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期间,在一切报刊上,在每次公众集会上,常常谈论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你们中间很多人,大概对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不仅相当熟悉,而且已经感到厌烦了。我一直没有机会在本区党的会议或一般的公众集会上讲话,甚至也没有出席过这些会议,因此,我很可能重复别人说过的话,也可能对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感兴趣的方面谈得不够详细。
  我觉得,在战争问题上,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人们常常忘记和注意不够,还引起很多也许可以说是毫无意义、徒劳无益的争论,这就是忘记了一个基本问题,即这场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爆发的原因是什么,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我在群众大会和党的会议上曾经用心观察过对战争问题的提法,因此确信,在这个问题上所以产生许多争执,正是由于我们在分析战争问题的时候,往往说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
  从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在社会主义者讨论应该怎样评价战争、应该怎样对待战争的时候,基本问题在于这场战争是由于什么引起的,是由哪些阶级准备并操纵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那种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的人。我们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在消除了人类的阶级划分之后,在消除了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剥削其他民族的现象之后,就必然会消除发生战争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在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我们必然会遇到一个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同这种阶级斗争所引起的民族之间的战争碰在一起的情况,因此我们不能否认革命战争的可能性,即由阶级斗争所产生、由革命阶级所进行并具有直接革命意义的战争。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尤其是因为近百年来、近125—135年来,欧洲革命史上除占多半的反动战争以外,也还有革命战争,例如法国的革命人民群众反对联合起来的君主的、落后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欧洲的战争。当今在西欧,以及最近在我们俄国,最流行的一种欺骗群众的手法,就是援引革命战争的例子来愚弄群众。有各种各样的战争。必须弄清楚,这场战争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的。不弄清楚这些,我们关于战争的一切议论势必都是纯粹的空话,都是纯粹字面上的和没有结果的争论。因此,既然你们要我讲战争和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我就来详细地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
  大家知道,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句名言出自这样一位著作家的笔下,他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过后不久,考察了战争史,从中得出了哲学教训。现在这位著作家的基本思想无疑已经为一切肯思考的人所接受。大约在80年前,他就反对了这样一种庸俗无知的偏见,即认为战争可以同有关政府、有关阶级的政治分开,某个时候可以把战争看成是一种破坏和平的单纯的进攻,接着又是恢复这种被破坏的和平。相互厮杀,又言归于好!这是几十年前就被驳倒的鄙陋无知的观点,对发生战争的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稍作仔细的分析,就可以驳倒这种观点。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某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某个阶级在战前长期推行的政治,这个阶级在战时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加以推行,只是变换了行动方式而已。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18世纪末,法国的革命市民和革命农民用革命手段推翻了本国的君主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在镇压了本国的君主之后,又用革命手段镇压了本国的地主),革命阶级的这种政治不能不彻底动摇欧洲所有其他专制的、皇帝的、国王的、半封建的国家。而战争也就成为获得了胜利的法国革命阶级的这种政治的必然继续,在这种战争中,欧洲的所有君主国结成了有名的同盟反对革命的法国,用反革命战争对付法国。当时革命的法国人民不但在国内第一次发挥了几百年内没有见过的最大的革命劲头,而且在18世纪末的战争中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巨大革命创造精神,他们改造了整个战略体系,冲破了一切旧的战争法规和惯例,建立了新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以代替旧军队,创立了新的作战方法。我认为这个例子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政论家目前经常忘记的东西,看到了他们是在利用完全不觉悟的人民群众的偏见和庸俗无知,而这些群众不懂得任何战争都与一个国家、一个阶级战前的政治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和历史联系。这个阶级战前就在统治,而且用所谓的“和平”手段来保证达到自己的目的。之所以说所谓的,那是因为它为了“和平地”统治殖民地而需要采用的那些镇压手段未必能称得上是和平的。
  欧洲曾是一片和平景象。这种和平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欧洲各民族对殖民地亿万居民的统治完全是靠连绵不断的战争来实现的。我们欧洲人不认为这些战争是战争,因为它们往往不象什么战争,而是对手无寸铁的民族实行最野蛮的摧残和屠杀。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了解现代的战争,首先就必须对欧洲列强的全部政治作一个总的观察。不应该抓住个别的例子和事实,从社会现象的联系中抽出个别事例总是很容易的,但毫无价值,因为相反的例子也很容易举出来。应该从欧洲各国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中抓住整个欧洲国家体系的全部政治,才能了解这个体系是怎样不可避免地造成这场战争的。
  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特别是资本家的报纸——不管是君主派的报纸还是共和派的报纸都一样——总是企图把与这场战争毫不相干的历史内容和这场战争凑在一起。例如,在法兰西共和国最常见的一种手法,就是试图把法国现在进行的战争说成是1792年法国大革命的战争的继续或类似那样的战争。现时最流行的一种欺骗法国人民群众、欺骗法国工人和全世界工人的手法,就是把当时的“习惯语”、当时的个别口号硬搬到我们这个时代来,企图把事情说成是,共和制的法国现在也还是在维护本国的自由而反对君主制。他们忘记一个“小小的”情况,就是1792年在法国进行战争的是一个革命阶级,它实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依靠群众空前未有的英雄主义彻底摧毁了法国的君主制;它奋起反对联合起来的君主制的欧洲,也只是为了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
  当时法国的战争是法国革命阶级的政治的继续,这个阶级举行了革命,赢得了共和国,以空前未有的毅力镇压了本国的资本家和地主,并且为了这种政治,为了继续这种政治,进行了革命战争来反对联合起来的君主制的欧洲。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两个资本主义强国集团联盟,是世界上几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它们几十年来的全部政治就是不断地进行经济竞争,以求统治全世界,扼杀弱小民族,保证势力范围已囊括全世界的本国银行资本获得三倍和十倍的利润。这就是英国和德国实际的政治。这就是我要着重指出的。任何时候都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如果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根本不能理解这场战争,那时,我们就会束手无策,被一切以谎言欺骗我们的资产阶级政论家牵着鼻子走。
  我们必须全面地研究和了解资本主义强国的两大集团(互相厮打的英国集团和德国集团)在战前整整几十年间的实际的政治。不然的话,我们不仅会忘记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而且会根本无法了解这场战争,我们会被骗子米留可夫牵着鼻子走。这个骗子现在正用各地都毫无例外地惯用的那种手法来鼓吹沙文主义和煽起民族仇恨;对这种手法,我在前面提到的克劳塞维茨早在80年前就评述过,早在那时他就嘲笑了这样一种观点:原来各民族和睦相处,后来互相厮杀起来了!似乎真是这样!不把战争同有关的国家、有关的国家体系、有关的阶级在战前的政治联系起来,难道能够说明战争吗?我再说一遍:这个问题是人们所经常忘记的一个基本问题,由于不理解这个问题,十分之九的关于战争的谈论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对骂和无谓的争吵。我们说,如果你们不研究两个交战国集团几十年来的政治(这种研究是为了避免偶然性,避免只抓个别例子),如果你们不揭示这场战争同战前政治的联系,你们就根本不能理解这场战争。
  这种政治一再向我们表明,世界上两个庞然大物即两个资本主义经济集团不断地进行着经济竞争。一方面是英国,它控制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土地,财富居世界首位,它创造这些财富不单是靠本国工人的劳动,而主要是靠剥削广大的殖民地,靠英国银行拥有极大的力量。英国银行比其他各国银行更先形成为数极少的——就那么三五个——大银行集团,支配着几千亿卢布,而且这种支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已经使得地球上没有一块土地不处在这个资本的魔掌之中,没有一块土地不被英国资本的千百条绳索缠住。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个资本已大大增长,活动范围已远远超出某些国家的界限,造成了拥有空前巨大财富的大银行集团。这个资本造成了为数极少的几家银行,于是用了几千亿卢布使这个银行网布满了全世界。这就是英国和法国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情况,法国的一些著作家,例如现在由一些前社会党人(如有名的金融问题著作家利西斯)所主持的《人道报》[44]的撰稿人,早在战前几年就针对本国的经济政策写道:“法国是一个金融君主国,法国是一个金融寡头,法国是一个全世界的高利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