好的休息。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后不久，克拉西柯夫被派到几个国外侨民区去巡回作有关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的报告；我回到了日内瓦，打算在近期内动身到俄国去。果然，过了没多久，我就在日内瓦搞到了一张家住尼古拉耶夫城、名叫萨拉·尤特科夫娜·杰尔巴林吉盖尔的护照。护照已逾期五年，这样，到了边境上为这张护照恐怕就要付许多钱。但同志们给我出主意，让我到时候随口给报一个瞎编的地址，就说我住在尼古拉耶夫某某地方，接下来就说要等到了目的地之后，登记换护照时再付钱。
　　1905年7月我带着一些秘密书刊动身经由柏林回俄国去了。经过边境时有一阵子感到有点紧张，提心吊胆的。“会出事吗？护照会不会露马脚？”但一切都很顺利，我重新又回到了祖国。我到普斯科夫跟家里人短暂地聚了聚，随后就来到了革命的彼得堡。

载于莉·亚·福齐也娃：《弗·伊·列宁的生活片断》1967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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