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学习起来轻松愉快。从低年级起他就是优等生，而作为优等生，他每年升级都获得一等奖。当时的一等奖是一本封面上烫有“品学兼优”金字的书和一张奖状。他之成为优等生，除了卓越的天资外，还在于他专心致志地学习。父亲从他小时候起，就象教育他的哥哥和姐姐一样，教育他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学习，曾亲自检査他们在低年级时候的学业。终日辛勤劳碌的父母的榜样，特别是哥哥萨沙[1]的榜样，对小沃洛佳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萨沙是一个非常严肃、善于思考、严于律己的孩子。他不仅性格坚强，而且处事公正，关心别人，和蔼可亲，弟妹们都非常爱他。沃洛佳什么都学哥哥的样，甚至我们都取笑他，因为无论问他什么问题，他的回答始终只有一个：“跟萨沙一样”。如果说在童年时代榜样总是很重要的，那末，年龄稍大一些的兄长的榜样比成年人的榜样更为重要。
沃洛佳尽管爱淘气，很活跃，但由于他养成了认真对待学习的习惯，所以上课总是专心听讲。那时他的教师们都说，他上课专心听讲，加上天资聪明，所以他在课堂上就能很好地掌握新教的课文，在家里几乎不用温习功课。我记得，他念低年级的时候，往往很快就把功课做完了，接着就淘气起来，翻筋斗、打虎跳，妨碍在同一间屋子里学习的哥哥和姐姐。父亲有时就把他领到自己的书房里去检査他的功课，照着本子从头到尾考问他拉丁语的单词，沃洛佳通常都能答出。童年时他还读了许多书。有人把各种新出版的儿童图书和杂志寄给父亲，我们也从图书馆里借书。
妹妹奥利娅[2]（生于1871年11月4日）是沃洛佳玩儿时形影不离的伴侣。她是一个十分聪明、伶俐和活泼的女孩子，四岁时就随着沃洛佳学会了看书，学习起来也毫不困难，又很专心。此外，奥利娅性格上的某些特点象她的哥哥萨沙，她是非常勤劳的。记得沃洛佳在中学高年级的一个班里读书时，听到奥利娅在隔壁房间弹钢琴，翻来复去地弹着练习曲，他对我说：“她学习的劲头可真叫人佩服啊”。沃洛佳意识到这一点，便开始锻炼加强自己的劳动能力。在以后的年代里，他的劳动能力使我们大家都深感惊异。也正是这种劳动能力，加上他卓越的天资，帮助他获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乐意把自己的知识告诉同学们，他经常给他们讲解难懂的功课、习题、作文以及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翻译。在中学的最后两个学年，除了自己的功课之外，他还给一个教师（楚瓦什人）上课，帮他准备毕业考试，以便进入大学。他教课是免费的，因为这个教师没有钱交费。而且，尽管学生天分不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是帮他准备好了功课。这个教师通过了考试，终于能在大学里学习他所喜爱的数学了。
我自己还要以亲身经历的事实，谈一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教师的情况。虽然他比我小五岁多，而且那时还是个中学生，我在高等女子学校却接着就要念毕业班了。然而是他帮助我弥补了一个缺陷。1886年春天，我得通过几门课程的考试，其中包括整整三年内所学的拉丁语。拉丁语是当时历史语文系的必修课。在古典教育占优势的年代里，拉丁语的教学往往流于形式，我也跟多数女大学生一样，是把它放弃的。青年学生在中学毕业后，当然都想学一些更实际的切合社会需要的东西，而我为了不学拉丁语，甚至曾经想要转学到莫斯科的高等学校去当旁听生。在放弃这个计划之后，我不得不认真学起拉丁语来。我打算在寒假期间把它补上，但什么也没来得及做。父亲去世（1886年1月12日）后，我的各门功课都进展得特别缓慢，拉丁语更是毫无进展。就在这个时候，沃洛佳提出要帮助我学习拉丁语，尽管他自己在中学七年级读书，功课很多，而且他还要给楚瓦什学校的教师奥霍特尼科夫上课。一个不满十六岁的少年，就这样毫不犯难而又乐意地挑起了这副新的担子。青年人往往一时冲动承担起某项工作，但一遇到困难就丢下了，而他不仅把教课的工作承担下来了，而且教得十分认真、耐心，要是3月份我不到彼得堡去的话，他还会一直教下去的。他教得认真细致，生动有趣，很快就把我吸引到这“讨厌的拉丁语”中去了。我要学好多东西，要读完并译出尤利乌斯·凯撒的《论高龄》[3]，而主要是弄懂并能够解释所遇到的复杂的拉丁语法的各种规则。当然，我感到不好意思，因为我不能独立地克服自己的缺陷而要求助于弟弟，弟弟却能学好各门功课。我在一个上中学的弟弟的指导下学习，多少不免会产生一种爱面子的虚荣观点。但我们的学习进行得生动活泼，任何不好意思的感觉都很快就消失了。记得沃洛佳有时津津有味地向我指出拉丁语文体的某些妙处和特点。当然，由于我对这门语言知道得太少，鉴赏不了这些妙处和特点，所以学习的重点更多地放在讲解拉丁语特有的各种语法形式，如表示目的的动名词和动形词（动形词和名词），讲解作品中便于记忆的格言和诗歌，如（动形词）：
| G utta cavat lapidem N on vi sed saepe cadendo; Sic h o m o sit doctus N on vi sed m ulto studento. 滴水穿石， 不以强力而靠常滴； 人之博学， 不以强力而靠勤学。 |
记得我向沃洛佳提出过一个疑问：在这样短的期间能学完中学八年的课程吗？沃洛佳安慰我说：“你知道，中学里由于教学安排得不合理，拉丁语这门课程才要花八年的时间，一个自觉的成年人，是完全有可能在两年内学完这八年的课程的。”他并向我证明说，他能在两年内教奥霍特尼科夫学完拉丁语课程，而且后来确实学完了，尽管奥霍特尼科夫学习语言不过中人天资。我们的课程进行得生动活泼，兴趣盎然。他不是一个靠死记硬背考第一名的学生，他简直是一个善于发现语言特点和妙处的青年语言学家。
因为我原来对语言学也有兴趣，所以我很快就被征服了。我们的学习是在沃洛佳愉快的笑声中进行的，这使我进步很快。这年春天，我顺利地考完了三年的课程，过了几年，拉丁语的基本知识又减轻了我学习意大利语的困难，而意大利语的学习使我挣得了工资收入，并尝到了很多乐趣。
有意思的是，有些现代作家认为列宁的文笔同罗马古典作家的文笔有相似之处（参见埃亨鲍姆[4]、雅库波夫斯基和蒂尼亚诺夫[5]在《左翼艺术战线》杂志[6]上的文章）。
1886年，沃洛佳还没有满十六岁，他父亲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就去世了。一年后，家里又遭到了另一个重大的不幸:他所热爱的哥哥亚历山大因参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接着于1887年5月8日处决。这个不幸事件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使他得到了锻炼，也迫使他更严肃地去思索革命所应走的道路。本来，亚历山大·伊里奇就己在民意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徘徊了。他读过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承认马克思指出的发展进程（这可以从他草拟的党纲[7]中看到）。他领导过工人小组。但当时还不存在进行社会民主主义活动的基础。工人人数不多，他们不集中，政治上也不开展，那时知识分子很难去接近他们，加上沙皇专制统治的压迫十分厉害，谁要是稍微同人民有些接触，谁就被投入监狱，放逐到西伯利亚。不要说是同人民接触了，就是大学生组织一些毫无危害的读书会和联谊会，这些组织也被解散，大学生则被遣送回乡。只有那些一心追求个人前程和安逸生活的青年人，才对这种制度无动于衷。比较正直和真诚的人都渴望进行斗争，首先是渴望哪怕能稍微动摇那道把他们禁锢在狭小圈子里的专制制度的围墙。最先进的人当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但死亡吓不倒英勇不屈的人们。亚历山大·伊里奇就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当他感觉到再也不能忍受压迫着整个国家的暴政时，他不但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大学和喜爱的科学（那时大学打算聘请他当教授），而且毫不犹豫地献出了生命。他担负了制造炸弹装置这一危险的任务，并且，他想到的只是掩护同志们，所以在法庭上对此直认不讳。
亚历山大·伊里奇英勇地牺牲了。他的鲜血就象是革命烈火反射出来的光芒，照亮了跟随他前进的弟弟弗拉基米尔的道路。
这个不幸事件正好是在沃洛佳中学毕业那一年发生的。
沃洛佳虽然心情十分沉重，但他还是非常坚强地忍受下来了。他跟妹妹奥利娅一样，这一年在中学毕业时获得了金质奖章。
自然，我们家庭遭到的灾难也使家里的其他成员蒙上了阴云。当局自然是对弟弟极为怀疑的，因此大家都担心他们不会允许沃洛佳进任何大学读书。
当时辛比尔斯克的校长费·克伦斯基[8]非常器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跟一年前去世的他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也很要好，愿意帮助这个天才的学生克服这一障碍。因此，他在鉴定上写上了“品行优良”的最高评语，这份鉴定经校务委员会其他委员签名之后，由克伦斯基送往喀山大学。已故的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在辛比尔斯克是一个声望很高、受人爱戴和尊敬的人，因此他的家庭也得到很大的同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这个中学引以为荣的学生。对这一点，克伦斯基所作的鉴定是完全正确的。克伦斯基还正确地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所以这样，不仅由于他的才能，而且由于他勤勉、认真地完成作业，由于作为家庭教育基础的那种合理纪律培养出来的品质。
克伦斯基着重指出宗教是教育的基础，[9]并竭力强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过于孤僻”，“不爱交际”[10]，这当然是有目的的。克伦斯基说：“乌里扬诺夫的言行从未引起非议”，这话未免有点失实。弟弟一向大胆而淘气，他能准确地看出别人身上的可笑之处，常常取笑同学和某些教师。有一段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一个姓波尔的法语教师作为取笑的对象。
波尔这个人是目光短浅的花花公子，据说原来是当厨子的，他善于钻营，娶了辛比尔斯克一个地主的女儿做老婆，这才夤缘钻进了“上流社会”。他终日围着校长或视察员打转，正派的教师都瞧不起他。他最后老羞成怒，期中时坚持要给这个胆大妄为的学生的操行打“4”分。
由于当时弟弟已经是七年级的学生，这件事便有些严重了。1885年冬天我放假回家时，父亲把他的情况告诉了我，并补充说，沃洛佳向他保证，今后不再这样做了。
那些不肯顺从的青年，常常不就是因这样的一些小事而遭到开除并葬送了毕生的前程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待父亲和全家的态度，以及他非凡的才能，使他避免了这种后果。
考虑到以上种种因素（包括如克伦斯基所作的鉴定在内），母亲决定不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个人单独去上大学，而决定全家搬到喀山。
1887年8月底，我们在第一山原罗斯托娃住宅租了一个住所，过了一个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随同全家搬到了新委员部街的索洛维约娃住宅。
在“民意党”已被粉碎，社会民主党尚未在俄国诞生，群众还没有登上斗争舞台的艰难沉寂的岁月里，唯独大学生这个阶层没有象其他社会阶层那样，让自己的愤懑情绪消沉下去而不时釆取激烈的行动。大学生中不乏有正义感和感情炽烈的人，他们公开表示不满，想要起来进行斗争。因此，政府的魔掌对他们的压迫也就最为厉害。搜查、逮捕、放逐，这一切都最沉重地压在大学生身上。在1887年，这种压迫更为加重，因为这一年的春天在彼得堡发生了谋刺沙皇事件，而参加的人几乎全是大学生。[11]
大学里规定穿着制服，设立学监，进行严密的监视和特务活动，解聘自由思想比较强烈的教授，禁止成立各种组织，甚至象同乡会那种毫无危害的组织也不行，开除并放逐许多以前仅只引起过当局一些注意的大学生——这一切从学年开始的头几个月起，就使大学生的情绪激动起来。
从11月开始，各大学都掀起了当时叫作大学生“风潮”的浪潮，这股浪潮也波及到喀山。
12月4日，喀山大学学生举行集会，吵嚷着要求视察员到会场上来，否则就不走散。视察员来到后，大家向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不仅有跟学校有关的要求，而且有政治上的要求。当时弟弟曾把这次冲突的详细情况讲给我听，但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为他奔走的母亲说，视察员指出沃洛佳是最积极地参加这次集会的人中间的一个，他看到沃洛佳站在最前列，显得异常激动，好象还紧握着双拳。12月4日深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寓所中被捕，他同其他被捕的人（共四十人）一起在警察分局拘留了好几天。他们全都被逐出喀山。弗·维·阿多拉茨基[12]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后来告诉他，说在被捕后曾同押他走的警察分局长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小伙子，您干吗要造反啊？要知道您的面前是一堵墙。”
“是一堵墙，不过是一堵朽墙，只要一推就会倒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很快就发生了开除大学生的事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遣送到离喀山四十俄里的科库什基诺，即遣送到他外祖父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勃兰克自己购置的田庄里。当时他的姐姐安娜[13]（本文作者）也住在那里受警察的公开监视。她本来要到西伯利亚去受五年公开监视，经母亲提出申请，改为流放到这个村子里来。这个田庄的五分之一是属于我母亲的。田庄由两位姨母经管，我们全家（过了不久，母亲带着弟妹也搬到科库什基诺来了）住在一位姨母[14]的那个非常寒冷而且设备简陋的厢房里，度过了 1887年的整个冬天。
我们没有任何邻居，冷冷清清地过了一冬。一位表哥偶尔来过几次，再就是警察局长的光临，来检查我是不是在当地，是不是在对农民作宣传，——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人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读了许多书，因为已故的姨父[15]是位饱学之士，在厢房里有他的一个书橱，里面的旧杂志上刊载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章。此外，我们还向喀山图书馆借书，并订了几份报纸。我还记得，城里有便人或便车来，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件大事，我们是多么急切地打开那个朝夕想望的装有书报和信件的宝贵的筐子（一种本地编织的篮子）啊。托便带回去的筐子，也同样满满装着要还的书和要寄出的信件。我一直记着跟这有关的一件事。一天晚上，大家都坐着写信，准备邮件，因为第二天清早姨母的工人就要把放在筐子里的这些邮件拿走的。
我发现，平常几乎不写信的沃洛佳在匆忙地写着一封长信，情绪显得很是激动。整个筐子已装满了，母亲和弟妹们都就寝了，而我和沃洛佳还跟往常一样坐着在谈话。我问他写信给谁，原来，信是写给一个进了另一个大学（好象是南方的一个大学）的中学同学的。不用说，他在信里慷慨激昂地描绘了喀山的大学生风潮，问到了他们大学里的情况。
我就向弟弟表明，寄这样的信毫无意义，而完全是一种无谓的冒险，这样做会使他自己遭受到新的迫害。但要说服他总是不容易的。他情绪激动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得意扬扬地告诉我他赏给视察员和其他当权人物的辛辣词句；他笑我胆小怕事而不肯改变自己的主意。于是我就向他指出，寄一封这种内容的信到同学那里，会使同学遭到危险，这个同学或许也是被开除的或是受注意的，这样的信就会使他更加遭殃。
这时沃洛佳开始沉思起来，不一会儿就同意了我所说的后一个理由。他走到厢房里，不无遗憾地从筐子里取出了这封惹祸的信。
后来，在夏天，当我们同表姐谈到某件事的时候，我高兴地听到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声称，他感激我提出的一个忠告。这是在他重读了那封丢在箱子里好几个月的信并把它销毁之后的事情。
除了看书之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科库什基诺时还教弟弟做功课，有时出去打猎，冬天则去滑雪。不过，这可以说是他破天荒第一次跟猎枪打交道，所以整个冬天打猎一无所获[16]。我想，这是因为，他跟我的另两个弟弟一样，生性根本不是一个猎人。
但是，呆在雪盖冰封的厢房里，生活不用说是枯燥乏味的，沃洛佳抓紧学习的习惯这时又发挥了作用。这个使我们厌倦的单调的冬天过去之后，接着来到的是气候急剧变化的早春。我记得我们在乡村度过的这第一个春天的情景。我还记得，在隐没在空中不住啼鸣的云雀的伴唱中，在刚刚透出的新绿和布满山谷的皑皑白雪的掩映下，我同弟弟在附近的田野里久久散步和谈话的情景……
夏天，几个表哥来了，沃洛佳有了散步、打猎和下棋的伙伴，但他们都不掌握社会的脉搏，因而不能同沃洛佳谈得很投机。他们虽然年长几岁，但在沃洛佳犀利的言词和嘲谑的笑容面前都自愧不如。
从1888年秋天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获准移居喀山，母亲和弟妹们也迁移到那里去了。相隔不久，我也得到许可迁往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