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说，现在顾不得谈历史。是的，如果在某一个问题上过去和现在没有不可分割的直接的实际联系，那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关于不幸的和约，即极其苛刻的和约的问题，却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非加以说明不可。因此，我把1918年1月8日我就这个问题在我党近60名最著名的彼得格勒工作人员的会议上宣读过的提纲刊登出来。
　　下面就是这个提纲：
　　1918年1月7日

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113]


　　1．目前俄国革命的形势是这样的：几乎全体工人和绝大多数农民无疑都拥护苏维埃政权和它开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有保证的。
　　2．同时，有产阶级的疯狂反抗引起的内战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正面临着维护土地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最后的斗争。在这场战争中，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是有把握的，但是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必须付出巨大努力，必须经过一段任何战争尤其是国内战争必然带来的严重破坏和混乱的时期，才能把资产阶级的反抗镇压下去。
　　3．此外，这种反抗还采取了比较缓和的和非军事的形式，如怠工，收买游民，收买钻进社会党人队伍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来破坏他们的事业，如此等等。这种反抗是这样的顽强，而且能采取如此多样的形式，以致同这种反抗进行的斗争必然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拿几种主要形式的斗争来说，几个月内也未必能结束。不坚决战胜资产阶级及其拥护者的这种消极的和隐蔽的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4．最后，俄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组织任务十分艰巨，因而解决这些任务——由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人数众多而自己的文化水平又不高——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5．总括所有这些情况，可以十分肯定地得出结论说，为了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必须有一段时间，至少是几个月，使社会主义政府得以放手首先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且安排好广泛而深入的群众性的组织工作。
　　6．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应当是我们苏维埃政权确定国际任务的基础，因为战争第四年的国际局势使人根本无法估计，大概在什么时候爆发革命从而把某一个欧洲的帝国主义政府（也包括德国在内）推翻。毫无疑问，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的一切希望，都是以这种信心和科学预见为基础的。应当加强和展开我们的宣传工作，特别是组织联欢的工作。但是，如果把俄国社会主义政府的策略建立在预测欧洲的尤其是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会不会在最近半年内（或大致这样短的时间内）爆发这种基础上，如果这样做，那就错了。因为这是根本无法预测的，所以一切类似的做法在客观上都是盲目的赌博。
　　7．到现在，即到1918年1月7日，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平谈判已经充分说明，实质上已经向俄国提出最后通牒（随时都应该预料到而且必须预料到这种最后通牒会正式提出）的主战派，在德国政府（它完全控制了四国同盟中其他几国的政府）内无疑占了上风。这个最后通牒就是或者继续进行战争，或者签订兼并性和约，也就是说和约的条件是我们放弃我们所占领的一切土地，德国人则继续保持他们占领的一切土地，并且要求我们赔款（名义上是支付俘虏的给养费），其数目大约为30亿卢布，分数年付清。
　　8．现在俄国社会主义政府面临着一个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是立刻接受这个兼并性和约呢，还是马上进行革命战争。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不可能有任何折中的解决办法。再也无法继续拖延了，因为我们为了故意拖延谈判，已经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办法。
　　9．在考察主张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各种理由时，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理由是，单独媾和目前在客观上就是同德国帝国主义者妥协，是“帝国主义的交易”等等，因此这种和约是完全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的。
　　但是，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正确的。工人在罢工失败以后，同意不利于他们而有利于资本家的复工条件，这并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只有那些为了追求部分工人的利益而使资本家得到利益的人，才是背叛社会主义，只有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才是不能允许的。
　　谁把同德国帝国主义进行的战争称作防御的正义的战争，而实际上却得到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支持，并且对人民隐瞒同这些帝国主义者签订的秘密条约，谁才是背叛社会主义。谁一点也不向人民隐瞒，不同帝国主义签订任何秘密条约，只是由于当时没有力量继续作战，才同意签订不利于一个弱国而有利于某个集团的帝国主义者的和约，谁就丝毫没有背叛社会主义。
　　10．主张立刻进行战争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签订和约在客观上就成了德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因为这样不但使德国帝国主义能从我国战线上腾出军队，并且还能获得数百万名俘虏等等。但是，这个理由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现在进行革命战争，会帮助英法帝国主义达到自己的目的，使我们在客观上变成英法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英国人曾经直接向我军最高总司令克雷连柯建议，只要我们继续作战，他们每月可以发给我们每个士兵100卢布。即使我们不拿英法一文钱，但是，由于我们牵制了一部分德国军队，在客观上我们还是帮助了他们。
　　从这方面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完全摆脱同帝国主义的某种联系，并且很明显，不推翻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就不能完全摆脱这种联系。因此，正确的结论应当是：从社会主义政府在一个国家里获得胜利的时候起，解决各种问题时就不能从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较好这点出发，而只能从发展和巩固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有利的条件出发。
　　换句话说，现在我们策略的基础，不应当是这样的原则，即现在帮助两个帝国主义中的哪一个较为有利，而应当是这样的原则，即如何才能更加稳妥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能够巩固起来，或者至少可以支持到其他国家也起来响应。
　　11．有人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反对战争的人现在已经变成了“失败主义者”，并且请求我们不要向德国帝国主义让步。但是，我们只承认针对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失败主义，我们始终反对同“友好的”帝国主义结成正式的或事实上的联盟去战胜其他帝国主义，这种办法是根本不能容许的，也是完全无用的。
　　可见，这个理由不过是上述理由的改头换面。如果德国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建议我们把缔结单独和约拖延一定的时候，并且保证在这期间在德国发动革命，那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许就不同了。但是，德国的左派不仅不这样说，反而正式声明：“你们能坚持就尽量坚持吧，但是，解决问题要根据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因为关于德国的革命，我们无法作出任何肯定的承诺。”