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里扬诺夫一家人对我都非常热情，但是我听了多尔哥夫的话以后，当然首先想看看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说老实话，起初我甚至有点失望，因为他是个并不显眼的青年，看上去比他实际的年龄要大些；虽然应当说，他那双眯缝着的、闪烁着特殊光芒的眼睛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几乎整个晚上没说话，只顾跟多尔哥夫下象棋。直到我要回家而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1]又不放心让我一个人步行到城市的另一端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自告奋勇要伴送我。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沿着萨马拉又脏又暗的街道一起走路的情景。我说第一次是因为后来我们常常这样一起走路：每次我晚间从乌里扬诺夫家回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要伴送我，于是我同他就谈个没完，争个没了；不过争辩的多半是我。现在还是回过头来谈第一次一起走路的情最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详细地问我是怎样和为什么来到萨马拉的，当他知道我是因雅各宾—布朗基[2]派案件被流放，我是一个雅各宾派[3]时，他对这个情况非常感兴趣，他似乎把我当成了一个研究对象。一般地说，当我回忆萨马拉时期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我总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当时不仅研究马克思，他还利用一切机会，一切交往吸取以往革命运动的经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把我送到家门口，还进到我屋里，在这第一个晚上我同他就辩论了很久。话题从雅各宾派转到车尔尼雪夫斯基[4]，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又转到马克思。我记得，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我说了一些非常胡涂的话，但又不肯放弃自己的意见，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平心静气、坚信不移地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略带讽刺但决不使我难堪地驳倒了我，这就给我上了短短的，但是很好的一课。我们分手的时候态度很友好。我当然打过这样的主意，要使他相信雅各宾主义，刚试着这样做，马上就感到这是极端困难的事。不过我们的友好交往并未停止。每星期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要见两次面。在我到乌里扬诺夫家去的那些日子（这总是在星期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要送我回家；在星期三前后他又到我家来一次，带给我尼·—逊的书，有时还把他自己写的东西读给我听。我和他经常谈起“夺取政权”的问题，而且谈得很多，——因为这是我们雅各宾派极感兴趣的题目。根据我的记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和愿望都没有提出过异议，他只是怎么也弄不明白——我们想依靠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民”；他开始详细地解释说，人民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人民是由一些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的阶级组成的，等等。
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凡的工作能力曾经使我大为惊讶。我通常是在傍晚到乌里扬诺夫家里去，同安娜·伊里尼奇娜[5]和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一起度过晚上的时间，我不大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总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功，只有在喝茶和吃晚饭的时候才走出来。我几乎没有进过他的房间，连他家里的人也很少到他的房间去；只记得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到他那里去得最多，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把她带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尽管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我还是记得很清楚：房间不大，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书桌和书，很多的书；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我看见在他的书桌上，除了马克思的著作以外，还放着一些统计资料，而且是地方自治机关出版的。星期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在自己的房间里工作，直到吃午饭的时候才走出来；吃饭时同马·季·叶利札罗夫[6]（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丈夫）说几句话，向我打听打听新闻。午饭后通常总有人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坐下来下象棋；他试着教我下棋，但我在这方面是个笨学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起初有些生气，后来干脆不教我了。有时在星期日，我们，也就是叶利札罗夫夫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和一些常到乌里扬诺夫家来的青年人（阿·巴·斯克利亚连柯[7]、阿·亚·别利亚科夫和安·莫·卢卡舍维奇），常常结伴去看望亚·伊·李万诺夫和他的妻子维·尤·维坦（他们夫妇俩因一百九十三人案件被流放过）。这样的访问都是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起的，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那么聚精会神地听着维·尤·维坦叙述她那些简单但有时是离奇的往事，我觉得很惊奇。
我还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省自治局的统计工作者伊万·马尔科维奇·克拉斯诺彼罗夫[8]家去过一两次。我曾经在克拉斯诺彼罗夫家给孩子们上过课，记得有一次我上完课出来，在过道里竟碰上了马·季·叶利札罗夫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使我感到很意外。叶利札罗夫一面同克拉斯诺彼罗夫打招呼，一面指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们俩冲着您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克拉斯诺彼罗夫谈话的时候，我不在场，但听叶利札罗夫后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这位老民粹派克拉斯诺彼罗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克拉斯诺彼罗夫甚至到1917年还没忘记这件事。
令人费解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有些论敌一开始就对他不友好，尽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他们辩论时从不进行人身攻击。也许他们感到他比他们高明，而他们又不甘心认输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相反，他是个真正的战略家，对每一个新人都很注意，都很感兴趣，从对未来的战斗有用这个观点出发，把他作为一个士兵来评价，而所作的评价很少是错误的。我记得在萨马拉的那段生活中有过这样一件事。1892年春天，我的好朋友、我的同志、当时的雅各宾派罗曼诺娃从外地来看我。罗曼诺娃是个聪明人，是个很好的演说家，但她的理论水平比较低，因此在辩论时她多半只能用老一套来对付。她到萨马拉来看我，我当然首先把她带到乌里扬诺夫家去，一路上我说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许多好话。由于这些好话，她骂我是雅各宾原则的叛徒，但尽管如此，她对乌里扬诺夫一家还是很感兴趣。她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好象见过两次面：一次是我们到乌里扬诺夫家去，另一次是她在我家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我家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反对派当中还有这样一些人，他对他们说不上喜欢不喜欢，而是对他们不感兴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沃多沃佐夫[9]就可以算在这一类人里面。沃多沃佐夫也是我们的难友，也就是说他也在萨马拉接受行政流放。他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相反。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把自己的全部知识都用到实践中去，而沃多沃佐夫却是个枯燥无味的长了两条腿的辞典，是个塞满了书本的提箱，对别人很少有用处。我有点为知识白白浪费掉可惜，就动员沃多沃佐夫给萨马拉的青年做一次专题报告。根据我的记忆，冬天他在他的住处做了一个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出席了这次报告会。他以沃多沃佐夫的反对者的身份，对沃多沃佐夫的过于“议会主义”（我找不出别的字眼）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我不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有什么特别尖锐的地方，但我记得沃多沃佐夫对这次辩论一直心怀不满。开头一个时期，也就是从1891年秋天开始，沃多沃佐夫到乌里扬诺夫家去的次数相当多，后来就不大去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大去乌里扬诺夫家，他回答说，在他们家里他感到“无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兴趣跟沃多沃佐夫来往，大概他跟沃多沃佐夫在一起也是感到无聊吧。
载于《弗·伊·列宁在萨马拉（1889—1893年）。回忆文集》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6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